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美分的汉堡

说点题外话，我们家搬到纽约的一两年后，我家所在的同一栋楼里又搬来一家日本人。那家人父母都是日本航空公司（JAL）的职员，家里有一个比我小1岁的男孩，小忠。我和小忠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玩伴，每天都要在一起玩。一下雪我们俩就会拿上雪橇相约出门，在街上的斜坡一直滑到天黑。

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名叫白色城堡的汉堡店，那里最便宜的汉堡只要10美分。在那个年代，1美元可以兑换360日元，虽说美国的物价比日本高一些，但10美分一个的汉堡，凭我们的零花钱还是买得起的。那时我和小忠就经常一起买白色城堡的汉堡吃，那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小忠都是突然来到未知国度的“异乡人”，心里有多少无法言说的烦恼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即使是对父母，也没办法诉说。虽然我们学会了英语，也在当地交到了朋友，但是依然改变不了我们是“少数派”的命运。在学校里，有美国同学明目张胆地喊我们“小日本”，也有人因为日本曾经偷袭珍珠港而鄙视我们……小小年纪的我们内心都承受了什么，只有我和小忠能够产生彼此才能理解的共鸣。

当时处于20世纪60年代末，非洲裔美国人发起的民权运动余温尚存。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发表闻名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但就在我家搬到纽约皇后区的第二年，马丁·路德·金遭人暗杀。现在的美国依旧被笼罩在人种差别、种族歧视的阴影之下，5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对不同种族的差异化对待更加露骨。作为一个小学生，我就要承受差别对待，承受歧视的态度、语言，甚至行为，那也是我在纽约皇后区生活的真实状况。在纽约皇后区作为“少数派”的生存体验，对我日后成为经营管理者所奉行的经营哲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儿时的我对长大后将要发生的一切还没有任何概念。我和小忠在一起的日子充满了快乐，我们相互分享着在日本从未体验过的艰辛和孤独。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40多年以后的一天，当时我已成为索尼公司的总裁，有一次我去海外出差，在机场候机楼的休息室里等待登机。我正坐在沙发上休息，忽然有一名工作人员来跟我搭话。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平井先生吗？”

“是，我是平井。有什么事吗？”

然后工作人员问我：“您认识我们公司的西尾先生吗？”

“西尾先生？”听到他的询问，几条线索在我头脑中串联了起来。我现在是在日本航空公司（JAL）的休息室候机，而童年的伙伴小忠姓西尾，另外，我记得小忠的父母当时就在日本航空公司工作……

接下来，工作人员用谨慎而礼貌的语气问：“非常不好意思，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平井先生小时候是不是在纽约生活过？”

“没错，我童年时期确实在纽约生活过。”

“向您确认这些，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西尾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啊！莫非……果然被我猜中了，西尾先生就是我在纽约的伙伴——小忠。小忠的全名叫西尾忠男，现在已经是日本航空公司的高管。打开那封信，原来小忠看了NHK电视台有关索尼公司复兴的特别报道，感觉报道中的索尼公司总裁平井一夫有点像小时候在纽约的玩伴“小平井”，所以才写了这封信。

读完信的那一刻，生活在纽约皇后区的童年记忆犹如决堤之水，灌满了我的整个脑海。在社区里，我和小忠一起玩耍的滑梯、秋千；下雪的冬日我们不畏寒冷一起滑雪的坡道；还有那只卖10美分一个的汉堡的味道……在机场的休息室里，我手握小忠的信，仿佛穿越到了40年前。

当我从海外出差回来之后，马上联系了小忠，也就是西尾忠男。我们一起吃饭畅聊，后来又去了城崎泡温泉，简直有说不完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历经岁月风霜，我俩都已两鬓斑白，虽然如今我们都在各自的公司里身兼重任，但谈起几十年前在异国生活的童年时代，还是有无尽的记忆从脑海中不断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