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对韩雪在红河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不知道其他人的工作怎么样，于是让阿兰开车去下一个助村驿站。
以前农村有“散户种粮亏本、大户种粮得利”的说法，不过情况正在改变，现在不少种粮大户也是踩在盈亏平衡点上。
陈浩说：“现在农村种一亩地总成本将近1500元，其中肥料、种子、农药、农膜等农资成本超过300多元，人工费用400元，土地流转费折算成现金在700元左右，水稻市场价是1.32元每斤，按每亩1200斤单产计算，收入是1584元。如果不算上政府大户补贴，一亩地就赚几十元钱，无论怎么算，都是不划算”。
李凤霞说：“现在农业劳动力短缺，六旬以上的老人成了种田‘主力军’，他们的工价也不低，平均每天要70元以上，给少了还不愿干。
不少驿站反映，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土地流转租金、农业贷款成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规模种粮收益下降，粮价虽然在涨，但始终涨不过土地流转租金和劳动力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掉了大户补贴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收益。
每年开春，秧苗还没栽到田里，就要预先给农民支付几百万万元的土地流转金。这样大的一次性支出，想起来都觉得风险不小。”
陈浩说：“冯家庄村流转了1000多亩水田种水稻，租地当年就出现亏损，第二年也仅保本。一些水源、基础设施较好的村社，稻田平均流转价格已经涨到八百元一亩，比前些年时高出200多元。租地成本压力一年比一年高，效益却没见起色。
算上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种粮的年成本约900元每亩，再加上700元每亩的年租。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每年就赚几百块钱，现在农民出去打工一天至少能赚100多元，干得好的有两三百元，怎么都比种地强。”
李凤霞说：“靠天吃饭风险大，虽然抗旱花了不少钱，但还是减产近30%，亏了30多万元，再这样亏下去，土地流转费都付不起，真不知道如何收场了。”
近两年冯家庄驿站连续亏损了四五百万元后，金玉生坐不住了，种粮食没效益，只能种蔬果规避风险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打算转变种植结构和经营模式。今年先试种500亩，争取卖出好价钱；还要建几十个大棚种蔬菜。”
金玉生告诉我说：“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差是农民种田‘最发愁、最不满意’的一点。由于相关部门土地平整过程中，沟渠、泵站等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标准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去年光抗旱就花了二三十万元，每年至少还要拿出五万元搞水利配套。
聚丰公司先后流转了2017亩田地，去年6~8月干旱了50多天，一亩地抗旱花了50多元，但每亩还是减产了50多公斤，加上粮食价格下跌，每亩收益同比下降了三四百元。我认为自然条件，尤其是灌溉用水，对粮食生产起着决定作用。靠天吃饭、看天种粮还是主流，想着旱涝保收，难！”
李凤霞说：“我认为，要真正使种粮有效益，农民种粮有‘积极性’，一方面是要加大对种粮新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各类补贴力度，规范操作运行，确保各项政策不折不扣兑现到农民手中，使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另一方面，要对稳定多年的种粮规模经营主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农业综合开发、粮食基础能力建设、粮食高产创建、测土配方施肥等方面向种粮大户及粮食专业合作社倾斜。”
阿兰说：“为了解决秋季玉米‘看天晾晒’的问题，金玉生准备建一座标准粮仓，土地硬化、设备购置等费用约300万元，他希望得到集团公司的扶持，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陈浩说：“你先拨给冯家庄驿站1000万，土地流转都是先交土地流转费，几千亩土地的年流转费一次付清，换谁都吃不消。”
阿兰在傍晚前将车开进冯家庄驿站停车场，金玉生高兴地杀鸡宰羊招待老总，李凤霞看着驿站中金玉生设计的沙盘沉思不语。
席间，金玉生汇报说：“去年托市收购启动较晚，粮食大量以每斤1.11元的价格贱卖，托市效益大量被粮贩子和收储企业赚取，卖‘义气粮、关系粮’的现象普遍。
去年粮食没地方放，7月15日以每斤1.12元卖了45多万公斤，25日拉了3车共63万公斤粮食去粮店卖，排了3天队才卖出去，散户的粮食粮店干脆不收。100多万公斤中稻也大多以每斤1.11元卖掉。每斤1.35元的‘托市价’是7月下旬出的，但我们这里真正实施拖到了10月底，那时候老百姓的粮食早就卖光了，钱都被有关系的粮贩子赚走了。”
陈浩说：“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金玉生说：“冯家庄村通过‘土地托管’的探索，分步解决了怎么种粮、如何流转、如何经营三个问题，推动了土地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经营的转变，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给人以启迪。全村一万亩土地连成一片。
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冯家庄村一家一户土地分片经营模式的弊病，逐渐显露了出来。每家种的小麦品种不一，病虫害防治要求各有不同，收获日期也不相同，大型收割机很难派上用场，分散经营成本高，粮食也卖不上价。
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冯家庄村也面临农业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在田里耕作的大多为妇女或六旬以上的老人。全村千多户村民中，有600余户以经营梳绒机为主要收入来源，100余户加工汽配软管，还有三四十户外出打工。
村民姜良福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家5亩4分地，每亩地收小麦1200斤，每斤1.1元；玉米1300多斤，每斤1.02元，一年两季粮食毛收入约1.4万元。而化肥、农药、种收、浇水等成本，每亩地每年要1200元。一家人忙活了一整年，也就剩下八千多块钱；而家里的5台梳绒机，每年纯收入至少3万元钱。
尽管种粮投入多、收入低，但是自己的责任田也不能撂荒。因此，每到麦收时节，村里人都会放下手中挣钱的活计回到地里。在兰州打工的村民徐军曾因为回来麦收，少拿了一个月整整三千元的工钱。算起账来，这麦子种得不值喽！
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出台后，经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郑保屯村的干部群众都看准了一个理：这地分着种不合算，得合起来种！
虽然统一了思想，但要把地‘合’起来种，冯家庄村还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种地收益不高，但土地是庄户人家的‘命根子’，把地拿出来，群众接受得了吗？
其次，当地每亩地每年流转价格900块钱，全村一万亩地每年租金就千多万元，谁有这个家底和魄力？
第三，村里的地都是‘基本农田’，只能种粮，一亩地纯收入也就1500块钱左右，万一再赶上个旱灾涝情的，赔了咋办？
显然，目前在很多地方流行的‘租断’式土地流转形式在郑保屯村行不通。于是，村民开动脑筋想办法。他们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优势与土地规模经营‘统’的功能，采取了‘托管’的形式。
所谓托管，就是部分不愿耕种或无能力耕种的村民，把土地委托给种植大户或合作社，由其代为耕种。这样，农户没有与土地剥离，种植大户与合作社也无需支付流转费用，风险由农户均担。
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全村一万亩土地全部‘入托’，并由村党总支部牵头成立了‘粮丰冯兴’粮食种植专业联合社，管理入托土地，同时，下设兴农、利农、惠农三个粮食种植专业社，并吸纳了通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家丰农技服务合作社。”
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粮丰冯兴”粮食种植专业联合社社长冯存良介绍，村里对土地“入托”采取分步示范原则。目前，基本为“半托”模式，即合作社为农民种田提供劳务、农资等服务，种田收益全部归农民，合作社收取劳务和农资费用。待群众认可度高了，再实施“全托”模式，也就是农民把土地交给合作社，合作社扣除经营和管理费用，收益归农户。已有100亩土地作为试点，实行“全托”。
冯存良说：“土地‘入托’只是个形式，如何经营才是关键。地合起来了，如果经营还是老模式，效果未必理想。种粮的优势在于机械化程度高，可以在经营模式上走‘产业化’路子。
村治保主任、“兴农”粮食种植专业社社长黄勤福介绍，从四个方面实现了产业化突破。
一是实现了订单农业。联合社与面粉加工能力山东第一的发达集团签订了5年合同，604户村民的4300亩地种植了嘉禾集团面包专用小麦品种。同时，嘉禾集团还计划推广有机小麦，引进山地养牛场，实现5亩地1头牛的养殖规模，通过青贮饲料“过腹还田”，逐步实现有机小麦生产。
二是农资订购“一条龙”。联合社与山东一家化肥厂签订了供销协议，统一供应化肥，不仅每袋价格比市价低30元，而且送货到地头、保证质量。
三是种植收割“产业化”。“通田”农机专业合作社被纳入联合社后，由20名农户、67台农业机械，统一负责全村一万亩土地种植、收割。
四是粮田管理社会化。“家家丰”农技服务合作社技防队长黄新江和4名队员，利用12米宽的喷药机械，就管理了全村的土地。这种机器每台每天可管理240亩地，不仅防治蚜虫等病害，还能为庄稼补充微量元素。同时，浇水、施肥也都实现了“社会化服务”，浇水每人每天150元，施肥每亩地10元钱。
冯存良介绍，今年除去种子、化肥、人工、种收等成本后，农户获得所卖粮食纯利润的60%，联合社则提取40%作为公积金用于日常运转，以及抗水旱灾害、更新农机等。年底，联合社在公积金中抽取1%~3%作为管理费，为联合社工作人员开“工资”。如果再有剩余，将返还给农户。
村里土地“合”起来种以后，农民实现了增收。据了解，合作社成员可通过农业机械参股和农技防治参股的方式获利。“通田”农机合作社监事会会长范召归，自己拥有两台拖拉机、一台玉米收割机和小麦收割机，每年可通过合作社耕种、收割挣17万元。当然，新型农机的投入也不小。
再说普通农户，村民姜桂齐是农电工，平日没时间打理责任田，这次他把4亩地“全托”入社。这样一来，每亩地化肥便宜30块钱、耕地节省20块钱、农药节省25块钱、收割省5块钱。
算下来，比自己种粮每亩地少投入200元。同时，由嘉禾集团统一收购麦子，每公斤比市场价高出8分钱，一亩地还可多收90多块钱。
姜桂齐说：“现在不用自己操心，每亩地干挣1800多块。算上省下的时间干农电工挣的钱，收益比以前高不少呢。”
“合”起来种地后，冯家庄村向上级争取资金也更容易了，如今村里已经修了360米的沙石路、打了25眼深机井、建了4台变压器。目前他们正在申请建设扬水站，希望彻底解决机井浇地“不给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