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词中的百味人生

如前所述，是苏轼在宋代词坛开创了豪放派，其功甚伟。但在当时不仅缺乏嗣响，而且菲薄指摘者居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和当时的思想潮流与艺术潮流有关。北宋词坛还是婉约派的天下，守词“别是一家”之见者自然惊诧莫名。况且北宋承平百年，君臣宴安，社会风气亦为之“软化”，朝野上下对绮丽之音耳熟能详，难以接纳铿镗鞳之声，无人嗣响就成为必然。

人易俗难，俗移人易。及至靖康祸起，风柔沙软遂为怒涛咆哮所替代，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不仅心存抗金浩然之气者如李纲、赵鼎、陈东、张元幹、岳飞等引东坡为同调，即是主词“别是一家”者如李易安、惯写婉约词者如向子、叶梦得、朱敦儒等等，亦转而写豪放词。而在理论上首肯这一转变的，还是与李清照同时，由北宋入南宋的理学名儒胡寅，他对“退江北所作（婉约词）于后，而进江南所作（豪放词）于前”的向子的《酒边词》非常欣赏，在其《向芗林酒边集后序》中说：“词曲者……唐人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词史的眼光，在充分肯定柳词的同时，又对苏词作出极高评价的，读者可从中看出时代潮流与思想潮流对词风演变的影响。

况且若论东坡词，亦决非豪放所能概其全，婉约、清雄、旷达等等兼而有之，可说是“词备众体”。总览坡词，则如参天大树，宜面面观而不宜旁睨斜视；纵览坡词，则又如江河奔涌，宜溯源追流而不宜截梢取末。否则见仁见智，则难免南辕北辙。现存坡词342首，可编年者311首，几乎为坡词十分之九。若以编年而论，则其源流灿然，嬗替繁衍之迹明晰，含纳吐弃之态自见，其间之“心光”、“心声”、“性情”亦在，从中可鉴东坡体味中的百味人生。

据笔者考证，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苏轼年二十八，在凤翔府签判任，即有词《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与《南歌子》三首（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此后至熙宁四年（1071）倅杭之前，计得词十首。这九年可称为东坡词的发轫期，均短制而无长调，遣词造句亦平平，其稚嫩可见。若论风韵，亦多旖旎婉转而无铿镗鞳，非“别是一家”而何？看来在发轫期，苏轼似未曾将填词提到文事日程的重要位置，亦无“自是一家”之念，仅随故常，试笔而已。若论其内容，则既有送别辞，又有行役词，复有怀古词、赠妓词，亦是随感而发，兴至笔到，但却也摆脱了花前月下的羁绊，突破了诗疆词土的畛域。

与发轫试笔期不同，自熙宁五年至七年（1072—1074）倅杭期间，东坡作词成爆发之势，三年间共得可编年词55首，年平均18首有奇，仅甲寅一年即得词45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如前人所说，因为苏轼为一大批诗人兼词人所包围，苏轼深受其影响濡染，所以一发而不可收拾。通判杭州，政治上虽已失意却未受到打击，仕宦生涯又使他的酒朋诗友大增，江山的奇丽与心境的相对平静，又成为东坡倚声填词的最佳环境。但生活范围又受到限制，所以内容多为送别赠答，大体尚未脱宋人赠妓侑酒往来应酬的狭小天地，词风亦未完全越出以婉约为宗之传统藩篱，师法柳永的痕迹十分明显。尽管已初露锋芒与心声性情，以诗为词的特点也很显著，清新峭拔之气也初见端倪，究竟还未形成足以被后人称之为东坡体的独特风格。

朋友之间以词相赠答，始自柳永。但推为大波者，却非东坡莫属。苏轼在倅杭期间，张先、陈襄、柳子玉、杨元素、李公择、刘贡父等等名臣诗人先后聚集于杭，文人得江山之助，江山借文人风流，山召水号，朋呼友唤，常常“三五十首唱和”，只是“应社”之始（清人周济曾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意新而艺不精，兴浓而意境欠浑。但于词中见性情，则当首推倅杭词。或应人之请，或出自己见，或意在笔先，或兴来墨落，或梦中有感，或酒后余思，大凡政治抒怀，离情别绪，家国之痛，一己闲愁，均寄之于词，至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目送手挥之间，“心光”与“心声”自见。以今观宋，苏轼以词“应社”是为词体解缚；以宋观宋，苏轼以词“应社”是词侵诗疆。其功在消弭“诗庄词媚”的界限，使词成为可以自由抒写的体裁，也使词成为充分显示作家个性与人格的途径。

倅杭词究竟属于外因诱发所致，是自发而非自觉。因其自发，所以情之所至，任意挥洒，少有律束；又因其声气相求，故情动于中，喜形于外，略无藏掩。观其词，跃动其间的主旋律，乃是个人之间的悲欢离合与政治风云中的兴衰际遇，还未能对生活进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艺术概括，所以明快多于藏锋，浏亮而缺乏遗响。这些感慨时而又与人生短促、功业未成之感相融合，随又化为野鹤闲云式的自我排遣，其中的政治愤懑也分明可辨。

后人论两宋词，曾认为南宋词工细，北宋词浑成，苏轼倅杭词尤其是“应社”词多数还远未达到浑成的境界，只有少数例外。所以如此，就因为“应社”之作成于樽前马上，只顾心到手追，显得画面破碎，意与境隔。“应社”之外，尚有少数感怀词，却无疑代表了倅杭词的最高成就。如《蝶恋花·离别》词云：“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小院黄昏人忆别。落红处处闻啼。　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断魂销，应是音尘绝。梦破五更心欲折。角声吹落梅花月。”这首词写于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自杭赴常州、润州赈饥七年三月上旬返杭途中再经润州时思念夫人而作。以赋为词是柳永的绝诣，当然也是苏轼学习的榜样，这首词就全用赋体，在叙述中抒发了对夫人的真情。若与柳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对看，不难发现师徒传承的痕迹。而赠答词未免因人造情，因事造情，而感怀词则情动于中而发于外，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转折，苏轼亦于此中找到了以个性化表现生活的途径，这无疑是苏词由第二期向第三期过渡的桥梁，也是东坡体逐渐形成的契机。

自熙宁八年（1075）到元丰二年（1079），苏轼宦游于密州、徐州、湖州，五年间得可编年词53首，年平均仅十首有奇。与倅杭时的自发期不同，这五年是苏轼词的自觉期与成熟期。

这一时期，苏轼均为地方行政长官，正是“用之则行”的大好时机，所以豪放词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旷达、清雄词也开始出现，婉约词也与前大异其趣，变得更加深沉典雅。正是在此期内，苏轼完成了由“别是一家”到“自成一家”的转变，此后苏轼词才显出与众不同的自家面貌。

作为这种完成的标识，就是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所说的：“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文集》卷五三）苏轼自评其词，唯此一见，其自豪自赏之情也溢于言表。函中所谓“自是一家”之词，即《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宋辽之战。熙宁八年（1075）七月，辽主胁迫宋室“割地以畀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历代通鉴辑览》卷七七）。词始终以抒情主人公形象为主体，左黄右苍、锦帽貂裘、千骑平冈、雕弓满月与“聊发少年狂”妙合无垠，“西北望，射天狼”亦显得水到渠成，浑然一体。豪放词不唯与苏轼积极用世、急于事功的政治思想相合拍，也与他的性格相和谐，所以在《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外，又有《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阳关曲·赠张继愿》、《江神子》（前瞻马耳九仙山）等等，至于豪情健句见之于词者则更多。

这五年的宦游生活，使苏轼经历了一场政治思想与人生思想的搏斗，形似平静的官场生活，掩盖不住他内心深处行藏用舍与世途祸福的矛盾。由通判而知府，使他用世的勇气大增；然而朝廷上新旧党争究竟谁胜谁负，却如庞大无朋的顽石般压在他的心头。明白了这些之后，方知他为什么自请东守与弟团聚而又如愿以偿时，却写出了《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那样感慨万端的作品来，所谓“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正是这种“庞大无朋的顽石”在他心头的自然流露。

但论者常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入豪放词，却系误解。这首词有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正与《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主题相表里。“寄子由”写到任之前行藏用舍的内心矛盾，“怀子由”则写到任之后出世入世的复杂心绪。前词中所谓“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只不过偶发感慨，实际上他只能做到“用之则行”，却做不到“舍之则藏”。对人生的执着与迷恋，常使他半孔半庄又非孔非庄。每当他政治上碰壁或预感到将要碰壁时，则常效庄子梦蝶，作超然之想。但他又常常“转头山上转头看”，“转头”看到人生，又将那心造的“仙境”否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如此，全篇气韵流转，意境高远，意到笔随，天马神行，绝非只凭敷彩而增色的词可比。充塞在词中的是清雄森秀之气，却并无豪放迈往之情。他将出世当作用世而不得的政治解脱，而这种政治解脱却恰成为通向迷恋人生的桥梁。

豪放与清雄之外，这一时期的婉约词也不乏名篇，其上乘之作如《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感人之深并不亚于豪放词，甚至超过了豪放词。在词史中，是柳永最早将悼亡题材引入词作的，他的《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首创悼亡词的先例（见拙著《乐章集校注》增订本），继之者为苏轼这首词，再继之者为周邦彦《过秦楼》（水浴清蟾）（见拙著《周邦彦别传》），如果将三者做对比，则不难发现柳永尽在妻子的美貌上用笔，周邦彦多用僻典，遂给读者造成一种阅读障碍。一个放情恣肆，一个情为典障，而苏词却一改平常爱用典的习气，一气呵成，既无典障，也无辞碍，情真意切，造境幽渺，感人者速，化人者切，身经此境者读之不禁肝肠寸断，未经此境者读之亦当感慨万端。与初期倅杭时的婉约词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婉约词，则褪尽了红袖添香、歌妓侑酒的俗气，或抒情深沉，或寄意高远，自是一番新的境界。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自元丰三年（1080）东坡被贬黄州至元丰八年（1085）流寓辗转于江淮间，是苏轼词创作的高峰期。这六年间共得可编年106首，年平均八十首有奇，其创作密度与倅杭时相等，而创作质量则不可同日而语。对思想的执着决定了苏轼在政治上的稚嫩乃至不懂政治，所以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绝意于仕途却不绝意于政治，身在山林而心仍在魏阙，还要议政之不明、吏之不良、民之不恤。政治打击只是消磨了他以身许国的豪情，却并未消磨掉他对人生的迷恋，所以他还是积极乐观，肯定人生。但人生又非虚幻之物，而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于是龌龊的现实又使他作出世之想，而出世又非其所愿，最终还是回到人间。被这种思想上的重重矛盾所困扰，黄州词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就是旷达词被推到了显著地位，清雄词居其后，婉约词亦日臻完美，而豪放词则寥寥可数。

世言苏词豪放，必举《念奴娇·赤壁怀古》，岂不知它既是豪放词的绝唱，也是一曲晚唱，同时也是旷达飘逸词的开始。其后绝少豪放词，即使有，也只有句豪而无篇豪，大不类当年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时的气魄了。如将这两首词作对比，就区别自现。在“密州出猎”中，抒情主人公形象与诗人自我形象是合而为一的，艺术画面与豪情壮志均有其现实的具体规定性，抒情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于词尾可见。“赤壁怀古”就不同了，抒情主人公形象与诗人自我形象分而为二，全词的艺术画面是历史画面与现实画面的叠印衬托，豪情壮志则被历史的具体规定性所制约，希望今人演出历史的新场面，抒情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人生如梦”的喟叹。所以这首词实际上是告别过去，咏叹现在，追寻未来，预示豪放词的逊位、旷达词的登台。

写于元丰五年（1082）之秋的《前赤壁赋》，呈现了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的思想基调与艺术基调，词也概莫能外。初到黄州时所写的《西江月》，开头就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就是惊魂未定时的浮沉感慨，后又在《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中抒写其惊魂初定后之惆怅落寞与追寻，并多次表示仰慕李白、范蠡、司马子微等历史人物，终于在《西江月》（照野浅浪）与《临江仙》（夜归临皋）中铸就成诗人自我的“仙风道骨”。《西江月》词说：“照野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临江仙》词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于前词，苏轼自序说：“春夜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于后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子瞻在黄州……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东坡志林》也有同样记载，足见“坡仙”之名已得之于苏轼生前。然坡翁的“仙气”，既不同于范蠡的泛游五湖，也不同于李白的啸傲王侯，更不同于司马子微的绛阙坐化。他以“出世之姿”入世，又以“与世无争”之姿与世抗争，实际上是大而化之式的自我解脱。唯其如此，这种清俊飘逸的“仙气”，经豪气的点化，就变为清雄旷达。试观《渔家傲·赠曹光州》：

些少白须何用染。几人见得星星点。作郡浮光虽似箭。君莫厌。也应胜我三年贬。　我欲自嗟还不敢。向来三郡宁非忝。婚嫁事稀年冉冉。知有渐。千钧重担从头减。

这里有牢骚，有不平，也有乐观；却无颓唐，无消沉，也无愤激。似乎苏轼能将政治阴翳化为云霞，却又于云霞上投上一层雾霭，使人既振奋又沉闷，全然是东坡式的对乌台诗案的回响与反拨。

黄州时期的婉约词也至绝诣，读其词，可见其铅华尽弃，独抒性灵，托物明志，寄慨遥深，不仅造境自出手眼，高情亦不拘常度。举其大端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南歌子》（寸恨谁云短）、《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等，其词笔的老妙，声韵的婉转，风神的隽朗，较前此之什，自有天籁人籁之别。

自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是苏轼词的老健期。在此期内，苏轼旋升旋落，经历了殊荣殊辱，但却荣辱不惊，守常如一。之所以如此，绝非如政治家的经受坎坷而后变为老辣，却如思想家的以殉道为己任而不计得失。与黄州时期处山林而心怀魏阙相反，入翰林后却身在魏阙而心在山林。此期共计二十六年，得可编年词85首，年平均不足三首，创作密度仅高于发轫试笔期。被一贬而岭南，再贬而儋耳，他却说“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似乎也乐在其中，只有关心民瘼则始终如一不变。春风得意能体恤下民，这是封建社会正直的官员都可做到的。但到了自己已如涸辙之鲋，还能对下民相濡以沫，这正是苏轼异常之处。所谓“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答李端叔书》），他不仅用这话以自解，也用这话以自立自砺。词作所以量少，也不能以“欲焚弃笔砚为瘖默人”与“江郎才尽”来作解释，原因当在于与其交往朋友中诗人、词人大量减少关系极大，所谓“酒贱常愁客少”，所以不能再如倅杭谪黄时“三五十首唱酬”。有学人因其少而视之为衰退期，似不妥。实则此期词一若诗，似枯而实腴，于老健处见其“心光”、“心声”。他仍然咀嚼着这酸辛苦辣的人生，并在其词中毫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

如元祐四年（1089）四月出知杭州，已出郊，宣仁高后遣内侍赐龙茶、银盒，慰劳甚厚。到杭州，即作《行香子》（绮席才终），从词史角度来看，苏轼要打破“诗庄词媚”的界限，竟然将君臣大义这样庄重的事情入词了；从词的内容来看，写尽了“初拆臣封”时的高兴心情。但若从政治环境来看，他实在太天真了，天真得像个小孩。宣仁高后对他的特殊恩宠，使他高兴得有点得意忘形，可谁知这正是更大的政治台风到来的前奏，更加重了后来哲宗对他进行政治打击的砝码。

但他对哲宗的忠心仍像当年对神宗一样，直到远贬儋耳，绍圣四年（1097）中秋作了和子由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词，可谓情景交融，可情从何来？古今均有两说，一说是悌友情深，一说是爱君如初，其实竟兼而有之，观其“月明多被云妨”句可知，若单说是悌友情深，那么这句就难于索解了。

到了第二年即元符元年（1098），他又写了《千秋岁》（岛边天外）次少游韵，这首词真可谓东坡事君四十年的血泪之作，字字沉痛，语语伤心，但却结在“乘桴”句，还是怨而不怒。然而忠君的同时也使他看透了人生，在否定名利地位中显出了旷达消散而又郁闷的情怀。元祐六年（1091）深秋在颍州所作的《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鞚）词中就说：“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在自言自语中抒发了独斟解闷的郁悒情怀。元祐八年（1093）在定州作《行香子》（三入承明），上阕自嘲，将功名富贵一笔抹尽；下阕自解，以严君平、郑子真为楷模，欲回避世间的“寒灰炙手”，愿“无念”“无名”。又作《行香子》（清夜无尘）词说：“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看得破，说得透，还是一种苏轼式的自我解脱。

“应社”赠人词固然比前此少得多了，但却是因为“酒贱常愁客少”的缘故，并非衰退。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是苏词中的名篇，仍见其宝刀不老，哪里有衰退的痕迹？郑文焯给予极高评价，说是“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桀！”其实还仅仅是从字面看的，俞陛云手眼自高，说是“起笔破空而下，风潮来去，有情而实无情，千古之循环兴废，大抵如斯”。若与结句“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合观，当有寓意值得思索。至于全词风韵，清俊旷达之中又复感叹深沉，所谓“骨清神寒”，正与这一时期的心态契合如一。

这一时期的赠人词，也不再有往昔的豪迈之气，多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以旷达的胸怀看待人生。他的朋友钱穆父为官清廉，为小人构陷，连连被贬，苏轼就作《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词劝说道“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客主的情怀自在其中。在儋州所作的《减字木兰花》（海南奇宝），全用夸张手法且纯用赋体，却天趣层出，忍俊不禁，令人绝倒。此外，赠人词中开玩笑的内容也大大增加，在看似游戏人生中却透露出他避祸求安的心境。

此期的婉约词堪称上品者亦比比皆是。元祐六年（1091）作《南乡子》（冰雪透香肌）词赠其小王夫人，活脱脱一幅美人春睡图，不假铅华却芳姿自见。结在曼倩风流，若从对面飞来，绮霞满天。这首词与其怀念大王夫人的《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可谓苏轼爱情词中的双璧。绍圣二年（1095）五月在惠州，作《人娇》（白发苍颜）赠朝云，上片写朝云的美艳，下片写朝云的情态，语言本色，情感朴素，格调清新隽永。咏佳人而无闺房气，却出之以佛子家风，咏朝云实亦自咏。

咏物词如绍圣三年（1096）十月作于惠州的《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从咏物的角度来看，可说是将白梅的芳姿、风骨、情韵写得出神入化，无与伦比。杨慎《词品》说“古今梅词，以坡仙‘绿毛幺凤’为第一”，并非溢美。但咏物词贵在有寄托，而寄托又如周济所说“无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正在于有无之间才能见其妙。所谓“高情已逐晓云空”即花谢人去，而“晓云”非朝云而何？所谓“不与梨花同梦”，即而今而后能夜夜入梦者仅梅花而已。如此看来，这首词可谓句句咏白梅，又句句咏朝云。朝云卒于绍圣三年七月，十月即作此词，足见他对朝云的情深。此外如《蝶恋花》（一颗樱桃樊素口）、《南歌子》（苒苒中秋过）、《临江仙》（多病休文都瘦损）、《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玉楼春》（知君仙骨无寒暑）、《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浣溪沙》（桃李溪边驻画轮）等，也都脍炙人口，细读自能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