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约旨丰:《艺概》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官国子司业和广东提学史。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是清代后期学识渊博的学者,《清史稿》卷四八六《儒林》有传。他治经学,讲音韵,兼研天文学、数学,著述颇丰,有《四音定切》《持志塾言》《昨非集》等,汇为《古桐书屋六种》和《续刻三种》印行于世。
然而在他的学者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章是他的文艺批评,最使他负誉传名的著述是其《艺概》。
据本书《自叙》,《艺概》非一时所作,是他生平论文谈艺的辑存,其《自叙》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据此可知该书定稿于他的晚年,能够反映他最终的文艺思想和识见水平。
《艺概》虽仅名“艺”,但与今天的“艺术”不同,实际上“文学”占着绝对大的比重。全书凡六卷,依次是《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除《书概》专论书法,《经义概》专论应付经义试士的八股文写作外,其余四概均为文学专论,因此本书实可看作主要是一本文学批评的著作。
但从另一层意义来说,《艺概》之名又十分确切,因为不仅《书概》和《经义概》是论书法的艺术和八股写作的技艺,前面的文学四概同样是将着重点放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的。翻检全书,不难看出这一点。
不妨从刘熙载对文学范畴的梳理谈起。这里首先要提到他对“六经”的认识。“六经”是儒家最古老和最具权威性的经典,历代有无数人皓首穷经,形成所谓“经学”,千百年来被奉为最重要的学问。稍早的章学诚首次提出“六经皆史”,打破了“六经”的神圣性。到了刘熙载又更进一步,他虽然也像传统经学家那样研究经学,但进入本书的经书他都是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本书之首,开宗明义便说:“六经,文之范围也。”(《文概》)这可以视作是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破除“六经”神圣性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在实际论述中,刘熙载还着重评论经书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特色及成就,如说《春秋》: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
意即文多言外之意。又说《左传》: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
指出其叙事行文的剪裁运化之功。又说《孟子》: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
指出其文理晓畅、气势充盈的整体风格。语虽寥寥,皆极确切。
至于史书和子书,刘熙载亦以同理置之。并且他虽然论文重在“概”言,对于艺术性高者却不惜花费较多的笔墨,例如《庄子》和《战国策》。为省篇幅,不具引文。
对于经史子书尚且如此,对于传统的集部——文学作品,刘熙载自然更重在抉微发幽,探索其为文之妙旨和艺术之用心。这既表现在《文概》所论历代作家中,更表现在后面的《诗概》《赋概》《词曲概》中。其内容广杂,大略言之,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作家的整体风格。如:
杜诗雄健而兼虚浑。(《诗概》)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词曲概》)
二论作品的具体特色。如:
宋玉《招魂》,在《楚辞》为多异采。约之亦只两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赋概》)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概》)
三论古人的艺术技法。如:
柳文实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缓回也。(《文概》)
四论不同文体的创作规律。如论赋:
赋须曲折尽变……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险,是故赋不厌奇。(《赋概》)
论诗:
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诗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则入禅,欲则入俗。(《诗概》)
论词:
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连;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词以炼章法为隐,炼字句为秀。(《词曲概》)
五论古代作家的源流承袭。如:
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文概》)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诗概》)
宋玉《风赋》出于《雅》,《登徒子好色赋》出于《风》。(《赋概》)
等等。
结合对文学史上大量作家作品、体制流变的品评,刘熙载还时常直接发表自己的文学观和艺术见解,比较重要的有:
一、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结合,重视人品对文品的决定作用。《诗概》明言:“诗品出于人品。”《词曲概》并认为苏辛词所以能潇洒卓荦,正因其人为“至情至性人”。
二、提倡深入生活,反映民间疾苦。《诗概》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也。”由此推崇杜甫、元结、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因为他们“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可见,刘熙载并非唯艺术论者,虽然十分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和特征,同时也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三、要求文学创作具有独创性和个性,反对因袭模拟,陈旧俗套。《词曲概》:“词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盖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文概》则云:“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
这些文学见解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艺概》一书的最大特色,从书名已可得知。作者在《自叙》中说,有人认为艺之条绪纷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但详尽并无极限,无须殚竭无余,而应“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他平昔言艺,正是好举其概,因而以“概”名书。全书论文谈艺,内容虽极为广杂,均以条分缕析的形式成书,每条少则数字,多不过百言,以简驭繁,以少总多,言寥意深,辞约旨丰,包容性大,启发性强,往往一条便是一篇文章的提纲,生发开去,便是宏文。上面的诸多引文,都可以证明这些特色。
除此之外,《艺概》论文谈艺爱用比照法,将同时、异时的作家作品作纵向、横向的比较对照。如: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意,秦亦不如汉也。(《文概》)
介甫之文长于扫,东坡之文长于生。扫,故高;生,故赡。(《文概》)
刘公幹、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诗概》)
退之诗豪多于旷,东坡诗旷多于豪。(《诗概》)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唯尚婉则同耳。(《词曲概》)
在寥寥数语中揭示各自的长处短处,同与不同,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十分准确,精警醒目,给人印象很深,为论者所乐于引用。
《艺概》性质上仍属于传统诗话词话的范畴,但也许因为经过作者本人晚年通盘整理编纂的缘故,同以往的同类著述相比,它虽然是条分缕析,面广事杂,但并非随兴所至,随意所之。全书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每一门类中,又先约论其文体之起源流变,再按时代顺序论述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学现象,最后总论此类文体的艺术特色和具体技法,体制周密详赡。全书每条虽然简约,综合起来,确能示人以文学发展的大观,为后世学者所重视,良非偶然。
《艺概》有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古桐书屋六种》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标点排印出版,最为方便使用。
(《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