二、韵文

拜占庭韵文的源头也在古代。但与散文不同的是，散文以古希腊古典文学，尤其是阿提克文学为典范，而韵文则以亚历山大文学为典范。此中原因在于拜占庭人很少写个人抒情诗，亦少写戏剧，很少有人去模仿萨福（Ψάπφω，约前630—前572年）、阿尔克罗科斯（Ἀρχίλοχος，约前680—前645年），甚至品达（Pindar，前522—前443年）都缺乏崇拜者。人们模仿的是希腊化时期的诗人，如赫利奥窦罗斯、阿契琉斯·塔提奥斯（Ἀχιλλεὺς Τάτιος）47、阿斯克勒皮阿德斯（Ἀσκληπιάδης）、珀瑟狄珀斯（Ποσείδιππος）、琉善、龙格（Λόγγος）。作品则模仿铭体诗、颂歌、教谕诗、讽刺诗、励志诗，还有罗曼斯（传奇）。其中，教谕诗的源头稍早些，可以上溯到伊索克拉忒斯（Ἰσοκράτης）48的《致德莫尼库斯》（Ad Demonicum）。此外，就内容而言，拜占庭人自创了一种诗歌，即乞讨诗；就体裁而言，他们创造了“政治体”、箜塔曲（κοντάκιον）以及卡农（κάνών）。

上面这些诗体并非同时产生。铭体诗与颂诗最早，出现于4—7世纪。铭体诗之复活，正值教会文学蓬勃兴起，铭体诗正适合其需要。因而，这段时期也是拜占庭学院诗派鼎盛时期。此后，则是教会诗歌兴盛。12世纪后，通俗诗歌兴起，讽刺诗和打油诗（παρῳδία）、励志诗继之而起，乞讨诗、罗曼斯和哀歌，则为拜占庭国家的灭亡送行。

铭体诗

铭体诗源于古典墓志铭，一般由哀歌体的双行对句组成，很适合拜占庭的装饰性及机巧性的趣味，能满足对艺术小珍品的要求。它并不要求作者的诗意何等崇高，而重在技巧和孕育尽可能多的警句。拜占庭铭体诗分为两派：一派是异教和人文主义诗派，另一派则是基督教诗派。前者代表是阿噶希亚斯（6世纪），以及穆提莱奈人赫利斯托佛罗斯（Χριστόφορος ὁ Μυτιλήνη，约1000—1050年）；后者代表是格奥尔基奥斯·皮希德斯（Γεώργιος Πισίδης，7世纪）和瑟奥窦罗斯·斯透狄忒斯（Θεόδωρος ὁ Στουδίτης，759—826年）两者之间则有几何学家约安尼斯（Ἰωάννης Γεωμέτρης，935—1000年）。这三代人的作品代表了拜占庭铭体诗发展的三个阶段。阿噶希亚斯惯用古典的六音步长短格诗体。其诗模仿古人，技巧圆熟，有感染力，略显浮夸，尤其是他那些略带色情味道的小诗，但他的诗歌内涵丰富，超过当时其他铭体诗人。其诗部分保存于《帕拉亭文献集》中。瑟奥窦罗斯·斯透狄忒斯与阿噶希亚斯截然相反。他为人真诚，学识渊博，善于观察自然与生活，情感温和；他的作品表达简洁，摆脱了对古人单纯的模仿，其诗有文明史价值。几何学家约安尼斯兼具上述两人特点，他同时担任世俗的与教会的职务。其诗有一种普世性质，既接受古代希腊成果，又有深深的宗教气氛。他最好的诗歌描写了他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和现实，也表现了他自己的气质。

颂歌

歌功颂德，在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以前，大概是免不了的。农耕文化时代，尤其如此。拜占庭也不例外。“颂歌”一语，往往又称“恩括密翁”（ἐγκώμιον），多半是就其内涵而言，可以颂人，亦可颂物，当然，颂物的目的，还是颂人。至于诗体，似乎并无定格，可长可短。如鲍罗斯·希冷提阿利奥斯（Παῦλος ὁ Σιλεντιάριος）49歌颂圣索菲亚大教堂（Ἅγία Σοφία），皮希德斯颂太子，便是如此。不过，歌功颂德并不等于诗人们的人格低下，因为不仅像普瑟罗斯和曼努埃尔·霍罗波罗斯（Μανουὴλ Ὁλόβολος）等宫廷显贵，就连人格比较独立的尤斯塔修斯50和米哈伊尔·阿阔米纳托斯也有这类作品。这是罗马帝国传给拜占庭帝国的修辞学传统，对专制政权做迫不得已的让步，才不至于冒犯公众趣味。

赞美诗

赞美诗在古代，本来也包括在颂歌里，但后来逐渐分化出来，专门颂神。到了拜占庭时期，基督教统治地位确立以后，赞美诗更成为神的专利品。拜占庭的赞美诗早期包括一切圣咏，如新约福音书里的赞词，也可称作赞美诗。后来逐渐只有新作品才能称为赞美诗。4世纪劳迪凯利亚会议和6世纪布拉格会议，禁止赞美诗用于祈祷以外的其他目的，更确立了赞美诗的崇高地位。现存最早的赞美诗出现在逾越节布道词里，是萨德翁的麦利彤主教（Μελίτων Σάρδεων，逝于180年）所作。初期的赞美诗仍然使用古典长短格诗律，后来在叙利亚祈祷诗的影响下，逐渐转向与当时口语结合更紧密的重轻格诗律，规模较小，还保留藏头诗的特点。5世纪后期，箜塔曲兴起，赞美诗便逐渐采用箜塔曲的形式，规模渐大。7世纪以后，卡农取代了箜塔曲，赞美诗又逐渐采用卡农的形式。11世纪以后，规模又有所缩减。但是不管用哪种形式，赞美诗的音乐总是比较优美动听的。赞美诗的名家有皇帝，如“大智”莱翁六世（Λέων ΣΤ΄ ο Σοφός，866—912年）；也有著名学者，如约安尼斯·尤克塞塔（Ἰωάννης Εὐχάιτα；Μαυρόπους，约1000—约1092年）；但能流芳百世的，则是9世纪最杰出的女诗人卡西雅娜51。

教谕诗

拜占庭的教谕诗脱胎于希腊化时期的诗歌，比如伊索克拉忒斯的《致德莫尼库斯》。就形式而言，教谕诗离抒情诗较远，而更接近叙事诗，格律往往还是使用六音步长短格。教谕诗体有种种分支，其中一种叫“太子之鉴”（specula principum），用于新老皇帝交替之时对皇太子的教谕，有时还要写成藏头诗。比较著名的有巴西雷奥斯一世（Βασίλειος ὁ Μακεδών，811—886年）写给他儿子莱翁六世的教谕。还有一种叫“当头棒喝布道词”（με τις θεολογικές προτροπές；ranting theological exhortations），如对莱翁六世统治即将崩溃的预言就是。除了世俗作品，还有神学教谕诗，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格奥尔基奥斯·皮希德斯的《创世六日》（Ἡ Ἑξαήμἔρος）。此诗总体平平，但在赞美宇宙时，尤其是描写动物时，倒也灵感飞扬，显示了他作为铭体诗人的技艺，以及热爱自然之人洞幽烛微的才能。

箜塔曲和奥伊可思

箜塔曲和奥伊可思（οίκος）是拜占庭对教会诗歌和音乐，乃至一般诗歌和音乐的独特贡献。其奠基人是外号“妙音”（Μελωδός）的罗曼诺斯（Ῥωμανὸς）52，历史上就称他为“妙音罗曼诺斯”。他出生于叙利亚。叙利亚的祈祷诗富于音乐性，与学院派诗歌注重语音音节长短节奏不同。罗曼诺斯不仅掌握了学院派诗歌的技巧，而且从叙利亚诗歌中受到启发，首先转向和声和韵律的研究，第一个率先按轻重音规则写诗，创造了箜塔曲和奥伊可思。箜塔曲是礼拜诗歌，描写某个宗教节日，或是某位圣徒的生活。序诗部分让听众做好情感酝酿，然后至少有18行诗导入正题。箜塔曲引导奥伊可思，奥伊可思附属于箜塔曲，对诗意展开描写，每支奥伊可思结尾反复呈现箜塔曲的结尾词语，两者构成一个整体。每首颂歌一般由20—30诗节构成，每节有12—21个诗句。轻重音节的布置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乐音变化，双声、叠韵和押韵等诗歌元素的作用大大提高，在拜占庭诗歌史乃至欧洲诗歌史上，第一次使韵脚成为艺术结构法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样的结合，形成既联系紧密又高度灵活的诗歌形式，朴素而又宏伟、严肃而又温柔、盛大而又沁人心脾，接近活泼泼的口语，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和亲近，为情绪表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卡农

卡农作为一种乐曲形式，最早产生在8世纪的拜占庭，而不是中国音乐学者所说的14世纪西欧的“民间音乐”。卡农兴起后，不仅取代了黎明时唱的圣咏，同时也取代了箜塔曲。其原因在于，过去的圣咏，包括箜塔曲，都过于细腻烦琐，整体效果被削弱了。卡农由9支曲子组成，但一般只用8支，因为其中的第2支只在四旬斋期间使用。9支曲子中每支歌曲有3—4节。有的歌曲与圣咏主题对相应，比如有的卡农第一曲相当于《出埃及记》第15节摩西的感恩曲。卡农可以轮唱，因此也可以称为轮唱曲。一般认为，最早使用卡农的诗人是克里特的安德莱阿斯（Ἀνδρέας Κρήτης，650—740年）。但年长于他的格尔曼诺斯一世（Ὁ Ἅγιος Γερμανὸς，约634—733/740年）已有几支卡农。最有名的卡农是大马士革人约安尼斯的《复活节卡农》。此外，著名诗人还有赞美诗人约瑟夫（Όσιος Ἰωσήφ ὁ Ὑμνογράφος，约816—886年）以及约安尼斯的养弟阔斯马斯（Κοσμάς，逝于773或794年）。卡农中每支曲子包含的诗节虽然一般是3—4节，但特例也有，安德莱阿斯的“大卡农”就多达250节，以至于德国学者卡尔·克鲁姆巴赫尔说，这是“一个单一的思想被织进了蜿蜒曲折的阿拉伯舞曲之中”53。

政治体

政治诗体，意为“市井歌曲”“污名歌曲”，说得不客气点，也近乎中国文学中的与正式祭祀相对的“淫祀”歌曲。它与箜塔曲和卡农一起，堪称拜占庭诗歌的三大创造。政治体起源大概在6世纪，始作俑者为谁，已不可考，大概是市井文人。说它像“淫祀”歌曲，不是说它色情淫乱，而只是表示它一开始不登大雅之堂，但后来它的发展居然超过古典诗歌乃至箜塔曲和卡农，甚至被苏蒙·麦塔弗拉忒斯用到帝国法庭中。原因在于，它为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配合进行曲的旋律，颇有班师凯旋的气势。

这种诗体与古典诗体基本的不同在于，古典诗体的节奏以长短音形成，而政治体的节奏以轻重音形成。每一行诗包含15个音节，在第8和第9音节之间有个小的停顿。第6、8和14音节，必须是重音。每到半行处有短长格（ἴαμβος）的倾向，以强调偶数音节的气势，但结尾处又趋于缓和。这种诗体由于起于市井民间，所以为世俗诗歌所使用。到了后来，不少罗曼斯传奇都用这种诗体写成。我们介绍到这种诗歌译为汉语时，都遵循了15个音节的要求。

乞讨诗

严格说来，乞讨诗不能算一种诗体，只是就其内容而言而标举为一类诗歌。但说来滑稽，拜占庭的乞讨诗常用的诗体，竟然是宗教赞美诗。这也许是因为赞美诗是向上帝乞讨，而乞讨诗则是向帝王乞讨，只是乞求对象不同，而乞讨本质并无二致。这种诗歌出现在帝国晚期，往往是饥寒交迫的诗人或者显贵家的门客发出的诗艺哀叹。主要代表是12世纪孔穆宁诺斯王朝的瑟奥多罗斯·普罗卓莫斯54和13世纪帕莱奥罗果斯王朝的曼努埃尔·菲勒斯（Μανουήλ Φίλης，1275—1345年）。这类诗歌的价值，在于对史家而言，它们描绘了首都市井生活的情景。

讽刺诗

拜占庭讽刺诗脱胎于琉善的著作，不同于一般以词语刻薄见长的“讽刺”，而是通过玄虚的故事，婉转地揶揄人世。著名的有三种：《帕特利奥忒斯》（Πατριώτης）、《提马利翁》（Τιμαρίων）和《马扎利地府游记》（Ἐπιδημία Μάζαρι ἐν ᾌδου）。三者都写神游天堂地府的经历，与去世的当代人对话。《提马利翁》风格粗犷幽默，戏谑鞭笞当代人的缺点，腔调通俗，文学价值较高。《马扎利地府游记》则冷嘲热讽，以死者影射活人及现实，尤其是拜占庭宫廷，文笔略显粗俗。

另一类讽刺诗采用动植物故事形式，源自一本基督教通俗读物《生理学》（Physiologus）。这类讽刺诗写四足动物、鸟类聚会，乃至植物诉讼，影射神职人员、官僚、小市民以及外来种族。拜占庭教堂诗歌有一种形式叫链条诗（catēna），就是把早期教父们对《圣经》，尤其是《新约》的注释，串联起来，写成诗体形式，便于信徒们记忆，一如中国的顺口溜或打油诗55。11世纪的塞勒斯的尼克塔斯（Νικήτας τής Σέρρες）便是此中高手。这种诗歌有时也被用来写讽刺诗。

诗体传奇（罗曼斯）

拜占庭堪称自产的诗体传奇，产生在在散文传奇之后，但其源头却并不晚于散文传奇。它们都受希腊化时期阿契琉斯·塔提奥斯、哈利彤·阿芙洛狄塞乌斯（Χαρίτων Ἀφροδισεύς）56、赫利奥窦罗斯及龙格等人的影响，甚至直接模仿这些人的著作，那些实际算不得创作。但除了师承古人之外，拜占庭自己有一类著作也在传奇中大行其道，那就是咏物诗（ἔκφράσις）。君士坦丁大帝定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从罗马帝国各地运来不少希腊罗马的雕塑装点首都，加上大兴土木，宫室壮丽，于是，便有一帮诗人以歌咏这些物事为能，产生了咏物诗。传奇故事为了夸张主人公遭遇离奇，就免不了渲染其遭遇的环境之奇特壮丽，咏物诗就派上了用场。这就是拜占庭人给传奇作品的新贡献。拜占庭自产的诗体传奇出现较晚，就现存文献来看，13世纪无名氏的《拜耳桑德罗斯与赫露桑姹》（Βέλθανδρον καὶ Χρυσάντζαν）出现较早。后来贡献较大的，则有瑟奥多罗斯·普罗卓莫斯等人。拜占庭的罗曼斯一般采用政治体诗写成，内容多是英雄美人之类的故事。晚期影响最大的当数《卡里玛霍斯与赫露娑萝》。但有一首英雄谣曲《阿牟莱之歌》（Ἄσμα τοῦ Ἀρμούρη）也是用政治体诗写成，却没写儿女私情，只抒英雄气概，产生于9—11世纪，堪称中世纪一切英雄谣曲的鼻祖。

史诗

拜占庭文学自始至终，都有“史诗”产生。但一般所谓“史诗”，其实都是围着希腊罗马的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做文章。或是续写《伊利亚特》，或是跟荷马唱反调，都很无聊。唯有产生于11—13世纪的《狄格奈斯·阿克瑞忒斯》（Διγενῆς Ἀκρίτας），从立意到情节到风格，都面目一新，完全是拜占庭自己的元素，可以说是欧洲中世纪一切封建英雄史诗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