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散文

演说

演说在古希腊和罗马，即已非常发达，西塞罗是典型代表。拜占庭文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是内容变了。往昔的演说宣讲世俗的内容，往往是政治主张。拜占庭的演说主要是宣讲基督教教义。对古典的继承，主要在修辞技巧，以古典的旧瓶，装基督教的新酒。演说的兴盛时期，主要在建国立教之初。而其作用可分两种，一种是正面宣讲教义，主要对象是一般平信徒。最著名的布道者当数“金口”约安尼斯。外号“金口”，足见其演说境界之高。他的演说，说理透彻，热情洋溢，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听得信徒们如痴如醉，合十顶礼，在拜占庭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教士们孜孜以求的典范。异端派最早的领袖阿雷奥斯，也是一位演说大家。据说他布道时，善于将宣讲的内容纳入流行小曲的形式，但也是直指人心，深入灵魂，发人深省，尤其受社会下层信徒欢迎。另一种是论战，正统派宗教人士与异教徒论战，以及跟“异端邪说”论战。相较而言，正统派跟异端的论战更频繁，也更激烈。几次宗教大会，哪怕是君士坦丁亲自主持的尼西亚大会，都成为这种战场。正统派的演说家，第一位出名的是阿桑那修斯。他参加第一次宗教大会时，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却率先挺身而出，反击当时已名震遐迩的阿雷奥斯，由此奠定他一生的事业和名头。然后是卡帕多基亚三杰：大巴西雷奥斯（Ἅγιος Βασίλειος ὁ Μέγας）、努塞斯的格列高利奥斯（Γρηγόριος Νύσσης）、纳齐安泽诺斯的格列高利奥斯（Γρηγόριος Ναζιανζηνός）。35大巴西雷奥斯的演说如天风海雨，气势充沛，咄咄逼人。纳齐安泽诺斯的格利列高利奥斯讲话却如春风化雨，光风霁月。他不仅布道深入人心，其他演说，比如哀悼大巴西雷奥斯的悼词，情真意切，哀痛委婉，令人泣下，是拜占庭文学史上著名的悼词。

不过，拜占庭宗教史上，后来曾出现一派，名曰“赫素暇主义”（ἡσυχία，静修），认为沉默才是接近上帝的最佳途径，当然就不提倡喋喋不休的演说。甚至有的修道士立誓不语，终生保持沉默。这个流派在拜占庭历史后期，势力几乎遍天下，对演说的负面影响，不可谓小。不过，即使如此，拜占庭后期随着宗教思想与初期人文主义的冲突日益激烈，也还是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演说家。只是不论前期或者后期，这些演说家的演说，大部分没能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檄文

拜占庭文学中的“檄文”，准确的意思是“论战性文章”，但又不一定非得是双方直接辩论。有时，一方声讨另一方的文章，也属于“论战性文章”。这类文章在中国叫作“檄文”，所以，本书用“檄文”表示这类文字。拜占庭文学的“檄文”跟演说关系非常密切。简而言之，凡是论战性的演说，其实也就是檄文。区别只是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而已。口头说的是演说，书面写下的就是檄文。当然，演说的范围要比檄文广。演说有非论战性的，只是演说者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檄文哪怕不是双方辩论的，也是有所指向的，其实质也是双方论战的；因此，“演说”的概念可以包括“檄文”，“檄文”却不能全等于“演说”。两个概念关系清楚了，演说家与檄文作家的关系也就清楚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著名演说家，也就是著名的檄文作家。卡帕多基亚三杰堪称其中典型。大巴西雷奥斯有5卷本的《反艾迢斯》，努塞斯的格列高利奥斯有《批驳尤诺缪斯十二卷书》，都是卷帙浩繁的论战性著作。纳齐安泽诺斯的格列高利奥斯在主张异教文化的尤利安诺斯当政时，居然不畏皇权，写了两篇《抨击尤利安诺斯》，直接声讨皇帝，堪称大无畏。檄文这种文体当然不是自拜占庭才开始，罗马文学甚至古希腊文学便有此文体了。西塞罗的《反安东尼》《反腓立比之辩》都是传世名篇。但拜占庭的檄文在思维高度上可以说超越了前人。古希腊和罗马的檄文，只是在政治与法律层面上活动，而拜占庭的檄文则上升到宗教与哲学的高度去思辨，把檄文引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化中，似乎只有佛学进入了这种境界。两者各在东西方提升了人类的思维水平。

随笔

拜占庭文学中，只要内容不是太过于莫测高深、体量不是太过于硕大无朋的散文著作，举凡赞词、祝词、安慰辞、葬词、悼词、书信、渥米利亚（ὁμιλία，谈话）、释经、读书笔记等，其实都可以归入“随笔”的范畴之中，便于研究。若按这些作品的内容而言，又可以分为两类，即学术随笔和文艺随笔。学术随笔内容比较深沉，理性特色较强；文艺随笔内容比较普通，情感色彩较浓。谈话、释经和读书笔记可以归入学术随笔，其他的不妨归入文艺随笔。

学术随笔

拜占庭文学研究中有个术语叫“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这是法国学者保尔·勒穆勒（Paul Lemerle，1903—1989年）引入拜占庭研究的，用以指代“马其顿王朝复兴”。从时间上说，是指9—11世纪初三百余年拜占庭的文艺复兴。这段时间里，拜占庭出现一批学者，他们学识渊博，搜罗编纂古代文献，不遗余力，且于编纂之中，详加评注，以利读者。这可谓欧洲文化史上最早的百科全书编纂工程，其历史意义之伟大，自不待言。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题目，也立得住脚。但是，若就文体而言，则无法把“百科全书体”独立作为一种文体，因为“百科全书”是一种“丛书”的形式，而非一种文体。所以，我们的拜占庭文学史研究，可以把百科全书派作为一个研究的内容，但不能把“百科全书体”作为一种文体。其实，“百科全书”的写作，犹如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笺注正义”及“札记”之类，若用今日的话说，则近乎“学术随笔”。因此，我们在这里介绍拜占庭文学的体裁形式，就不用“百科全书体”之名，而冠以“学术随笔”之名。但这并非要抹杀拜占庭作家的首创之功。他们确实创立了“百科全书”，又因百科全书的写作，创立了欧洲的“学术随笔”这种文体，不论就其工程之意义，或者就其文体之特殊，都不能不说厥功至伟。

拜占庭的百科全书比西欧18世纪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要早900余年。但是，两者虽然都叫“百科全书”，其主要精神却不一样。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承担的是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夜政治思想启蒙工作，让草根小民知道“民主”为何物。而拜占庭的百科全书派起的作用，却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探索人文主义精神，实际是给后来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拓荒，给14世纪以后的人文主义奠定基础。而拜占庭又是欧洲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拜占庭的人文精神又不完全同于14世纪开始的人文主义。可以说，拜占庭人文精神其实是古希腊人本精神与中世纪教父思想的结合。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由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创立，而拜占庭百科全书派是由一个世俗的神学家所创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人就是缶提奥斯（Φώτιος）36。

公元863年，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古典文化研究院，可说是百科全书运动的开始。当时，缶提奥斯是元老院元老之一，又是管理希腊教会的大臣。他博学多识，精力充沛，积极热情地寻找、搜集、还原古代的手稿与著作，并从这些著作里选编了一套古代丛书，名为《万卷书库》（Βιβλιοθήκη ή Μυριόβιβλος），其中保存了古代某些作家如琉善（Lucian）和赫利奥窦罗斯（Ἡλιόδωρος）37珍贵的作品。他还对这些作品做了评注、提要与分析。他的这类文字，打个比方，颇像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是比纪晓岚的提要早了数百年。这类工程后来得到很多学者乃至统治者的重视，在10世纪君士坦丁七世时代，形成系统的古代丛书。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古代铭体诗集《帕拉亭文献集》（Anthologia Palatina）以及拜占庭著名的百科大辞典《搜逸达斯》（Σουίδας）。这段时期可以看作“百科全书”运动的第一段。主要工作表现为寻求、搜集、整理、诠释以及分析评介古典文献。11世纪，这项活动稍显冷落，但出现了拜占庭文化史上的巨人米哈伊尔·普瑟罗斯。他一生经历极复杂，当过律师、教授、僧侣、宫廷官吏，直至部长，一生著作等身。他的书信与演说，既有宫廷的雍容优雅，又有古典的圆熟深沉。他为母亲作的葬词，感人至深。他把百科全书活动由搜集整理评注古代文献的水平，提高到创造性的研究水平，完成了承先启后历史任务。他最大的功绩在于通过古典文献的研究，打破了拜占庭教会学者们的经院哲学体系，为拜占庭的人文精神的发展，乃至后世欧洲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学界有云，若无普瑟罗斯战胜经院哲学，后来几个世纪的大学者们的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将是无法想象的。而他的散文随笔，不仅限于文学的探讨，甚至涉及语言学、天文学、物理学乃至巫术的研究。后世的科普文字，不妨从普瑟罗斯的学术随笔中找到自己的源头。

普瑟罗斯之后，12世纪，出现了拜占庭文艺复兴三杰：塞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Εὐστάθιος Θεσσαλονίκης，1115—1195/1196年）、米哈伊尔·意大利阔斯（Μιχαήλ Ἰταλικός，1136—1166年）和米哈伊尔·阿阔米纳托斯（Μιχαήλ Ἀκομινάτος，1138—1222年）。他们都是神学家，古典学养深厚，文章深入浅出，对拜占庭人文主义精神的形成和传播，可称厥功至伟。

拜占庭历史后期，又出现了几位学者型作家：马克西莫斯·普拉努德斯（Μάξιμος Πλανούδης，1260—1305年）、瑟奥多罗斯·麦托希忒斯（Θεόδωρος Μετοχίτης，1270—1332年）和尼克佛罗斯·格利果拉斯（Νικηφόρος Γρηγορᾶς，1295—1360年）。其中，尼克佛罗斯·格利果拉斯最为突出，他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于一身。他的《谈智慧》《罗马史》等都名噪一时。

艺术随笔

拜占庭的艺术随笔，内容广泛，自然景物、人工产品、宗教活动、艺术作品，等等，都可以成为艺术随笔描写的对象。而其体裁，也多种多样，尤以美文、书信见长。这些作品贯穿于整个拜占庭历史时期。早期如异教皇帝尤利安诺斯的散文赞美诗，大巴西雷奥斯解读《圣经·诗篇》，金口约安尼斯谈福音，都能沁人心脾。纳齐安泽诺斯的格列高利奥斯提出书信艺术三原则：一是长短得宜，二是词语清晰，三是音节悦耳，可谓千古不易之谈。库莱奈的苏讷修斯（Συνέσιος της Κυρήνη，约370—约413年）150封书信，一直是传世珍品。甚至到13、14世纪，这类作品仍是长盛不衰。瑟奥多罗斯·麦托希忒斯的《格言式札记与备忘录》，由120篇美文组成。德麦特利奥斯·库东奈斯（Δημήτριος Κυδώνης，1324—1398年）流亡中的书信，读之令人动容，足见拜占庭的艺术随笔源远流长，弥足珍贵。

史书

古希腊和罗马文学都有世界著名的史家与史书，但相对而言，史书对拜占庭文学更加重要。拜占庭史家辈出，史书数量汗牛充栋，是拜占庭文学的重头戏，且与拜占庭国家命运相始终。若无史书，很难想象拜占庭文学会是什么面貌。

拜占庭史书若就其内容而言，借用中国史籍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正史（ἱστορία）与野史（χρονικός）。但这不是像中国一样以作者的身份划分，而是以其内容划分。中国史籍，若是官方主持编写或者官方承认，则称“正史”，二十四史便是。若是私人编纂，则为“野史”。拜占庭史书，可以说几乎没有中国“正史（官修史）”之说，而只有私人撰写的历史。哪怕是皇帝授意，也是私人撰写，而且皇帝或者官家不能干预作者的写作，如尤斯廷尼安诺斯之授意普罗阔皮奥斯，奥斯曼帝国麦赫麦迪二世（；Mehmed-i sânî）之授意米哈伊尔·克利托波罗斯（Μιχαήλ Κριτόβουλος）38，作品最终写成，对授意立项的皇帝也未必客气，不仅颇有微词，甚至直接谴责亦有之。所以，拜占庭史籍的分类，若为信史，内容严肃可靠，则为正史，一般是当代史。若内容比较随意，逸闻趣事也不妨收入，则为野史；或者说，有点儿像中国的“平话”乃至“演义”，一般是跨代通史。不管作者身份如何，即使一代帝王，作品经不起历史事实与学问的彻底推敲，也不能称为正史；或者有自知之明，或者自谦，都以“χρονικός”（编年史）名之。中国史籍，直接以“编年史”之意命名的，有两部：《春秋》与《竹书纪年》。因此，对这种史书，我们行文中将一律称为“春秋”，以明其“编年”之意。

拜占庭的正史就是当代史。这是尘世史、贵族史、古典类型史，态度严谨，以再现当代为己任，是现实的记录，具有政治史料价值。当代史虽写当代，但也可编年。至于“春秋”（编年史），其内容可以囊括整个中世纪，乃至上溯到上古，具有文化史料价值，多为教会史、修道史、大众史，写作风格粗放。拜占庭的当代史面向社会精英，春秋（编年史）则倾向大众。两者不仅起源、发展和推广方式不同，就连其特征、方法和风格也大异其趣。但尤瑟比奥斯和叶瓦格利奥斯（Εὐάγριος Σχολαστικός，535/536—594年）两人的教会史与普瑟罗斯的《春秋》不在此例。当代史与编年史两者并不对立，倒是可以相互补充，构成拜占庭时期的全史。

春秋（编年史）

拜占庭最早的史家不是世俗史家，而是宗教史家。最早产生的不是世俗史，而是宗教史。换句话说，最早产生的不是正史，而是野史；不是当代史（ἱστορία），而是春秋（χρονικός，编年史）。恺撒利亚的尤瑟比奥斯属于被定为异端的阿雷奥斯派，但得到君士坦丁大帝重用，成为皇家枢密。他学贯古今，既有深厚的希腊古典文化修养，又精通基督教教义。他的《教会史》（Ἐκκλησιαστικὴ ἱστορία）于313年问世，书写了1—4世纪的基督教历史。此书写的虽是基督教历史，但其内容并不仅限于基督教，而是把基督教出现以前欧洲和中东地区各种巫术信仰、原始宗教都归结到基督教历史中，使基督教成为各种古代信仰的最终皈依。其结构则参考了古希腊，尤其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史著作。此外，他还有两部重要著作《宇宙史话》（Παντοδαπὴ Ἱστορία）和《君士坦丁大帝传》（Vita Constantini），都堪称拜占庭史书的名著。

不过，尽管尤瑟比奥斯的《教会史》问世最早，且迅速在帝国内外宗教界及政界引起注目，被翻译为其他语言，但是，最早得到民众“喜闻乐见”的春秋著作，却是另一部名副其实的《春秋》（Χρονογραφία），叙利亚裔的约安尼斯·马拉拉斯的《春秋》，史上一般也称为《世界春秋》。

马拉拉斯是位希腊化的叙利亚人、基督一性论（μονοφυσιτισμός）神学家。此书原本只是一个城市（安条克）的编年史，后来扩展成了世界史。“春秋”也并非他的首创，其原型可以追溯到瑟克斯图斯·尤利乌斯·阿非利卡努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39。阿非利卡努斯的《春秋》，从创世一直写到3世纪，资料完全来源于东方基督教。马拉拉斯的《世界春秋》也从创世一直写到563年，但是，其中不少资料性错误，乱点鸳鸯谱，贻笑方家。不过，尽管如此，马拉拉斯的《世界春秋》究竟是拜占庭第一部通俗史书，纯大众的希腊化文明里程碑，筚路蓝缕之功亦不可没。

一般而言，“春秋”类史书与高官显贵没有关联，它的受众只在草根小民的范围里。“春秋”类史书在9世纪达到顶峰，而其时恰好是正史的低谷。后来“春秋”类史书突然衰落。剩下不多的平话作家，或是从当代正史讨生活，或是翻古董过日子。到帕莱奥罗果斯（Παλαιολόγος）王朝，就没有春秋出现了。

一般“春秋”虽然“其词不雅驯”，为缙绅先生所不齿，但在中期，却出现了一位大家，其“春秋”一扫其粗服乱发之气，而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现，那就是米哈伊尔·普瑟罗斯的《春秋》。这部《春秋》虽仍冠以“春秋”之名，其实已是当代史范围的杰作，应当另眼看待。

这样，“春秋”的代表作主要有三部，分别属于约安尼斯·马拉拉斯、忏悔者瑟奥凡尼斯（Θεοφάνης ὁ Ὁμολογητής）和约安尼斯·邹纳拉斯（Ἰωάννης Ζωναρᾶς）40。忏悔者瑟奥凡尼斯是9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位僧侣，他的《春秋》在主旨和形式方面比马拉拉斯的略高一筹，成为后世春秋的圭臬。不过，其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不少古代已经遗失的资料。12世纪成书的邹纳拉斯的《春秋》，就文笔而言，胜过瑟奥凡尼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了孔穆宁诺斯王朝时文艺复兴的状况，还引用了不少古典作家的佚文。

“春秋”所书，都植根于民众意识之中，奇闻逸事都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转换成了基督教的感受。每个专题之下，都藏着稍加改头换面的古老资源，仿佛五光十色的马赛克。“春秋”对于比较语言学而言不啻一大宝藏，因为其中的用语多是大众腔调。作者和听众的教育，都拜其所赐。它不仅是拜占庭文明史的重要资源，对拜占庭文明的扩展也有贡献，把拜占庭文化推广给了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乃至土耳其人。

当代史

当代史具有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传统。无论作史宗旨、处理史实态度，或者写作风格，都极其严谨、具体、客观，尽量避免主观情绪，乃至所谓“爱国热忱”“个人信念”，都不明显。这类史家往往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如叶瓦格利奥斯、法学家普罗阔皮奥斯、阿噶希亚斯、米哈伊尔·阿塔雷阿忒斯（Μιχαήλ Ἀτταλειάτης，1022—1080年）；又比如国家重臣约安尼斯·金纳莫斯（Ἰωάννης Κίνναμος，1143—1185年）、尼克塔斯·阿阔米纳托斯（Νικήτας Ἀκομινάτος，1155—1217年）、格奥尔基奥斯·帕胡麦勒斯（Γεώργιος Παχυμέρης，1242—约1310年）、劳尼阔斯·哈尔阔孔杜勒斯（Λαόνικος Χαλκοκονδύλης，1430—1490年）；还有将军和军事家，如小尼克佛罗斯·布吕恩尼奥斯（Νικηφόρος Βρυέννιος，1062—1137年）、格奥尔基奥斯·阿克罗珀利忒斯（Γεῶργιος Ἀκροπολίτης，1217/1220—1282年）、格奥尔基奥斯·斯弗兰策斯（Γεώργιος Σφραντζής，1401—1480年）；甚至有加冕人物，如紫微宫主君士坦丁七世、著名的安娜·孔穆宁娜、约安尼斯六世坎塔寇泽诺斯。他们不仅是当时的社会代表，也是知识精英。

这些拜占庭史家一般都是古希腊和罗马史家的私淑弟子。有的选取一位古代史家为师，更多的是博采众长，以成一家之言。普罗阔皮奥斯就私淑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和珀吕比奥斯（Πολύβιος）。多数拜占庭史家都追慕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小尼克佛罗斯·布吕恩尼奥斯和约安尼斯·金纳莫斯就崇尚色诺芬（Ξενοφών）。总体而言，拜占庭史家完成了一个历史学科的转变，即，把巫术文化的多神教史学传统接过来，改造成了宗教文化的一神教史学。于是，拜占庭史籍就呈现出其独有的特点：古典史学形式承载着基督教政治精神的内涵。

至于每一位具体的拜占庭史家，在尚古过程中当然会各有侧重。堪称拜占庭史家第一人的普罗阔皮奥斯就非常推崇珀吕比奥斯“真实应当凌驾一切”41的史学主张，而在史料的精确性上，又崇尚修昔底德。所以，拜占庭当代史的开山之作《战纪》一书，史料非常真实，都是作者常年随军转战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笔绚丽多彩。而后来的史家尚古，却与普罗阔皮奥斯不同。比如格奥尔基奥斯·帕胡麦勒斯就喜欢更加高古的格调，甚至模仿荷马的风格。

除了个人风格不同，拜占庭史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倾向也各异。大体而言，拜占庭当代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为6—7世纪，这段时期的史籍具有较高的人种学、民族学价值，代表就是普罗阔皮奥斯和阿噶希亚斯。第二段为9—10世纪，除君士坦丁七世以外，两百年间，可以称道的史家寥寥无几，故有此时“出伟大英雄，而未出伟大史家”之说。42第三段为12—15世纪，这段时期的史籍以文化学价值见长。这段时期的当代史家，虽然大体仍保持着“信史”的传统，但“秉笔直书”已有所削弱，个人情绪难免掺杂其中。如安娜·孔穆宁娜公主的《阿莱克修斯纪》就对她的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Ἀλέξιος Αʹ Κομνηνός，1081—1118年）的“丰功伟绩”多所渲染；约安尼斯六世的《史记》（ἱστορία），则贻后世以自我辩护和自我吹嘘之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有当代人写当代史，尤其所谓“太平盛世”的当代史，难免自我标榜之意，何况上述这类史家，或者身居高位，或者与宫廷过从甚密，难免粉饰现实。另一方面，则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的精神状态所致。前面说过，拜占庭帝国标志着古代的巫术多神教文化向宗教的一神教文化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原来处于受压制地位的文化形态，一旦得势，成为主流文化形态，未免“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打击其他文化形态唯恐不够狠毒残忍。而同时，投奔这种文化形态旗下以求一逞者也难免多如过江之鲫。成员既多，成分既杂，人人都想分得一杯羹，尤其是当这种文化形态获得统治者垂青之时，则争宠固爱，钩心斗角，必不可免。拜占庭的基督教文化便是如此，当年遭受压迫之时，前仆后继，不避赴死，出了多少无畏无私的圣徒。如今成了国教，加之得到统治者大力支持，如瑟奥多修斯一世（Θεοδόσιος Ⅰ，347—395年）消灭异教之时，便真是“杀人如恐不胜，刑人如恐不举”（贾谊《过秦论》）。而教会内部，也派别林立，争权夺势。这种氛围不能不影响史家。所以，拜占庭的历史著作中，尤其教会史中，门户之见、个人倾向便不可能不渗入其中。比如，约安尼斯·金纳莫斯就恨透西欧的一切，排斥不遗余力；格奥尔基奥斯·帕胡麦勒斯在其著作中摆出论战的架势，未免咄咄逼人。

圣徒传略

圣徒传（ἅγιόγραφος；hagiography）也是从6世纪一直繁荣到11世纪。这类作品源于殉道者事略（Συναξάριον；martyrology）。这类作品原则上集中描写隐修士们的生活。奠基作品是4—5世纪阿桑那修斯的《教父安东尼欧生平与日常生活》（Βίος καὶ Πολιτεία Πατρὸς Ἀντωνίου），描写隐修主义奠基人圣安东尼欧的一生。还有帕拉狄奥斯（Παλλάδιος Ἑλενοπόλεως）的《劳萨纪》（Ἡ Πρός Λαῦζον Πατέρων）43，则描绘了埃及最早的隐修士的群像。这两部作品朴素而生动，对于隐修主义的传播以及后世圣徒传的创作，影响极大。只可惜的是，后来的圣徒传渐渐庸俗化了，其中修辞成分与内容的简朴性大相径庭，结果，这类作品文学价值甚微，只有历史价值。

后来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库索珀利忒斯人库利罗斯（Κύριλλος ὁ Σκυθοπολίτης）44，他的圣徒与僧侣传记以事实和资料丰富见长。

散文传奇

拜占庭史书中的圣徒传记，实际上恐怕也免不了散文传奇的性质，从4—5世纪的《教父安东尼欧生平与日常生活》和《劳萨纪》，到10世纪苏蒙·麦塔弗拉忒斯（Συμεών Μεταφραστής）45编纂的一系列传记，实际也不妨看作散文传奇。因为其中许多故事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虚构想象时时可见。只不过它有教会和帝王们的承认，没有人敢说它不真实。而且，为尊重主人起见，我们也把它们单独放在史书中去介绍。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所说的散文传奇，与其他散文作品的区别，主要在纪实与否这一点上。作品倘若奠基于纪实，我们便归之于史书；倘若产生于想象，则归之于传奇。传奇又因其文体不同，可分为散文传奇与罗曼斯（诗体传奇）两种。这里说的是散文传奇。拜占庭的散文传奇在内容上有个特点，那就是以爱情故事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是6世纪的阿里斯泰奈托斯（Ἀρισταίνητος）的《情书集》，以情书的形式讲爱情故事。后来18世纪法国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追根溯源，其形式应该起源于此。另一部是尤斯塔修斯·马克伦珀利忒斯（Εὐστάθιος Μακρεμβολίτης，12世纪）的《徐思敏嫩和徐思敏尼安的爱》（Τὰ καθ' Ὑσμίνην καὶ Ὑσμινίαν）。此外，不同时期还产生过一些非爱情的短篇故事，成为中世纪整个欧洲短篇故事或者滑稽故事的先声。

比起上述传奇，《巴拉阿姆与约萨伐忒》（Βαρλαάμ καί Ιοασαφάτ）46更加著名，号称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歌中之歌”。它描绘印度王子约萨伐忒在隐修士巴拉阿姆指引下，放弃荣华富贵享受，作为一个基督徒而遗世独立。这个故事源于印度释典《普曜经》，约萨伐忒的原型就是佛陀。现在此书已跻身世界文学的民间传奇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