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有一种感情叫不在一起但彼此牵挂,鲁迅与陈独秀中断联系后对彼此还是保持关注。在《扣丝杂感》中,鲁迅指出“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在《〈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对陈独秀为中国新文学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

鲁迅于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是受陈独秀之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策划和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后,与学生党员徐文雅、毕磊等来往密切。有一天,鲁迅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鲁迅称陈延年为“老仁侄”,可见他心中还将陈独秀视为兄弟。陈延年也以“父执”相待鲁迅,在离开广州前特意提醒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要继续做好鲁迅的工作,并十分肯定地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1933年3月,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特意提起陈独秀来,高度赞扬陈独秀对自己的帮助: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与陈独秀同在狱中的濮清泉后来在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回忆了陈独秀对鲁迅的评价:“谈到鲁迅,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也欢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写稿,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啰,渺不足道。言论自由,我极端赞成,不过对一个人的过誉或过毁,都不是忠于历史的态度。”

鲁迅当时曾以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言论自由的界限》,濮清泉以为鲁迅在这文章中骂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便又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独秀则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其实,鲁迅这篇文章骂的主要是新月社而非陈独秀,虽然陈独秀误解了鲁迅这篇文章,但通过这番谈话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对鲁迅的钦佩和厚望。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很快获释出狱。他在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是应《宇宙风》编者陶亢德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约稿: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9)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注:指创造社和太阳社当时对鲁迅的批判),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这篇文章再次高度评价了鲁迅对《新青年》的贡献及鲁迅的才华和思想,尤其是第一次在历史上指出了“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意义非同寻常。的确,所有的人都“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鲁迅如此,陈独秀何尝不是?“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只不过是有的凡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而已。

鲁迅其实也是凡人,鲁迅一方面和大多数凡人一样有着平常的兴趣、习惯,如鲁迅有一大爱好,喜欢收集裸体绘画,他收集过很多日本和欧美的裸体绘画,卧室墙上公然挂过一幅西洋女裸体版画。再比如,鲁迅和大多数凡人一样爱财、爱名也爱惜生命,懂得生活和休闲,对待爱情既渴望又瞻前顾后,对待孩子则有无限柔情。

鲁迅可谓“超级奶爸”,著名诗人柳亚子就曾经说过:“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老来得子的鲁迅对周海婴非常疼爱,极尽所能地满足他的愿望,给他买最新的玩具,带他看最新的电影,看马戏表演,放下手头工作陪海婴玩,甚至还会带海婴玩骑大马的游戏,有时还叫他“小乖姑”,用胡须刺他的双颊……周海婴后来回忆道:“凡是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电影,父亲总是陪我去观看,像《泰山之子》《米老鼠》《仲夏夜之梦》都是我那时钟爱的影片。”逛玩具店代替了鲁迅以往的逛书店活动,鲁迅给周海婴买过万花筒、木匠工具、儿童三轮脚踏车等新潮玩具。夏天天热,周海婴起了痱子,鲁迅就亲自给他涂痱子药水,许广平在一边摇扇子,周海婴后来称:“这是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刻。”周海婴小时候有哮喘病,经常咳嗽,学医的鲁迅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听到海婴的咳嗽声总是第一个跑过去照料孩子,有时一陪就是一夜。

当时有人笑话对敌人冷酷的鲁迅对孩子却这般宠爱,鲁迅特意写了一首诗回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10)每当有朋友来访,鲁迅经常将周海婴抱出来秀一秀,也经常在致朋友的信里提及周海婴。要是鲁迅活在今天,他肯定是朋友圈里的“晒娃狂人”。为了哄海婴睡觉,鲁迅还特地编了一首歌谣:“小红,小象,是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象红。小红,小象,是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红红……”

周海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和鲁迅道别:“爸爸,明朝会!”明朝会,就是明早见的意思,鲁迅则回道:“明朝会。”哪怕是在他临终前,饱受病重折磨也要用尽力气来回应:“明朝会。”

疼爱孩子之外,鲁迅对周海婴也非常尊重、理解,如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言:“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有一次,鲁迅请客,在家里吃鱼丸,周海婴嚷嚷道鱼丸不新鲜,其他人都以为是小孩子胡说,鲁迅却尝了尝周海婴盘子里的鱼丸,果然不新鲜,于是他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有朋友送了周海婴两套丛书“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许广平先给周海婴看比较浅显易懂的“儿童文库”,不久周海婴就看腻了,非得要看“少年文库”,许广平让他长大些再看,而鲁迅则让许广平拿出“少年文库”随周海婴翻看。

这些小故事充分说明鲁迅对周海婴这个小朋友的理解、尊重,如周海婴后来回忆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其自然,从不强迫,不硬逼。”理解之外,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即父母不应该命令孩子而是指导孩子。鲁迅经常给周海婴讲故事,通过讲故事来培养周海婴的想象力,如讲狗熊如何生活,讲萝卜如何长大。对于周海婴的各种奇怪甚至幼稚的问题,鲁迅也总是予以耐心回答,有一次周海婴想吃爸爸手里的沙琪玛,问:“爸爸,可以吃吗?”鲁迅却偷换了概念,回道:“按理说是可以的,但爸爸只有一个,吃了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要吃得好。”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鲁迅还曾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周海婴顽皮时,鲁迅偶尔也会揍他,但不是真打只是吓唬而已,鲁迅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解放”孩子,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写:“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鲁迅虽然自己是大文豪,但从来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要从文,反而在遗言中嘱咐“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即只要孩子自食其力就好,不要华而不实。后来,周海婴没有从事文学,而是成了无线电专家和摄影家。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如他在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说,做到了这三点。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很值得我们今天点赞、学习。

此外,吸烟、喝酒、饮茶是鲁迅的“三大瘾”。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鲁迅还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烂醉,且在喝酒过程中烟不离手,话不离口。喝茶也是鲁迅的终身爱好,他经常去茶楼喝茶,在文章中也经常提及茶事。

除了“三大瘾”,鲁迅还喜欢吃,是个“吃货”,每到一个地方必定吃遍当地美食,在北京去过的知名餐馆就有65家。他刚补完牙回家路上就忘了牙疼还去稻香村买饼干。尤其是,他像很多女生一样喜欢吃水果,有次上街买日本产的青森苹果,不料遇到日本朋友被“强赠一筐”,鲁迅也未拒绝,携之而归(11)。他更喜欢吃糕饼糖果等甜食,为此甚至馋嘴。有朋友从河南来,送给鲁迅一包方糖,鲁迅打开一尝,“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12),便迫不及待吃起来。半夜里馋得睡不着,鲁迅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半。还有一回,有人送了柿饼给鲁迅,他藏起来自己偷偷享用。只有女士来做客时,他才“大方”地拿出来,因为女士胃口小吃得少。

另一方面,鲁迅也和大多数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缺点。鲁迅并非完人,他性格多疑、敏感、偏激,对中医、古书、京剧等传统文化的看法就不太肯定,和林语堂、刘半农等一些老友也常常因为误会导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在鲁迅参与的一百多场论战中,其实也有一些是由于私怨所致。比如,他和陈源骂个不休,甚至鲁迅的《华盖集》有一半的内容、《华盖集续编》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无偿奉献”给了陈源,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源指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当然,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13)

鲁迅也曾误解陈独秀,如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时,有人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鲁迅回答说:“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实际上,陈独秀一直没有离开革命阵线,一直在探索着革命出路,直到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陈独秀可谓“终身反对派”,但如学者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中所言:“同时他也有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而且,他是从提高国民性(即人权自觉)和国家决策科学化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来救国救民的。”

而这也正是“觉醒年代”那些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坚持,他们是黑夜中的星星、眼睛、点灯人,如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在那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陈独秀、鲁迅等孤勇者、先行者为救国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结果如何都值得我们尊敬。“以最孤高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14)

如鲁迅1925年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5)鲁迅和陈独秀等“新青年”曾经并肩前行共同点亮“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燃烧自己照亮国人,开启了光辉灿烂的觉醒年代。虽然后来他们不再同行,但正如孙郁在《鲁迅与陈独秀》中所言:“他们彼此远远地望着,各自都知道对方的劳作,对于中国,都是切迫的。在直面生活的时候,两人不自觉地站在了同一个地方。”鲁迅和陈独秀等“新青年”还是不谋而合地站在“同一个地方”,望向同一个远方,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6),而那远方即是中国光明的未来。


(1) 出自鲁迅自编杂文集《南腔北调集》中《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 出自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希望》。

(3) 出自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中《故乡》。

(4) 出自鲁迅杂文集《坟》中《娜拉走后怎样》。

(5) 出自鲁迅自编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中《记念刘和珍君》。

(6) 本句出自哔哩哔哩自制视频《〈孤勇者〉鲁迅版填词 献给先生的歌》,填词作者@中年大猫。

(7) 出自鲁迅杂文集《热风》中《四十一》。

(8) 出自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自选集〉自序》。

(9) 通“哪”。

(10) 出自鲁迅《答客诮》。

(11) 见鲁迅《日记(14)》中《日记十八(1929)十月》记载。

(12) 出自《华盖集续编》中《马上日记》。

(13) 出自《华盖集》中《战士和苍蝇》。

(14) 出自《英雄联盟》中文主题曲《孤勇者》歌词,演唱:陈奕迅,作词:唐恬。

(15) 出自鲁迅杂文集《坟》中《论睁了眼看》。

(16) 出自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这也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