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拜占庭文学的社会性质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最开放的一个领域之一,无论贫富贵贱,都可进入。社会各种势力自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来占一块地盘,形成各自的分野。参与占领拜占庭文学领域的,大概有两大阶层、五种社会势力。两大阶层即封建统治阶层和社会下层。封建统治阶层又可分为四种势力:皇权、教会上层、知识界上层和外省贵族。社会下层则指平民,包括下层神职人员、士兵、市民及自耕农。这五种势力,相互之间有对立,也有勾结。总体而言,封建统治阶层与社会下层是对立的。皇权、教会上层、知识界上层和外省贵族,在对付平民这方面,绝对是一致的;但是,有时外省贵族也会拉拢平民,以对抗乃至夺取皇权和教权。皇权与教会上层,在对付平民和外省贵族时,又是绝对一致的。但若没有其他动静,他们又会互相拼个你死我活。知识界上层则游移不定,相机而动。教会上层与知识界上层也矛盾重重,主要表现为古典异教观念与教会信条的矛盾。
但是在教会内部,还有正统与异端之争。因此,拜占庭社会上层总是不断地出现宫廷政变、军事政变、宗教冲突,几乎国无宁日。至于平民,虽然处于社会底层,与皇权、教会以及外省贵族都会有矛盾,但又时时与上层的某一种势力联手,掀起社会动荡的波澜。何况平民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平民内部的分裂与冲突也会酿成大祸。尤斯廷尼安诺斯(Ἰουστινιανός,约482—565年)时期的尼卡暴动,就是先由民间两派冲突,最后导致两派一致对政府的大暴动,而政府则靠雇佣兵进行屠杀镇压,死伤数万人。正因为社会动荡如此,这五种势力在文学领域所占的地盘,也经常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大体而言,皇权、教会上层与知识界上层一直占据着最大的地盘,处于统治地位。自9世纪以后,外省贵族崭露头角,迅速壮大,建立自己的文学领地,政治上则与皇权和教会上层发生冲突,乃至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王朝。但紫袍加身后,他们自身又与皇权以及教会上层合二为一。至于平民,虽然从5世纪开始,即已在文学领域中找到自己情绪的表达者,如那些写春秋史话的作者约安尼斯·马拉拉斯之流。然而,即使如此,这些代言人也言必称基督,颂皇威,以求教会和皇权的庇护,所以,终究没成为大气候。直至13世纪,尤其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国家内外交困,每况愈下,对草根小民的控制已是力不从心,平民文学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其成就浸浸乎直追乃至超越上层社会的文学,直至拜占庭国家灭亡。
如果就每种社会势力在各自领域中的专长看,那么,异教知识界存在时间最短,从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定都起,到尤斯廷尼安诺斯于529年查禁雅典学院为止,正式存在近两百年。在它合法正式存在的时期,出现了不少修辞学家、诗人和历史家。如农诺斯(Νόννος Πανόπολιτης,约300—400年)、普罗克罗斯(Πρόκλος ὁ Διάδοχος,412—485年)、普罗阔皮奥斯(Προκόπιος ὁ Καισαρεύς)、阿噶希亚斯(Ἀγαθίας ὁ Μυρίνα)11等。他们的作品主要有古典铭体诗、史诗、历史。尤其是拜占庭严肃的当代史,就是由这些异教史家,如普罗阔皮奥斯、阿噶希亚斯所创立和奠定基础的。不过,雅典学院之被查禁,也并不等于异教文化和文学就此断绝。阿开亚风格,即仿古之风,其实与拜占庭国家的命运相始终。研究古典之风,一直持续到拜占庭灭亡。甚至在它灭亡后,拜占庭的著名大学者贝萨里翁(Βησσαρίων,1403—1472年)等人,还把拜占庭的古典研究带到意大利,为在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尤斯廷尼安诺斯的查禁,只不过在形式上禁止了异教文化与异教文学。实际上,异教文学不论就内容或是形式而言,已被教会文学和世俗文学所吸收消化,成为拜占庭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皇权领域便是王室文学,往往以颂歌、恩括密翁(赞词)、训谕、祝词、悼词、历史等见长。这些作品的作者,有皇室御用文人,如尤瑟比奥斯(Εὐσέβιος τῆς Καισαρείας)12写《圣君君士坦丁传》、普瑟罗斯(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写《春秋》。甚至也有皇室人物,如君士坦丁七世(Κωνσταντῖνος Ζ΄ Πορφυρογέννητος)的治国方略、安娜·孔穆宁娜(Ἄννα Κομνηνή)以及约安尼斯六世(Ἰωάννης ΣΤʹ Καντακουζηνός)的历史著作13,曼努埃尔二世(Μανουήλ Β΄ Παλαιολόγος)14的诗歌和葬词,一直流传至今。总体而言,王室文学虽然在内容和体裁方面喜欢仿古,但并不妨碍其中产生了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杰出的如安娜·孔穆宁娜的《阿莱克修斯纪》(Ἀλεξιάς)。伟大的就数米哈伊尔·普瑟罗斯了,他的《春秋》虽然也冠以“春秋”之名,但已彻底摒弃了民间“春秋”的草莽性质,可与顶尖的严肃当代史相颉颃,堪称拜占庭“春秋”类历史文学的巅峰之作。
教会文学则是拜占庭的一大创造。宗教文献与历史文献当然自古有之。近者如基督教所自出的《旧约》,使徒们所说的“福音”,远者如印度的“吠陀”,都不乏文学趣味。但究其实,它们确实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宗教文献。到了拜占庭时期,自觉的宗教文学作品产生了。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们自觉地用文学手段来歌颂他们的主,探讨与神合一的精神境界,诗歌与音乐是最常用的。纳齐安泽诺斯的格列高利奥斯、妙音罗曼诺斯(Ῥωμανὸς ὁ Μελωδός)、卡西雅娜(Κασσιανή)、苏蒙(Συμεὼν ὁ Νέος Θεολόγος)15等人的诗至今仍在传唱。宣讲教义、驳斥异教和异端,布道词、论战檄文,成就了卡帕多基亚三杰、金口约安尼斯,以及后来的大马士革人约安尼斯以及帕拉马斯(Γρηγόριος Παλαμάς)16。圣徒和隐修士们的生活也得到刻意的记述和传播。
在教会文学中,早期教父们的著作意义重大,因为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绝对存在”的思考,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彻底摆脱巫术文化,进入宗教文化。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问题,实在是人类告别巫术时代“人物不分,以物观物”的思维方式,第一次思考超自然、超物质的“绝对存在”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形而上”的根本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从拜占庭时代提出,经过人类整个宗教文化时代,直到今天,人类虽然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也仍然未能真正解决。尽管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能真正解决,但它确实使人超越了“物”的品格,开始步入“人”的范畴。虽然人类至今仍不能说已经真正成其为“人”,距离真正的“人”的历史为时尚远,但无论如何,总算有点儿人味了。追根溯源,不能不归功于拜占庭教父时代基督教教义的思考和辩论。在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中,除了佛学、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还没有其他哪个思想体系能上升到这种思维的高度。
外省贵族早期承担着防守边疆,尤其是东部边疆的重任,晚期则逐渐问鼎首都,乃至登上皇帝御座。贵族的风度,军人的豪气,富豪的胸襟,很适合史诗的歌咏。于是,他们创造了中世纪最早的英雄谣曲与英雄史诗。《狄格奈斯·阿克瑞忒斯》(Διγενῆς Ἀκρίτης)引领了欧洲封建英雄史诗数百年。
至于草根小民,在文学领域真正有话语权,至少已是马其顿王朝以后的事了。比如,瑟奥多罗斯·普罗卓莫斯(Θεόδορος Πρόδρομος)17的创作,还有不少无名氏作家的作品。但是,草根小民虽然发声晚,发出来的声音却在拜占庭非同凡响。他们诉说了人间的不平,揭穿了上层社会的卑鄙。当然,这些都是拐弯抹角说的,如用动植物故事影射人间。有时,他们甚至会哭穷。这在世界文学史上真是罕见。而且,在草根小民的代言人们正式系统地发声以前,拜占庭产生了一种新诗体,即“政治体诗”(πολετικός στίχος)。“政治体诗”的“政治”一词,与现今“政治”一词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它主要不是指政权问题,其实际意思是指“城市”生活。而当时拜占庭的“政治”活动,确实多半发生在城市之中,尤其市民之中。所以,这种诗体名称的含义,可说是“市井诗体”。这种诗体植根于中世纪希腊语,也就是植根于民众活的语言之中,便于表达贩夫走卒的思想感情,也较易于为贩夫走卒所接受,因而,逐渐成为拜占庭诗歌一大诗体,后来也为文人们所使用。拜占庭一些重要的罗曼斯(传奇)和史诗,如《卡里玛霍斯与赫露娑萝》(Καλλίμαχος καί Χρυσορρòη)就是用这种诗体写成的。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几个拉丁王国。而拜占庭帝国则只剩下尼西亚王国(Βασιλεία τῶν Ῥωμαίων;Empire of Nicaea)、特拉帕宗塔王国(Αὐτοκρατορία της Τραπεζούντας;Empire of Trebizond,在黑海南部沿岸)和埃裴娄(莫莱亚)王国(Δεσποτάτο της Ηπείρου;The Despotate of Epirus;伯罗奔尼撒地区)几个相互独立的政权。这个历史的不幸引起了文学领域的一些变化。那就是贵族和教会对文学的控制被大大削弱。民间通俗文学反而发展起来,常见的形式就是歌谣、传奇乃至个别民间戏剧。传奇比较出名的有《莫莱亚春秋》(Το χρονικόν του Μορέως)、《亚历山大传奇》(Διήγησις τοῦ Ἀλεξάνδρου;Alexander Romance)和《阿奇莱伊斯》(Άχιλληϊς)。小亚细亚沿岸罗德岛(Ρόδος)上出现了最早的新希腊情歌集,名为《罗德岛情歌集》。此书除了各种歌曲外,保存了一部以数字游戏的形式讲述的传奇,说的是一个小伙子向一位少女求爱,在这位少女回答之前,他必须为这位少女写一百首诗,悄声说给这少女听,而且每首诗必须符合一到一百的顺序。克里特岛也出现了通俗诗歌,有的虽然产生较晚,甚至在拜占庭亡国之后,但仍保持了罗马、拜占庭和东方的因素。看来,拜占庭的通俗文学虽然成就较晚,但其生命力似乎比官方正统文学更顽强、更长久一些。
这样的分野,目的在于说明拜占庭各种社会力量对拜占庭文学的贡献,也说明其中体现了哪些社会力量的思想感情。当然,这种分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只是为了说明拜占庭文学内涵的丰富多彩。其实,这种分野在拜占庭一千余年的历史中,是不断变化、交互渗透的。有些作家,其思想倾向虽有所侧重,但并非从一而终,甚至同时有几种化身。比如,米哈伊尔·普瑟罗斯身为国家重臣,又是学界泰斗,但对皇室的钩心斗角、帝王的狼子野心的揭露却不遗余力。又比如瑟奥多罗斯·普罗卓莫斯也曾接近宫廷,但拜占庭文学中著名的乞讨诗居然归在他名下。因此,对拜占庭文学的分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