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前言

《大学》和《中庸》原本各为《礼记》之一篇，南宋朱熹做《四书章句集注》，将这两篇文章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随着宋元之后朱子学地位的上升，《大学》和《中庸》便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之所以将《大学》和《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这同创始于唐代的韩愈，后来被宋代的二程、朱熹所继承发扬的“道统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一个继承和授受的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儒学创始于孔子，但孔子曾自称自己“述而不作”，他所“述”的，“道统论”者认为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前代圣人一贯的思想传统。孔、孟与尧、舜、周公等圣王或执政者不同，后者的思想直接寓于他们的施政实践之中，而孔、孟的思想是以教学和著述为载体的。孟子被视为孔子之后儒家的正统，但他生活的年代上距孔子百有余年，与孔子不可能有直接的师承关系。那么，如果说“孔子传之孟轲”是事实，从孔子到孟子的思想是如何传承的呢？据《史记》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受业于曾子（曾参），曾子是孔子的高足。这样，从孔子到孟子的学术授受系统就清晰了，即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其门人某，子思门人传于孟子。作为传世的思想载体，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记载在《论语》中，孟子的思想言论保存在《孟子》中，而《大学》和《中庸》又被认为分别为曾子和子思所做。这样，这两篇文章自然地就被视为孔孟道统链条中两个有机而又必要的环节。

如同《礼记》中所收录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学》的作者是谁，在《礼记》中并没有注明，宋代之前的注疏家们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大学》为曾子所做，是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所持的观点。他说：“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但是，曾子做《大学》这一观点，从古至今却没有多少学者将其作为确论。即使朱熹本人，似乎也不认为《大学》直接出自曾子之手。在首章的注中，他说：“上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也就是说，《大学》是曾子对孔子思想的记述和阐发，而最终是成书于曾子门人之手的。朱熹之后，《大学》的作者成为学术界争论激烈的问题。从其成书的年代上说，有认为成书于战国的，有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间的，有认为成书于西汉时期的；从其学派归属上说，有认为是孔门之遗书者，有认为是思孟学派的作品者，还有认为是荀子学派的作品者；从具体的作者上说，除曾子之外，有认为是曾子之门人者，有将曾子之门人坐实为子思者，有认为是秦国或秦朝反抗法家的某儒生者，还有认为是董仲舒或西汉时期的其他儒家学者者。无论哪种观点，同朱熹当初将《大学》的作者确定为曾子或曾子之门人一样，都只是推断而已，并没有确定的资料为任何一种观点提供明确的证据。但从《大学》的内容和有关的资料来看，关于《大学》的作者问题，有两点是基本可以确定的：第一，《大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同曾子一派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大学》中不但直接引用了曾子的论述，而且其中许多观点都同《论语》等典籍中保存的曾子的言论是一致的。第二，《大学》一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更非直接出自曾子之手。被认为是先秦学者所做的几乎所有作品，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传世版本出现之前，都曾经过许多人的损益加工，《大学》当然也不例外。清代的崔述在谈到《大学》时，曾经说：“盖曾子得之于孔子，而后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洙泗考信录余录》）这种观点应当是基本合理的。

关于作为篇名的“大学”，朱熹《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根据朱熹的这一解释，“大学”是相对于“小学”来说的，二者的区别是：从年龄阶段上说，八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而十五岁入大学，则进入大学阶段；从教学的内容上来说，大学学习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区别于小学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从培养的目标上说，大学主要是学习修身、治国的道理的“大人之学”，而小学则主要是学习礼节和技艺的技艺之学。这三种意义的侧重点不同，但内涵是相通的。总体来说，“大学”是以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为目标的；所谓的“大人之学”，也就是君子之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塑造胜任社会管理工作的人才为目标的学问、学习和学校。《大学》中提出的原则、目标、要求等，都是着眼于“君子”这一培养目标的。

治国、平天下的活动千头万绪，要想达到理想的治理目标，就必须抓住根本，从根本用力，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如果抓不住根本，本末倒置，想要实现理想的治理目标，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根本是什么呢？《大学》中认为，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修身”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关节点。孔子曾经说过：“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德性，才能够使家国和谐、天下安定，实现“外王”的目标。而修养自身品性的过程，就是“内圣”的过程，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就是《大学》首章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在大学之教中，只能以修身作为教学的根本；根本不立，就培养不出合格的“君子”。而其他具体的技艺和技能，虽然也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所必需的，但相对于“修身”这个“本”来说，就只能说是“末”。这反映了儒家重视德治、主张“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所谓“三纲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掌握实现德治目标的学问的三个纲领；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通过培养重视修身的君子以实现德治目标的八个条目。

从基本内容上说，《大学》全文就是对以“修身”为根本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展开，不但论证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路线，而且提出了“絜矩之道”、德本财末、任用贤人等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政治观点。当然，对于其中许多观点和主张的具体解释，历来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如“三纲领”之间的关系，“亲民”应当读为“亲（亲近）民”还是“新民”，对“格物”、“致知”等条目的具体理解，相对于“修身”这一“本”的“末”究竟指的是何事等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总体说来，这些争论所反映的，都是儒家思想内部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分歧，而对于重视德性修养、重视以德治国这一儒家的根本立场，儒家不同派别之间都是一致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学》的流传过程中，宋代之后还一直存在着一个“原本”（“古本”）与“改本”之争的问题。所谓“原本”，就是作为《礼记》中之一篇的《大学》的原有面貌；而所谓“改本”，就是后世学者为了注解和阐释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结构调整后的《大学》的文本。在《大学》“改本”中，最著名、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就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大学》结构次序的调整。朱熹声称：《大学》“旧本颇有错简”，因此他遵循二程的理解和思路，对其次序进行了大幅度的订正，从而形成了一经十传的整体结构。其中，第一章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是《大学》的经文，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后的十章，是《大学》的传文，分别对经文中的“三纲领”和“八条目”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其中“格物”、“致知”在《大学》原本中没有对应的文字，朱熹认为这部分内容在流传的过程中亡佚了，因此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增补），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这十章的内容，是朱熹对《大学》原文结构打乱重新排序的结果。朱熹的这一改本，尽管由于朱子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影响而被较为广泛地接受，但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主张恢复古本的，也有认为朱熹的结构调整不恰当而主张重新进行调整的。这些不同的理解，既与学者们对《大学》本身的理解不同有关，也是由不同学者各自的思想体系所决定的。由于朱熹的“改本”是自宋代以来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大学》的版本，并且其逻辑体系清晰，内容系统完整，所以本书所选用的《大学》的版本，仍然沿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