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们如何成了“物”：无意义的工作与工具人的诞生

过去一个月，老李和团队都在全力开发App的新功能。二三十号人，联动七八个部门，每天十几个小时，总算要看到曙光了，此刻，他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上线前测试。

忽然，老李的微信声响起，对方叫他马上到CEO办公室开会。商务、运营、产品，各部门负责人吵个不停，什么“竞争对手推出新打法”“合作伙伴招商不达预期”“C端用户DAU[1]上不去”等，老李听得是七荤八素，在老李的上级——技术部门负责人简短发言后，CEO皱了下眉，说：“咱们的业务策略必须调整，先全力做DAU，App那个新功能暂缓，别上线了。”

散会后，沮丧的老李赶紧召集团队沟通。有的同学耷拉着头，很失望，也有同学骂“真过分，要调整为啥不早说”，还有同学自嘲，“没事儿，反正我们都是打工人，有时还是工具人”。

2020年年末，“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的梗火遍全网。上有老下有小，每天挤公交地铁上下班，为生活疲于奔波的画面，时常浮现在你我眼前。

打工嘛，很正常，有几人不打工？区别在于是主动打拼还是被动干活，当对自己的工作失去掌控到了极端情况时，一个人便成了“工具人”。在《青年文摘》盘点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中[2,3]，“打工人”与“工具人”双双上榜，折射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4]他将这种工作又细分为五类：衬托另一个人（比如上级）的重要性，让他看起来很重要或感到自己很重要的“随从型工作”；帮老板诱骗顾客、带人入坑的“打手型工作”；不断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或缺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的“拼接修补者型工作”；在各种表格里不停打钩，掩盖所在组织的实际不作为的“打钩者型工作”；工作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甚至还制造毫无意义的工作给他人并监督其完成的“分派者型工作”[4]。

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就属于这个时代典型的工具人的工作，让人常常忙得昏天黑地，但又时不时感到自己毫不重要。比如：上级一声令下，就让你进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封闭开发；当你以为快要完成一个大工程时，一言不合，上级弹指间就让你的作品倾塌，如果你问为什么，“业务策略调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

记得小时候看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忍不住感慨“那真是工具人啊”，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拧螺丝，难怪亨利·福特会说：“我雇的明明是两只手，怎么来了一个人。”[5]一百年过去了，满身机油味的工人在减少，身着西服衬衫的体面白领，或以格子衫彰显自由的IT互联网人在增多。工作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很多人不再身处机器轰鸣的厂房，而是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大楼，坐在一个个格子间里，手上的扳手螺丝变成了键盘鼠标，工作时间也不再被读秒卡控，似乎可以自由决定做点什么，甚至能在午后拿着咖啡和同事晒着太阳闲逛。

然而，有一点似乎没有变化。当年，流水线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制造什么，也不清楚东西最终卖给谁。如今，大楼里的员工，每天忙着写PPT、敲代码，东西交了没回音，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来指令让改，改差不多了又可能说不需要了。在整个过程中，员工不知道为何而做，为何而改。如果问起，得到的回复常是“你把工作做好就行，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甚至是“我也不清楚情况，上面让干的，咱们抓紧干就完了”。

如此，很多人每天表演着忙个不停的“行为艺术”：

►哪怕已经晚上八九点了，只要上级和同事不下班，自己就也得装着继续干。

►对于同样的信息，不同老板的习惯不同，因此下面的人得用不同的模板和在不同的平台上分别提交几遍——Excel、PPT、内网系统，忙得“不亦乐乎”。

►汇报时间半小时，提前撰写PPT和演练却不止10小时。

►会议室乌泱泱坐了一堆人，结果一细看，财、法、税、内控、HR等，比真正做决策和做事的人还多，昏天黑地聊半天，结束时却连下一步行动计划和责任人都不清楚。

不确定的业务环境和频繁调整的组织架构，加剧了这一情形，使人们成长为“行为艺术大师”，当重要工作到来时，我曾不止一次私下听到人们的真实心声：“先别动手，忙点周边，忍几天再说，说不定老板改主意，甚至换老板呢。”

当一个人心知肚明自己做的工作根本不重要或随时会被推翻时，无论“钱多事少离家近”还是“996卷不停”，都会严重磨损其尊严感，由此产生的一种假装工作实则摸鱼，用生命换工资的状态，令人感到无意义和倦怠。

工作者的这般窘境，是如何造成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是工具理性淹没价值理性的后果。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6]。于是，“执行力”与“效率”常被老板们挂在嘴边，“结果”和“投入产出比”成为组织衡量一切的关键。同时，管理体制上采取的“非个人化”原则，帮助企业将此发挥到极致，个人被卡在流水线或格子间岗位上，人的复杂情况被简化为一系列指标——要评价一个员工，就只看他的业绩[6]——也就是KPI，或加上胜任力模型。

工具理性提升了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促进了用结果说话、任人唯贤的局面形成，但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工具人的诞生与工作的无意义感。

这一状况，在数字化时代有了新变化，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追求精确、稳定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板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打破科层制，建立扁平化互动渠道，并与员工沟通工作的意义，甚至与其“共创”目标、策略；二是让员工学会随时“拥抱变化”，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反正变化是市场带来的，我也不愿意，具体原因说不清，赶紧执行就是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正感到，“我们都困在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系统里……可以说，每天只要一睁眼，就上线了。而电瓶车上的外卖员和写字楼里的程序员，本质上都处在同一个系统中——最大限度追求效率的系统”。[7]

在工具理性的体系中，工作者也来不及关心自己究竟为何工作，“多赚钱”才是王道，“等财富自由，我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太开心，但还是忍忍吧，看在工资的份儿上”，无奈的话语透露着个人的工具理性味道。

工具人现象，对应了马克思笔下的“异化”。原本，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第一需要，然而在异化中人却沦为了手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他接着说：“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8]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话依然令人共鸣，试问，有多少人把劳动看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在工作中体会到活力？为什么很多人在玩命干的工作日与躺平的假期间循环？内卷与躺平作为孪生词，成为不少人的生活写照，潜台词是“既然把握不住不确定的未来，何不要么卷，要么躺？”。哲学家李泽厚曾感叹，“人要返回真正的人……必须摆脱机器统治的异化，还要摆脱被动物欲望所异化”[9]，否则“这样人实际上成了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9]。

现今，越来越多人呼吁，“不做工具人，要成为真实的自己，成为一个人”。在社会层面，这当然涉及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而在组织层面，则应形成一种彼此视人为人的文化。但在本书中，我想强调的是，这更涉及个体的觉醒与选择。为了不做工具人，为了体味到真实活着的滋味，有必要常自问“我为何而工作，该如何选择？”，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必须亲自把握的关键。

如果你觉得现在又累又丧，请告诉自己，造成问题的或许不是你，但解决问题的只能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