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最初版本（研究视觉符号与建筑符号的符号学）是一种尝试性写作，一九六七年以《视觉交流符号学札记》为题出版。一个更偏重理论的版本——提供了符号学的整体观念，并包含了从认识论角度对结构主义的长篇讨论——以《缺席的结构》（La struttura assente）为题，出版于一九六八年。我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的译本上花了两年时间（只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巴西的译本出得足够快，完全照译意大利语原版，没有添加任何内容），重新整理和扩充了这本书，并结合意大利语首版出版后的各种评论，修订了其中的许多部分，结果，它成为一本介乎于《缺席的结构》和“别的东西”之间的著作。这个“别的东西”以论文集的形式于一九七一年在意大利出版，题为《内容的形式》（Le forme del contenuto）。

至于本书英语版本，经过两次不太令人满意的翻译尝试和多次不成功的修改，我决定（在一九七三年）放弃，直接用英语重写。承蒙戴维·奥斯蒙德-史密斯（David Osmond-Smith）的帮助——他在校准我洋泾浜式英文的符号学论述上所付出的辛劳，比翻译一本新书还要多。不过，他不应当为这种共同冒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以另一种语言重写意味着“重思”：这一真实的符号学经历——会让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产生强烈的兴趣——的结果是，这本书不再与《缺席的结构》有任何关系，以至于我把它作为一部全新的著作《普通符号学论集》（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又翻译成了意大利语。

本书的当前版本，是对我之前研究的部分批评，除了对所使用的材料的不同组织（但绝非与此前毫不相干）之外，还有四个新的要素促成了这一点：（i）尝试将指称理论引入符号学框架；（ii）试图在符用学（pragmatics）与符义学（semantics）之间建立联系；（iii）对“符号”概念和经典符号类型进行批判；（iv）为像似论（iconism）概念提供不同的考察路径——我仍然坚持以往研究中的相关论述，那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即认为像似符（icon）是任意武断的、完全可以分析的装置，但并不以此取代另一种同样天真的假设，即像似符是非编码（non-coded）的类比装置。我希望用符号生产方式的类型来代替符号的类型，能够帮助我把像似论的伞形概念，分解成更为复杂的符号操作网络。在此过程中，本书获得了一种“交叉”结构。在第一部分中，我致力讨论符码理论，试图提出一个有限的和统一的范畴集，能够解释语言和非语言装置，并将符号-功能体（sign-function）的概念扩展到各种类型的表意单位，即所谓的符号、符号链（strings of signs）、文本、宏文本（macro-texts）——整个尝试都由奥卡姆剃刀原则支配，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似乎是相当科学的程序。

第二部分着眼于符号生产理论（theory of sign production），我觉得有必要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论述：现有的范畴——诸如规约符（symbol）、像似符和指示符（index）——无法解释许多我认为属于符号学领域的不同现象。因此，我不得不采用反奥卡姆剃刀原则：虽无必要，可增实体，我相信，在既定的条件下，这个程序也是科学的。

没有众多朋友的帮助，没有发表于《符号学研究手册》（VS-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前六期的讨论，没有与来自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纽约大学、西北大学、拉普拉塔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学者的交锋，我就不可能取得本书所展现的成果。鉴于参考文献已经给我致谢的机会，在此我谨表谢忱，衷心感谢我的朋友乌哥·沃利（Ugo Volli）、保罗·法布里（Paolo Fabbri），他们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帮助过我——主要是通过无情的批评——我曾在各种情况下自由运用他们的观点。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四年于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