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元空间的理论渊源

随着全球历史、生态、文化环境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于城市之中。对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来说，这种人口的高流动性对城市在文化环境、建筑景观、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遗产对于我们的城市而言可谓至关重要。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是多样性的要素，是创造性、创新性和城市更新的推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11年11月通过《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015年7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将“城市历史景观”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纳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

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简称HUL）“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其中“城市背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不仅包括城市历史景观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历史上的或者当代的建成环境；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空地和花园、土地使用模式乃至空间布局；感受和视觉联系，以及城市结构中所有其他的要素；更包括了城市中社会和文化方面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独特性有关的非物质遗产方面。

“城市历史景观”作为一种保护方法的核心内涵，通过城市有机更新，为其注入新的人群，赋予新的功能，重新实现宜居与乐业。通过“城市历史景观”向“城市文化元空间”的非凡转化，来挖掘、建构、展示和应用其核心价值。这种转化既是具体落地实施层面的转化，更重要的是认知理念层面的转化。

学者葛剑雄认为，“城市功能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城市的文脉上。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讨论城市文化，我们总以“文脉”切入，“文脉”与历史相关，它体现了我们大多以时间的维度搭建起认知体系，进而对城市文化作捕捉和理解。例如上海镇从松江府华亭县划分出来设立上海县，发生在1292年，这一年被视作上海城市历史的开端。再如关于北京城历史，人们常常总结为北京城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然而，正像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所说的，人类生活的空间性是与社会性、历史性相平行的维度，却是一个“隐没的维度”。现代汉语中的所谓“空间”，主要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当思想家们以“空间”概念作为思想生产的核心着眼点，则为理解人类活动、历史与社会发展等带来了全新可能。

当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考察会发现，自中国思想体系得以形成之始，抽象的空间观就是其中的关键性组成部分，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作为一种“元叙事”决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和中国社会的秩序。《尸子》中写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里的“宇”体现了中国原始初民对于生命世界的观察和体验所形成的空间认知。恒久有序的天穹、苍茫的大地，是中国思想中空间观念得以形成的根基。在《管子》中，“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纳天地以为一裹”，把天地万物容纳于一袋之中，已经透射出某种关于“空间”的整体性理解。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东临大海，西方、南方是绵延山脉，北部是茫茫荒漠，以此形成的封闭又巨大的空间状态赋予了中国自然地理结构的独特性，并且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制度层面，从西周确立的家天下制度，依据宗亲血缘关系来制定土地空间和权力空间的设计格局，将社会空间（社会公共性结构）与生活空间（宗族、家庭的内部结构）打通。在社会生产层面，城市布局、建筑设计都是空间秩序的一种具象呈现。如北京中轴线的城市建设规则体现了尚中贵和、左右对称的空间思维，传统民居常见的围合庭院模式也是一种空间生产的体现。

有观点认为，“通过空间这样一种建构社会的方式，传统中国形成了一个从物质空间到理念空间，从政治空间到文化空间，从私人空间到社会空间高度一体化的空间秩序，这一秩序从天体运行中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和恒久性，孕育了久远而稳定的统治制度，创造了灿烂而特异于其他文明的文化”。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体现了强烈的整体主义思维，以看似无形、抽象的精神空间来指导、隐喻有形的实体空间的形成。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空间观以无形喻示有形，西方的空间观强调有形驾驭无形”。以上观点，看似在定义西方与中国在空间思想方面的差别，然则说明我们更重视二者的共通性，即“空间观”是东方与西方思想共同具有的重要维度。

从西方思想脉络来看，思想的“空间的转向”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才得以完成。康德认为空间是“先验的直观形式”，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后世思想者从空间维度展开思想生产。而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列斐伏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最有贡献性的思想正是基于“空间与人的实践之间构成的紧密关系”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空间只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而列斐伏尔进一步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他认为空间既是具体的物质实体，是人类劳动的物质化、外在化，例如建筑工人所建设起来的城市街道、高楼大厦；又是抽象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凝聚，例如城市街道建设过程中需要通过不同机构参与进行规划设计，包工头对建筑工人的雇佣和组织等。因此，空间具有了“具体的抽象性”，它既是人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成果和产物，又是人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驱动和预设。总而言之，空间是整体性的社会产物，人的实践完成了空间，而实践过程与相关的一切结果也都附着在了空间上，成了空间的一部分。

通过对东西方“空间”思想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人的实践究其根本是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顺应和改造，从而产生了空间，产生了城市。空间是人地互动的媒介，也是人地互动的结果。以空间理论指导健康理性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转型，是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传统与现代的互补和谐”的重要路径。

因此城市文化元空间之“空间”绝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一个街区或者一片城市区域，它是管子思想中的“空间”，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是持续完成着城市文化生产的“空间”，是让城市发展始终对于人的发展有积极效用的“空间”，即所谓城市发展高质量阶段的“高价值空间”。但目前既有城市发展思路中对空间的单一的、割裂的、低维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下开发过度、空间过剩、活力不足、内容缺乏的尴尬境地，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