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石刻文献中所见的辽朝华严学僧及寺院

本书在此试图从文化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研究：首先，通过辽代石刻文献的梳理，发掘更多辽朝华严学人物的史料；其次，通过辽境内华严寺院的考察，揭示华严学在辽境内的传播基地、范围及其分布特点；再次，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探讨辽朝华严学与地域环境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华严寺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门弘传华严学的宗派基地，它既包括以华严学僧人为主的寺院，也包括兼容各宗派僧人的寺院，这是与辽朝佛教思想界兼学各宗的学术风气相应的。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辽朝华严学匠并非只有上述几位有著作传世或名声显赫的人物，相反，当时辽朝佛教界还存在着研习华严学的义学僧人群体。而且，从宗派思想传播史而非创造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些华严学研习者的考察，实际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辽朝华严学的传播与流行状况。

1.妙行大师志智与燕京昊天寺

据乾统八年（1108）释即满撰《妙行大师行状碑》及释广善撰《中都大昊天寺妙行大师碑铭并序》等碑铭记载，妙行大师僧名志智，字普济，俗姓萧氏，为契丹族人，他也是现在所知的唯一一位契丹族华严学高僧。志智出身显赫，为“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156]，楚国王萧孝惠和秦越国大长公主（名耶律塑古，圣宗皇帝女，兴宗皇帝妹）之子，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兄[157]。他生于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卒于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师寿八十一，腊五十八”。志智童年时便信佛，后遇海山大师思孝而决意出家，其母秦越国大长公主不同意，志智便绝食数日以明志，公主最终允许他随海山大师出家。志智先住于觉华岛海云寺（思孝驻锡地），重熙十三年（1044），兴宗皇帝亲自批准其受戒；志智“精究律部，又学经论，性相兼明”，可知他对华严（性宗）、唯识（相宗）和律学都有研习；同时“遍游名山，广参胜友”[158]，在辽东及燕京地区云游访学，后于燕京募化钱三百万印造《大藏经》；清宁五年（1059）道宗皇帝巡幸燕京时，其母秦越国大长公主奏请皇帝，愿舍其宅为志智建寺，但不久后公主去世，道宗皇后萧观音为母还愿，施钱十三万缗，道宗皇帝资助钱五万缗，敕令宣政殿学士王行已负责监造大昊天寺，道宗御题寺额。昊天寺建成不久后便失火焚毁，道宗及皇后又施钱重建。大安九年（1093）志智又在寺内建造了六檐八角、高两百多尺的木塔，此塔至元代依然存在。碑文所记载的主要是妙行大师建造寺塔、印经及神异（如浑河变清、鸟衔蛇出山、宝塔放光等）等事迹，对于他的义学宗趣及佛学著作没有具体记载，但从文中“定慧等学，经论俱通。□妄交彻，理事圆融”[159]的记载，以及受学海山大师思孝等方面综合考察，妙行大师志智是一位精通华严学的义学高僧。此外，广善撰《妙行大师碑铭并序》文末有妙行大师门人及门孙十九人题名，其中十人有赐紫师号及提点、僧录等僧官衔，从中可知辽末以燕京昊天寺为中心，曾存在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华严学及佛教义学僧团。

妙行大师所建的昊天寺位于燕京城内宣北坊，豪华壮丽雄冠全燕。据咸雍三年（1067）乾文阁学士王观所撰的《燕京大昊天寺碑》记载，此寺“雕华宏观，甲于都会”，“中广殿而崛起，俨三圣[160]之睟容；傍层楼而对峙，龛八藏之灵编。重扉砑启，一十六之声闻列于西东；邃洞异舒，百二十之贤圣分其左右。或鹿苑龙宫之旧迹，或刻檀布金之遗芬。种种庄严，不可殚记”[161]，该寺的豪华壮丽从文中可见一斑。昊天寺至元朝时依然是燕京城内的重要寺院，元世祖忽必烈、武宗海山等都曾于此寺大作佛事。

2.悟玄通圆大师道弼与兴中府华严寺

道弼为辽道宗时著名华严学高僧，著有《大华严经演义集玄纪》六卷、《大华严经演义逐难科》（《义天录》卷一著录）一卷等华严学著作，此外还有《诸宗止观》等著作，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佚失。据觉苑《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序》记载，道弼（“守司空悟玄通圆大师弼公”）曾与守卫尉卿牛铉及“僧首紫褐师德百有余人”一起致书觉苑，请他注疏钞解《神变经》[162]。而据太康十年（1084）《重修古塔碑记》残文中有“大辽兴中府和龙山花严寺、崇禄大夫、守司空、悟玄通圆大师、赐紫沙门道弼等，奉为天祐皇帝万岁”[163]，可知道弼曾受封崇禄大夫、守司空等官衔，并以和龙山华严寺（该寺位于兴中府和龙山，今辽宁省朝阳市东）为主要驻锡地，这也说明该寺为辽东京地区重要的华严寺院。

3.慈智大师惟脤与燕京悯忠寺

据寿昌五年（1099）《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记》记载，慈智大师为辽道宗时华严学高僧，僧名惟脤，俗姓魏氏，漷阴田阳（今北京市通州区）人，童年时便师从悯忠寺僧守净上人出家。他曾在辽上京创建寺院，大安九年（1093）道宗皇帝赐以“紫衣慈智”师号，寿昌四年（1098）逝世。惟脤“志在杂花[164]，行依四分”，在佛教义学方面以华严学为主，“讲说群经……读《杂花》啻一百遍”；他在宗教实践方面则以律学为主，“心行禅，身持律，起居动息，皆有常节”。此外，他对其他宗派的经典也有涉猎，碑文称“其他典论，有□力通”[165]，可知惟脤是一位以华严和律学为主而兼学各派的高僧。此外，大安十年（1094）《悯忠寺石函题名》中有“华严讲主、通法大德、赐紫沙门蕴□”[166]的题名，此蕴□（僧名残损）也是华严宗僧人。由此可知，悯忠寺是燕京城内重要的华严学传播基地。

悯忠寺位于燕京城内，即今天的北京法源寺。该寺始建于唐代，“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167]，为北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寺中建有三层大阁，内供高达二十丈的白衣观音大像，为燕京城中的名胜。太平二年（1022）辽圣宗在该寺设灵位及道场百日以哀悼宋真宗，重熙十年（1041）辽兴宗曾“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168]，道宗皇帝也曾重修该寺大阁。从中可知，悯忠寺在辽燕京诸寺中地位显赫，这里同时也是辽燕京城内的佛教义学中心之一，辽朝唯识学大师诠明即为该寺僧人。

4.辅国通圆大师法颐与燕京开悟寺

据天庆五年（1115）《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记载，燕京开悟寺有沙门法颐，为辽道宗、天祚帝时华严学高僧。法颐俗姓郑氏，“《花严》为业”[169]，即以华严学的研习为主业。此外，他曾在燕京紫金寺开坛，为信徒受忏灭罪，道宗皇帝“美其道风，愿一瞻礼……特赐紫袍、通圆之号”。法颐晚年则偏重于习禅，曾与辽末禅宗高僧通理大师恒策一起隐居燕京西大安山。法颐虽无著作传世，但从其“燕京开悟寺内殿忏悔主、特进、守太师，辅国通圆大师”的称号中，可知其地位之高。而从法颐早年受学于燕京开悟寺并以“华严为业”的经历来看，开悟寺应当也是辽燕京城中重要的华严学传播地。

5.华严法师与燕京弘法寺

据乾统三年（1103）王企中所作的《崇圣院故华严法师刺血办义经碑铭并序》记载，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曾有“华严法师”于燕京弘法寺刺血抄写佛经。碑文未记其僧名和籍贯，只称其为“华严法师”，可知他为华严宗僧人。华严法师俗姓李氏，为兴宗、道宗时僧人。他二十五岁进具，“时清宁始岁”（1055）。其父早亡，少年出家后曾师从孤树院僧道振及燕京宝塔寺的高僧学习佛法。进具后兼学华严宗和密宗，“日讲华严菩萨戒准提密课”[170]，对于华严学、唯识学及密宗经咒都有研习。大安七年（1091）为父守墓，并造草庐于墓旁，反映出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当时佛教徒的影响。乾统三年（1103）于弘法寺写血经，“臂焚万炷之香，血印一藏之教”，“唐梵兼语，显密圆宗。四句一偈，刊亦无遗”[171]。碑文题名为“崇圣院故华严法师”，可知他于写经的当年去世，此崇圣院应当是附属于弘法寺的僧院。弘法寺为辽燕京城中的著名寺院，至金朝依然闻名燕京。据应县木塔发现的写经题记记载，该寺曾奉太后宣诏雕印佛经，为当时燕京城内重要的印经地[172]。

6.奉航与燕京华严寺

燕京华严寺位于辽燕京城北安门外，据北宋路振《乘轺录》记载：“出北安门，道西有华严寺，即太宗皇帝驻跸之地也。”[173]该寺为燕京城中重要的华严教寺，至金熙宗天眷年间才改为禅寺，称为太平万寿寺。现存史料中对燕京华严寺的记载很少，据乾统八年（1108）释善坚撰《僧奉航塔记》记载，奉航俗姓李氏，涿州新城县（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寿昌二年（1096）曾受燕京华严寺大众邀请而出任该寺提点[174]。

7.诠悟大德法称与西京华严寺

华严寺位于辽西京大同府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内，该寺为辽西京地区主要的华严宗寺院。据《辽史》记载，辽道宗于清宁八年（1062）建西京华严寺，并且于寺内“奉安诸帝石像、铜像”[175]，使该寺具备了皇家祖庙的性质；道宗还于当年十二月巡幸西京及华严寺，足见该寺的重要性。结合道宗的佛学思想来看，他建造华严寺是出于自身对华严学的偏好及发展华严宗的目的。不过，华严寺现存有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建造的“薄伽教藏”殿（保存佛经的殿堂），可知华严寺早已存在。但史书称“清宁八年建华严寺”[176]，则有可能是道宗皇帝特别将此寺作为华严教寺而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此外，据寿昌五年（1099）马仲规撰《义冢幢记》记载，寿昌初年，南京析津府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众善迁建义冢，“时西京大华严寺提点诠悟大德法称示化，游方挂锡，于北禅院开大来菩萨戒坛”[177]，作为西京华严寺提点的法称，应当也属于当时的华严宗僧人。

8.崇昱大师与安次圣利寺

据天庆十年（1120）《崇昱大师坟塔记》[178]记载，崇昱大师俗姓李氏，安次县人。二十一岁时拜义隆法师为师（此义隆法师即李检撰《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中所提到的“圣利寺讲《法华经》义隆上人”）；崇昱受具足戒后，至燕京永泰寺师从守臻（辽道宗时名僧，号通慧大师、通赞疏主，官爵崇禄大夫，守司徒）学习《税金论》；二十四岁时开讲《唯识瑜伽论》；二十五岁时“回相归性，充杨令公大王讲主，开《华严大经》，周满三遍”，研学重点由唯识宗（相宗）转向华严宗（性宗）。此外，崇昱对其他经论也有深入的研习，“《玄谈》七十席，《摩诃衍论》《菩萨戒》《金刚》《般若》等经，联绵不绝”[179]，这里的《玄谈》当即澄观的《华严经玄谈》。大安元年（1085）以后，崇昱先后在王家岛、佛岩山等地隐居，并且在范阳石经山云居寺（今北京市房山云居寺）与通理策师（恒策）一起造办石经数年，天庆四年（1114）圆寂，享年七十六岁。由传记可知，崇昱为兼通唯识、天台义学的华严学僧人。

9.法□法师与易州开元寺

据乾统五年（1105）《□州开元寺故传□□□大师遗行塔记》记载（碑文残损很多，难以通读，只能从中了解此僧的大致生平），法□俗姓刘氏，易州人。早年曾在该寺学习《唯识论》，咸雍六年（1070）以后“励志《杂花》”，研习华严学；大安初年经燕京悯忠寺司徒大师法制的推荐，道宗皇帝召见法□，并且“问《杂花》大惑，师剖析疑滞”，得到道宗的嘉赏，授以报恩寺讲主，“受宠玉宫”；大安四年（1088）返回易州故里；寿昌初年道宗皇帝又授其戒本“以敦勉之”。法□晚年“大作佛事，广饭僧伽。补圆大殿，金容彩绘”[180]，从事修复寺院和塑像等佛教功德活动，碑文未记其卒年，但综合全文的记载，他应当逝世于寿昌末年或乾统初年。

10.澄方法师与蓟州感化寺

据大安六年（1090）释即祁撰《上方感化寺故监寺遗行铭并序》记载，道宗时曾有精通唯识学和《华严经》的澄方法师居于蓟州盘山（今天津蓟州区盘山）感化寺。此澄方法师俗姓孙氏，南京道香河县（今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人。少年时礼隆安寺慧通为师，十八岁时受戒，“博究群言，因明百法、《唯识》《摩诃衍论》《花严》等经”[181]，对唯识宗著作和《华严经》都有研习[182]；后受感化寺大众“状请永居”，作为监寺而常住此寺，并于大安五年（1089）圆寂于此，享年七十岁。

11.守常与天开寺

据大安五年（1089）《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记载，燕京城西六聘山（今北京市房山区上方山）天开寺有忏悔上人，僧名守常，俗姓曹氏，易县新安府（今河北省易县）人。十九岁受具足戒，咸雍六年（1070）卒，享年六十一岁。守常“就学无方，始讲名数税金吼石等论，次开《杂花经》，洎《大乘起信》等论”，并且“日诵《大悲心咒》以为恒课”[183]，可知他是一位以华严学为主，兼学诸多经论的僧人。

12.善信与金山演教院

据辽乾统三年（1103）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记载，涞水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西北金山演教院为当地的佛教义学中心，“从古多有名僧上士，在中栖隐”[184]，辽末天祚帝时曾有沙门善信于此开讲《华严经》，并结千人念佛邑。善信俗姓许氏，板城里人，生于辽道宗清宁年间，十八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曾讲《华严经》二十四次；四十二岁时在金山演教院结千人念佛邑，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极乐世界为主要活动。由此可见净土信仰在辽朝佛教界的盛行，以及华严义学与净土修持的融合。

此外，据乾统七年（1107）释志恒撰《宝胜寺僧玄照坟塔记》记载，该寺僧人玄照，俗姓李氏，为安次县长寿乡人，少年时师从宝胜寺讲经沙门奉缄出家，十五岁时受具足戒；乾统六年（1106）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岁。玄照以《华严经》为主要研习经典，“一旦听读《大华严经》，玄谈方周，六载未曾有辍”[185]。另据天庆十年（1120）《易州马头山善兴寺华严座主塔记》记载，曾有被称为“华严座主”的僧人住于易州（今河北省易县）马头山善兴寺[186]，由其名号可知，该僧人也以华严学见长。

通过对辽朝华严学匠和华严寺院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辽朝佛教界存在着研习华严学的僧人群体，这一群体的重要特点是以华严学为主而诸宗兼学。从上文的论述可知，辽朝华严学匠大多兼学佛教各宗义学，特别是兼习唯识学和密宗经咒是其一大特点。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作为辽朝华严宗代表人物的思孝、鲜演等人对其他宗派经典也有注疏，以研习华严宗经论为主的僧人也大多兼学各宗经论，尤其是兼习唯识学经典。这正是辽朝佛教界义学兴盛以及诸宗派思想融合的反映。

以往学者论及辽朝华严学匠时，往往只举出思孝、鲜演等人，实际上辽朝华严学匠远不止这几位，如开悟寺法颐（“守太师，辅国通圆大师”）和华严寺道弼（“守司空，悟玄通圆大师”）都有皇帝赐号和官爵，位同三公，其地位与思孝和鲜演不相上下；而昊天寺妙行大师志智、悯忠寺慈智大德惟脤也都是受皇帝尊宠的名僧。此外，诸如天开寺守常、金山演教院善信等研习华严学的普通僧人，在探讨辽朝华严学的传播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但上述人物在以往的辽朝佛教思想及华严学研究中或被遗忘，或没有得到重视，这与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

第二，辽朝华严寺院并非单纯的华严宗寺院，而是以诸宗派共存的形式存在。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发现，辽朝似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华严宗寺院，即并无组织严密、单纯传播华严学的“教寺”；相反，通过对众多碑铭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与华严宗有关的辽朝寺院大多是诸宗派共存，并且兼传各宗义学。可以说，辽朝寺院是一种诸宗派共存互融而无森严壁垒的寺院，这也是辽朝寺院最大的特色之一。在同一所寺院里，可以有学习不同宗派经论的学僧，同一位法师也可以向弟子传授不同宗派的经论，在宗派方面则以唯识学和华严学、华严宗和密宗的共存最为普遍，如燕京悯忠寺、安次宝胜寺、金山演教院、五台山金河寺、觉华岛海云寺等都属于这种佛教诸宗共存的寺院。这种现象与辽朝僧人兼学佛教各宗义学的风气相应，同时也顺应了唐宋以后中国佛教诸宗派进一步融合的历史趋势。因此，本书在论述中多称之为“华严寺院”而非“华严宗寺院”，意为与华严宗或华严学相关的寺院。

第三，辽境内华严寺院的分布区域以燕云地区为主。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燕云地区是华严寺院的主要分布地区，尤其以南京析津府（燕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为最，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燕云地区是辽境内主要的汉人聚居地区，燕京为隋唐五代时期的北方重镇并且是辽境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悠久的佛教传统、寺院遗存和物质基础促使这里佛教兴盛，此外，幽云地区与山西五台山接壤，而后者为唐代华严宗中心之一，因此华严宗在燕云地区流行的时间较早。唐朝以来华严宗的长期流传、经济的发达及帝王对佛教的扶持，都为燕云地区华严宗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第四，辽朝华严学的兴盛主要在兴宗、道宗和天祚帝三朝。综观上述华严学匠的生活年代，基本都集中于辽晚期的兴宗、道宗和天祚帝三朝，尤其以道宗朝最多，这与辽朝帝王的崇佛程度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证明统治者的支持是佛教义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认识只是就现存的辽代石刻文献并结合相关史料做出的概述，碑铭资料并不足以反映辽朝华严学匠及华严寺院的全貌，实际上还有许多辽朝华严学匠和华严寺院因资料无存而难以考察其踪迹。笔者在此也期待新资料的出土和发现，以期对以上的结论做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