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县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眼下正是冬小麦返青的季节，从空中鸟瞰，本应是翠绿的农田却一片荒芜，但是陈浩发现这个产粮大县却大片的农田被撂荒，晒起了太阳，让人十分痛惜。
今年53岁的罗家俊是利农种植专业社的社长，他说：“这些撂荒的土地里就有我的地，这里一直都是一年两季，也就是冬季小麦，夏季玉米或者地瓜，但如今，只有老人们零星种上一点小麦，绝大部分地在冬季都像这样撂荒。”
确实，在另一个传统农业乡镇曹庙镇，陈浩注意到一块标志牌，上面显示，这里是一片小麦丰产示范田，总面积两万亩。然而从空中航拍，同样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农田。
曹庙镇镇长方志刚告诉陈浩：“我们土地计税面积有5万多亩，去年种了3万多亩，今年我们初步统计，大约种了两万多亩。”
不只是晋城县，陈浩一路观察，东固县，南息县、淮西县、霍安区，这些传统农业大县，眼下相当一部分土地处于撂荒状态。晋城县农业部门负责人说，全县300万亩土地，这几年冬小麦种植面积确实连年走低。
粮食，曾经是晋城县的骄傲，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商品粮生产试点县，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第一的大县，这里的土地怎么会撂荒呢？
当地提供了省物价部门一份调查报告：以全省来说，上年去掉家庭用工成本后，小麦亩均净利润为负21.91元，也就是说种一亩小麦就要亏损20多元。这项调查是以农户家庭为样本进行的，普通农户种小麦亏损，而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的种植大户可以集中耕作，降低成本，那他们收益如何呢？
徐家俊说：“我们村土地非常分散，我虽然种植了两百多亩地，但大多是分散流转，大的三五亩，小的三两亩，被分割成七八十块，无法集中机械化作业。种植成本和普通农户比，相差不多。
现在种子化肥都涨价，去年小麦每斤却只有七八毛钱，500斤也就是300多块钱。再加上土地流转费用，实际上种小麦还要亏本，所以也就没了动力。我是因为地块分散耕种成本降不下去，种地不合算，那么那些规模比他大，集中连片种植的大户日子也是不好过。”
惠农社长徐从立告诉陈浩：“我这块地我就不想要了，我想退给农民。
五年前流转了两千亩土地，头几年风调雨顺，粮食价格稳定，每年还能赚一二十万元，但这两年接连遭遇灾害天气，收益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小麦，不仅不赚，反而要赔钱，所以今年这小麦他一亩都没种，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把300多亩土地退给农民。像我这样的规模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基础薄弱。收了粮食以后连场地晒都没有，小麦一烂就烂几万斤。”
对这些大户来说，建设或者租用晒晾场地都需要资金，这也是他们的种地成本之一。陈浩与徐从立谈话的时候，他不断接到电话，都是把地流转给他的农民打来的，催他交租地的钱。无奈之下，他只好联系信用社，用侄女的房产做抵押，贷款20万元。即使这样也不够，还得再想办法还钱。
等待审批贷款的过程中，徐从立和陈浩聊的最多的就是打算退回村民们一部分土地，种地这么多年，这是他第一次萌生了退意。就在信用社，徐从立巧遇了一位租地给他的村民，对方不同意徐从立退地，因为他也不在家，没法种地。
种两百亩的，成本降不下来不合算，种两千亩的设施跟不上，还是没账算，这地，难道真的种不了吗？
陈浩注意到，冯家庄一处大片撂荒的田地中，有一块地却是绿油油的，格外引人注目。土地的主人50多岁的刘传伟告诉陈浩，他的地没有撂荒，是因为有能人帮助的结果。
刘传伟所说的能人，实际是聚丰农业服务公司。这地还是刘传伟的，并没有流转出去，但种法可就和以往单打独斗不一样了：刘传伟给公司下订单，公司统一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指导刘传伟进行田间管理，公司统一收割，联系粮食加工企业，还负责买农业保险，当然，刘传伟要付给公司相应的费用。对公司来说，由于服务的是成百上千家刘传伟这样的农户，化肥农药等农资集中采购，大大降低了成本。耕种收割由专业人员统一机械化作业，减轻了劳动负担，缓解了劳动力的不足。通过对生产全流程的控制，保证粮食品种品质，可以对接企业直接收购，解决了缺乏仓储设施的难题，这部分成本也省了。
聚丰农业服务公司负责人金玉生说：“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一亩地能有200元的收益，这种新做法可以叫做托管式服务，很受农民欢迎。他们去年在冯家庄村只服务了200多亩样板田，眼下订单正在井喷式增长。
眼下冯家庄万亩耕地中，五千亩已经采用订单式托管服务。作为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新形式，土地托管确实补足了农业生产中的一些短板，在未来的发展中，还有些问题他们也无能为力。像这个水利的排水和灌水这方面是需要国家投入的，基础性东西的投入，当然他们的田块越大，我们操作起来是更加方便。”
徐从立告诉陈浩，让他决定退还农民土地的原因，成本上涨、仓储设施缺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基础设施跟不上，抗不住天灾。
徐从立说：“靠天，老天爷说下就下，它要不下我就干死，也没井也没电，咋搞，没办法。”
方志刚说：“虽然现在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但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老天帮忙是第一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排除有大户退地的情况。
从长远来看，完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建设需要资金投入，种粮大户的土地都是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经营权一般多以三五年为期限，这种状况限制了他们投入的积极性。
每年农田整治规划5万亩耕地，300万亩全部完成需要60年。而实际上，很多整治过的耕地如果缺乏日常维护和后续投入，三到五年就很难再发挥作用。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水利和财政部门也已经提出，鼓励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投资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设施，政府部门可给予适当补助，相关权益也可继承，转让，转租，抵押，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拓宽投资渠道，同时也从政策法规上对投资者和建设者的权益予以保护。这样的做法正在积极尝试和推进当中。”
晋城县农业委员会主任刘进友说：“对于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挖渠等，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对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给予扶持，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有了指导意见，具体如何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种粮成本下不来，农民收益上不去，基础设施跟不上，大灾来了扛不住，种种因素导致种地非但赚不了钱，还有可能赔钱。这些问题不解决，一般农户没了积极性，连一些种粮大户也萌生了退意。
怎么办？只有改革。既要做减法，减成本，也要做加法，加保障，加投入，还要加种粮模式的创新。不仅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还要藏粮于创新和突破。农民的收益上去了，土地才不会被撂荒。”
农村土地撂荒中的“土地”，包括农户确权承包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其他耕地等。
永久基本农田：指对基本农田实行永久性保护，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改变其用途。
粮食生产功能区：以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水土资源条件较好，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相对集中连片的地块，包括稻谷、小麦、玉米生产功能区。
高标准农田：在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之内，建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
撂荒就是“撂”与“荒”，“撂”是放、扔、抛的意思，而“荒”是指荒芜。因此“土地撂荒”是指对耕地不再耕作，任由土地荒芜。
阿兰问陈浩：“陈总，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水平的40%，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撂荒不种的现象呢？”
陈浩说：“土地‘撂荒’既有客观原因导致农民被动撂荒，也有主观原因使得农民主动撂荒。被动撂荒要想分析被动撂荒的原因，我们要先了解我国耕地撂荒的分布情况。
我国土地撂荒分布不均匀，南方比北方撂荒多，其中以重庆、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甘肃等地撂荒情况最严重，农民被动撂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耕地条件差：南方地区多山地、丘陵，坡度大，耕地面积小且零星分散，生产条件差，难以实现机械化。
二、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由于耕地破碎，各地块分布较远，农产品运输困难，且农机具无法开进耕地，只能靠人力扛挑等传统方式。
三、土壤条件差：我国西南多喀斯特地貌，土层薄，土壤肥力低。
四、自然灾害多发：山区多发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无法继续种植，迫使农民撂荒。
主动撂荒以社会经济因素为主。一是劳动力短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土地无人耕种。
二是农产品收益低：由于生产成本持续升高，使农民经济收益下降，进而影响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土地撂荒有何影响？”阿兰又问陈浩。
陈浩说：“撂荒地的出现，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对于‘生态环境’而言，土地撂荒的影响，我们要从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去看。
首先抓牢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其次可以从对社会、经济、生态的影响来分析。我们都知道土地撂荒弊大于利，要改变这种现象有何措施呢？我们还是一起看一下外县是怎么做的吧。
减少土地撂荒的关键是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增加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具体措施有以下这些：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政府统一管理，鼓励农民开发特色农产品，同时发展旅游业，提高农民经济效益。
公司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合作社进行统一指导工作，进而实现规模化耕作，降低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道路修建改善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开发适合山地耕作的小型农机具等；同时还可以通过合理施肥和改良土壤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农业基础设施：一类是物质性基础设施，包括道路、运河、沟渠、桥梁、码头、农机具、仓库通讯设施等；一类是社会性基础设施，如农村住宅、学校、医院等。
政府出台政策，补贴扶持农户。实行粮食价格保护措施，确保农民收益。采取发放补贴和奖励的形式，鼓励农户种植和复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对于水热条件较好的缓坡耕地，可以适当发展粮食生产；对于坡度较大，耕作距离较远、质量较差的耕地，可有序实施‘退耕还林’，适当发展林果业。
适合什么，发展什么，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生产，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整合现有农业科研资源，鼓励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依托具有明显优势的省级农业科研单。”
农业部等部门《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支持农民发展农家乐，闲置宅基地整理结余的建设用地可用于休闲农业，因此只有当农民成为农村产业的经营者时，他们才会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农村产业链，以城市为消费市场，把城市居民奉为上帝。
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以地为本，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了农村，越来越多的重金属流入了土地，尤其是耕地中鎘的含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增幅超过一半。长此以往，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或将不再是财富之母，而成为污染之源！和水资源与空气的污染相比，土壤的污染更具隐蔽性和长期性，所以更难以根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土在制度上被区分为“大产权”和“小产权”。在这种两级土地所有制的安排下，“小产权”的土地被人为地剥夺了（或者说是限制了）交易权。在财富货币化的时代，不能交易的资产由于不能货币化而部分丧失了财富属性。人有贫富之别，土地亦有贵贱之分，城市和工业用地为“贵”，农村和农业用地为“贱”，土壤的污染就这样被漠视了。由此推论，中国的土壤污染和农业危机不仅是工业化的后遗症，而且还受到土地制度的影响。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土壤污染和农业危机也要从制度改革入手，而出路之一只能是：农村产业化。
居民城市化、农村产业化和土地商品化是城市化的另一个“三位一体”。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体制和一村一镇的农村管理体制必然走进历史，取而代之的将是规模化的农村产业和集约化的土地使用。
美国耕地每四年休耕一次，600万农民以四分之三的土地养活了中国之外半个世界的人口。按照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速度与趋势，当总人口接近15亿、其中城市人口9亿人时，粮食供给必然不足。可想而知，一极是城市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和农业；一极是土地肥力下降，越来越多的土地荒芜或污染，目前已经失衡的粮食供求状态势必进一步失衡。
在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体制中，耕地的命运也会“劣币驱逐良币”：只要其中一家生产使用劣质化肥，家家都会追随仿效。让被歧视的农民为城里人生产粮食，他们不主动下毒就算有良心了，何谈根治土壤的污染！
发达的国家，几乎都是通过长期的农业补贴才完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中，进而实现了产业化的集约经营。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当农民成为农村产业的经营者时，他们才会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农村产业链，以城市为消费市场，把城市居民奉为上帝。
农村产业化以土地商品化为前提，所以农业用地无论是“流转”还是“交易”，本质上都是让耕地获得可公平交易的属性。有了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再有市场的农村土地交易，耕地会在流通中自发集中，土壤会在交易中按质论价，土壤的污染才能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得以根治。面对日趋严重的土壤污染，人们会本能地依赖政府的有形之手，以为只要有政府的重视和监督就能化解农业危机。
而事实上，土壤污染和农业危机也有深刻的制度原因，但凡人贫地“贱”之处，几乎必然是藏污纳垢！所以农村产业化的道路可一举三得：其一是农村以产业定位，方能与城市和工业平起平坐；其二是农业以市场定位，让土地商品化的机制去改良土壤；其三是消灭传统农民，让农村产业的经营者脱颖而出。
全球的粮食安全都在走下坡路，粮食库存在减少，人口在以高于粮食生产的速度继续增多。沙漠每年都在扩展，含水层在枯竭，表层土在衰减，农田在让位于城市。除草剂、杀虫剂以及化肥在降低土壤的自然肥力，野草和害虫在持续衍变出新的种类。同时，像蜜蜂这样不可替代的自然传粉者仍在被杀灭，懂得如何种植粮食的人数在急剧下降。全球的农业模式脆弱且不可持续。
“中国如何能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确保粮食安全？”阿兰再问陈浩。
陈浩说：“我建议采取以下必要措施。
一、避免农业落入产业化陷阱
产业化农业的辩护者喜欢说，产业化农业最富成效，能生产更多的食物。人们认为，人口问题导致食物变得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生产，需要产业化农业。但是，只有在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才是如此。实际上，只要有足够的人工，则小农场，即使是有机小农场，也可以和产业化农业生产得一样多，甚至更多。
产业化农业的举措只会使富人受益。引而申之，官员和工程师也会获利。相比较与众多独立的农民打交道而言，与几个大公司打交道更有成效。在这样的环境中，商品进入市场更为顺畅，产品标准化水到渠成，各种管理记录更易于保存，控制治理决断如流。这些因素在政府思维中不可或缺。然而我希望中国不要选择为了同质性和易于管理而忽视其危害。
产业化生产不可避免地需要适应在给定条件下进行资源稳定的生产。劳动高度专门化，致使工人个体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产品。
产业化农业只适用于某些大规模同质地区：天气可预测，有大量水资源；而我们面对的世界却有所不同：天气不可预知、大面积缺水。不断变化、日益糟糕的环境要求人们注意调整和轮作作物，需要人们亲密、广泛地了解土地，能够完成作物种植全过程。与产业化农业相比，熟练的小规模农业更能适应当地条件和意外变化。小规模农业的农人会考虑相邻地区的斜坡、土壤和肥力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年年改变种植模式。正值小规模农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之时，放弃这一切是疯狂愚蠢的行为。
古巴曾与苏联议定用蔗糖换粮食和石油，但这一协定突然终止。古巴仓促之间被迫养活自己。那时古巴差不多有一半的土地都用于产业化农业。机器没有石油无法运转，工人完全不懂农事，多年来他们几乎不生产粮食。
好在还有近一半的土地依然为农户所占有，他们能够很快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并从蔗糖生产转向粮食生产，从而养活自己和城里的工人。与此同时，城里的工人也生产出大量自给粮食。古巴人没有被饿死。
已经有许多小规模农业实验取得了成功。它们都从产业化农业转到与之相反的另一端。中国政府如果想帮助农民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大幅增产，可以研究世界各地实验者的成功经验，找到办法让农民在中国进行自己的实验。中国可以引领世界。
二、采用有机的、可持续的农耕方式
有机农业的优势如今已广为人知。有机农业不仅可持续，而且能产出更有益于健康的粮食。其生产过程也使人身心康健。我很高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达成了共识。
然而，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不同于‘泥土’，‘土壤’是一种有限资源，正在被以远快于其被产出的速度使用着。每年翻耕使得土壤暴露在风雨侵蚀之下，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退化严重。全世界有些曾经丰产的区域已经失去了其表层土，不再能够支持多少植被，一些古城在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流失后被离弃了。
近年来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免耕农业，像果树这样的多年生植物显然不需要翻耕。美国开发了多年生谷物，与我们现在所依赖的一年生谷物同样多产。有了多年生作物，就不需要再翻耕土地。将互相有益的多年生作物比邻种植，就可大大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在保持土壤生命活力方面有很多经验，如中国农民早就知道混种栽培的优势。中国也在研发多年生的水稻，也许还有其他实验在进行中。政府应当支持对可持续农耕方式的研究和探索。
三、发展乡村，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中国的粮食安全将会依赖于保留、发展其乡村。拥有许多农民的健康乡村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支柱。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已很少有充分了解如何务农的人而言，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依然丰富。我希望不要强行让农民离开土地。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生活结构能否营造一种环境，让年轻人自愿选择务农。
显然，除非务农足够盈利，足以支持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否则它不会成为许多当代年轻人的首选。如果乡村生活会剥夺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能享有的许多优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就会在可能的时候离开乡村。我希望中国能优先考虑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我建议，在乡村和大学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鼓励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组成团队，去村庄与村民同住，去倾听农民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在此期间，他们也可以互相讨论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给与之一起生活的村民讲讲。这样，不用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就可以使每个村庄的讨论丰富起来。之后，学生们向当地政府和学校领导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农民的哪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有时，可能需要聚集几个村庄的代表与政府官员一起协商，合作开展项目。如果村民觉得官员真的倾听自己并给予回应，就会发展出彼此信任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关系，村民们也会认真地听取建议。
同时，中国大学可以考察国内外密集型有机农耕的经验，以及土壤改良等方面的成功项目，并将其提供给地方政府和农民借鉴，以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倘若在两到三年内，这种项目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就是成功的。或许可以这样衡量：一些背井离乡在城市打工的人，决定回到家乡，投身于改善家乡的建设。如果项目在一个地方成功了，就可以大规模地在其他地方推行其改进版。
还有很多事都可以做。例如，感受到农民的需要并给予回应，基于别处的成功为农民提供建议，以及在农民选择的项目中给予帮助——这比强加项目给他们要好得多。只有农民意识到自己就是改变其生活的主体，进步才会具有持续性。只有对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的人，才会勇于面对其他挑战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