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将”与“主帅”
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是受《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委托，陈独秀和鲁迅一样留学过日本，对鲁迅的才华、思想早有耳闻。
1907年，陈独秀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鲁迅此时也在东京自学。虽然当时两人没有直接见过面，但通过彼此的朋友圈互相了解过。如鲁迅留学日本时，因为剪了辫子被学监姚煜威胁要停了他的官费，正当鲁迅忐忑之际，夜里几个人闯入学监姚煜的居室强行剪掉了他的辫子。这几个人里面就有陈独秀，据章士钊记载，“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十多年后，鲁迅还把这段历史写进了小说《头发的故事》：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
陈独秀主张共和，重视文化思想，认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如启明星般开始照亮阴霾密布的夜空，中国近代“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出现了。创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 “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社会改革，关键在于新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而新青年的标准在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支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还指出这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就此举起了“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将“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新文化的核心价值，揭开了中国“觉醒年代”的大幕。如鲁迅后来所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7)
次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本志之天职”，并号召青年做“新青年”。陈独秀认为“新青年”应该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新青年》虽然渐渐有了影响，也有了李大钊、高一涵、胡适、钱玄同等理论“先锋”，但还是缺乏冲锋陷阵的“大将”，于是陈独秀就想到了鲁迅，从而委托钱玄同向鲁迅约稿。
钱玄同将鲁迅的《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后，陈独秀关上门一口气读完，禁不住拍案叫绝，“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然后，陈独秀拉着来找他一起吃饭的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狂人日记》发表后一鸣惊人，是中国现代第一篇富有影响力的白话小说，它像一把利刃划破时代的黑幕，用陈独秀的话说是开创了新文化运动新纪元。鲁迅此后一发不可收，又在《新青年》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和《梦》《爱之神》《桃花》等新诗，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也发了一些“随感”。五四运动之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文章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炼，革命性十分强烈，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
1917年，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六人轮流担任《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总负责。鲁迅受陈独秀邀请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加了一些《新青年》编辑会议，如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鲁迅曾建议《新青年》开设“蒲鞭”即文明批评栏目，对《新青年》的发行也很关心，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而鲁迅弟弟周作人此时也应蔡元培之邀来北大任国史编纂员，因此和陈独秀相识而很快加盟《新青年》，在此之前，他已经读过哥哥鲁迅寄给他的十大本《新青年》杂志。
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但当天他仔细询问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孙伏园，“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虽然鲁迅没有亲自参加五四运动，但鲁迅的文章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很有影响，如孙伏园所言：“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北大学生、《新潮》主编傅斯年也写道：
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
其后，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风波》等白话小说，使得白话文创作得以真正立足，并深刻揭露了旧文化、旧思想之荼毒。“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落魄的孔乙己则是活脱脱的旧文人象征，迂腐穷酸又自尊敏感，艰辛地匍匐在科举道路上，最终因不会“营生”而惨死；旧思想更恶毒的是麻木国人，让愚昧的国民将革命义士的“人血馒头”当“药”吃……
到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信等50余篇。《新青年》成为鲁迅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鲁迅在新文化战线上不断战斗，逐渐从“奉命”敲敲边鼓的“小卒”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如《〈呐喊〉自序》所言，刚开始鲁迅只是在为“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呐喊助威，且“须听将令的”，这“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和“将令”自然是指《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陈独秀也是鲁迅的“助产婆”，对鲁迅频频催稿，如他在1920年3月1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鲁迅自己也在1933年3月5日所作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道：“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陈独秀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他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并建议结集出版，“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此时鲁迅和陈独秀交往比较密切，1920年8月至9月，鲁迅日记里有十多次和陈独秀的书信往来记录，《我之节烈观》《阿Q正传》等文章里也曾有陈独秀的名字闪现。
随着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鲁迅已渐渐成了《新青年》冲锋陷阵的“主将”，而陈独秀更像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主帅”。“主将”和“主帅”，应当是《新青年》时期鲁迅和陈独秀关系的准确概括。陈独秀是《新青年》发号施令的“主帅”，但真正将《新青年》发扬光大冲上一线的“主将”首推则是鲁迅。鲁迅以笔为枪，以梦为马，切实践行着《新青年》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弘扬，尤其是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白话文不逊于文言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初步实现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对陈独秀的这番评价，表达了他对光明磊落的陈独秀的佩服、赞扬。总体上，这一阶段，鲁迅听从陈独秀号令冲锋陷阵，对陈独秀是感激、敬佩的。甚至学者石钟扬在《永远的新青年》一书中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正是陈独秀，陈独秀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狂音，也具有狂飙式的精神领袖气质。
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主要发表政论性文章，陈独秀在其《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我们发行《每周评论》的宗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1919年4月，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五四运动时期，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实际领导了五四运动。
1920年，《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上海。同年，陈独秀主编出版了《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刊发了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为劳动节撰写的亲笔题词以及各地各界工人组织开展纪念活动的情况报道，发表了李大钊写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及陈独秀写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1920年末，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到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临行前将《新青年》委托给陈望道负责，并写信将此事告知在北京的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同人。
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胡适本来就对《新青年》逐渐“色彩过于鲜明”不满，更不愿意将《新青年》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主编。于是，他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征求他们对《新青年》的意见，到底要不要继续办，如果还办的话该怎么办，要不要“凉拌”。胡适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李大钊主张“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钱玄同主张分裂为两个杂志，陶孟和主张停办，周作人赞成“在北京编辑”，而鲁迅则表示“索性任他分裂……不必争《新青年》这一名目”。
这次争论标志着“新青年”阵营的分裂，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告结，其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陈、李倾向革命，而胡适坚持改良，钱玄同则转向“国故”。于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曾经并肩作战的《新青年》小伙伴们从此风流云散，如后来鲁迅所言：“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8)胡适则于1923年10月9日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惋惜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
陈独秀将《新青年》交给陈望道负责，鲁迅也将《故乡》等文章投给《新青年》，但不久《新青年》编辑部在上海被查封。于是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新青年》搬到了广州，并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写信要稿，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
《新青年》一枝独秀不久，《新潮》《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宣扬新文学、新思想的报刊纷纷创建，可谓“百花齐放”，鲁迅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于是他没有再向《新青年》投稿而是将《阿Q正传》等文章发在了《晨报副刊》上。鲁迅和陈独秀的直接联系也便中断了，两人从此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陈独秀开始成为革命家、政治家，而鲁迅还是以笔为枪的思想家、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