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口日租界中街9号（注：现汉口长春街57号），是一座日式4层楼房。这座楼房原来是日商大石洋行办公楼。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强行收回日租界，这间洋行也收归国民政府所有。国民政府将此洋房拨给中共作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长江局机关也秘密设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但对外是不公开的。
中共长江局秘书长李天驰主管情报工作，直接受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的领导。早年在上海，李天驰就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成员。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负责在各地建立和发展中共的秘密情报组织，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军委会决策时参考。
李天驰的办公室在2楼，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一份武汉特别工作委员会潜伏人员名单。
自从江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中共党组织都遭受国民党政府不同程度的破坏。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在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又逐步开始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只一年时间，各地党组织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在南方各省残留的武装也于1937年年底整编成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叶挺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但国共双方商定，新四军仍然归中共领导和指挥。
现在中共长江局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系统，它的情报人员遍布江南各省，有些人已经渗透到日伪和国民政府的要害部门。
李天驰将武汉特委名单放进保险箱锁好。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武汉沦陷前，安排中共潜伏人员组成武汉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武汉特委，负责沦陷后武汉地区的对敌情报工作，为长期抗战做准备。
武汉特委直接由长江局领导，李天驰此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潜伏人员名单早就定下来，所有成员都有公开身份做掩护，他们的真实身份从来没有暴露过。
武汉特委的潜伏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是情报组、联络组和行动组。每个组由组长负责，领导全组人员。三个小组的组长直接受武汉特委负责人领导。武汉特委负责人由长江局直接任命。
李天驰现在正等着武汉特委负责人。他要给这个负责人布置任务，并交给这个负责人无线电通讯密码本和与各小组接头的联络暗号，以及全体潜伏人员名单。
李天驰考虑到，八路军办事处是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每天来办事处拜访的各界人士很多，进出办事处的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在这里与武汉特委负责人见面是最安全的。
李天驰看了看表，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这时，走廊传来脚步声。接着有人敲了敲李天驰办公室的门。
“报告！”
“进来！”
门被推开了，一个办事处的警卫人员在门口给李天驰行军礼后报告，“首长，有一个自称王老板的人，说你的收音机修好了，给你送过来。”
“哦，对。请他进来吧。”
警卫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儿，警卫带着一个人来到李天驰的办公室。这个人左手提着一个装着收音机的纸箱，右手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站在门口。
“首长，这就是电器行的王老板。”警卫向李天驰介绍。
“啊，王老板，你进来吧，收音机修好了？”李天驰招呼王老板进来，然后对这个警卫说，“好了，你去忙你的吧。”
警卫出去后随手将门关上。
王老板看上去二十五六岁，中等个子，身材偏瘦。他的眼睛细长，笑起来就眯成一条缝。他是那种相貌普通，在人群中一点都不起眼的人。
王老板身穿一件白色丝绸衬衣和一件浅蓝色的咔叽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
“李长官，收音机修好了，你试试。”
王老板一边将收音机从纸箱里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一边对李天驰挤眉弄眼、半开玩笑地说：“这种联络方式很自然，不会引起人家注意。”
“嗯，当初送这台收音机给你修，就是为了方便今天的联络，有远见吧？”
“那是，不然怎么你是领导呢？”
“别贫嘴了，坐吧。”
王老板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他在李天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李天驰给收音机插上电源，调到一个广播电台，并将音量开大一些。
“我们抓紧点时间，你不能耽搁太久。”说完，李天驰走过去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几份文件和一个密码本。
他将密码本递给王老板，“这是新的密码本，用来和总部联系。旧的通讯密码作为备用密码。”
王老板接过来看了看，放进手提包里面。
“密码只能由你一个人掌握，编码、译码都由你亲自做，这样最安全。报务员只负责收发报，不需要了解收发报的内容。”
“明白！”
“所有的潜伏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是情报组、交通组和行动组。这是你与各小组长以及报务员第一次接头时的接头暗号、接头时间和地点，你必须单独和他们四个人接头。接上头之后，由你和三个组长组成武汉特委，你担任特委书记，三个组长担任委员。这三个组之间目前还没有任何联系，彼此也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在今后的工作中，三个组长免不了相互见面，但是各组之间不能有联系，这是情报工作的原则和纪律，你们必须严格遵守。”李天驰边说边将几页写着字的信纸递给王老板，“这上面还有总部交通员和你接头的联络暗号，以及长江局在武汉郊区联络站的地址和联络暗号，以备急需之用。你带回去，牢记后就马上销毁。”
“是！”王老板回答。
王老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几页纸上的联络人，联络地址和联络暗号，然后对李天驰说：“我记住了。需要我复述一遍吗？”
李天驰笑着摇摇头，“我知道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不过，你可以将这份联络人名单带回去，接头之后再销毁。”
“是！”王老板将这几页信纸放进他的手提包。
“你们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日军的情报，配合游击队打击日军后方。并从侧面支持正规军对日军作战。涉及到具体的任务时，我会通过电台通知你。”李天驰进一步说明，然后问王老板，“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王老板回答。
二
王老板名叫王家瑞，湖北黄安（现红安）人，民国二年（1913年）出生在大别山地区一个叫做刘家河的小山村。
王家瑞祖上世代务农。其父王成发18岁那年娶了邻村傅家的三姑娘进王家。王傅氏给王家育有四男一女，王家瑞家中排行老幺。
王家瑞出生不久，母亲就请本地有名的算命先生给王家瑞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天庭饱满，骨骼清奇，头顶七彩，脚踩祥云，属大富大贵之命，将来一定做大官。王家瑞父母听了自然很高兴。
王家瑞自幼在同龄孩子中就显得特别聪明、机灵。同村乡亲都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因此，他父母一心想让这个幺儿子读书，指望着这个孩子将来能够有出息，光宗耀祖，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无奈家境贫寒，一直无力送他去学堂读书。
直到王家瑞的几个兄长慢慢长大，成为壮劳力，可以和父亲一起劳作，加上母亲勤俭持家，全家人省吃俭用，家境宽裕了一些后，父母才送王家瑞去读私塾，那时他已经八岁了。
三年之后，私塾先生和王家瑞的父亲商量，要求其父送王家瑞到县城读高级小学，免得耽误了孩子的前程。王家瑞的父母也正有这个意思，因此咬牙送王家瑞去县城读高级小学。
在县城就读高小时，王家瑞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和新文化，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一些了解。特别是他的国文老师，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
从那时起，王家瑞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不过，他对政治并不热心，只能算是有进步倾向的青少年。
1927年11月，共产党领导黄安、麻城两地的农民，发动黄麻暴动，并且攻占了黄安县城。
王家瑞的一个表哥，名叫张子芳，也参加了这次暴动，而且还是农民自卫军的一个分队长。
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后，张子芳到王家瑞住的地方找王家瑞。
因为暴动，学校停课，所以王家瑞正好在家。
张子芳给王家瑞带来好多吃的东西，都是在县城缴获的。王家瑞见有这么多好吃的，非常高兴。
张子芳兴致勃勃地告诉表弟自己参加农民自卫军的经历以及这次暴动的经过。末了，他余兴未消地劝王家瑞加入农民自卫军。
王家瑞以自己年纪小，还要读书为由委婉拒绝了。
表哥觉得王家瑞说的有道理，便没有再劝表弟，毕竟表弟年纪还小。
临离开前，张子芳要求表弟帮农民自卫军写一些革命标语什么的，王家瑞答应了。
王家瑞随表哥到农民军的住地，按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些标语。这算是王家瑞第一次做革命工作，虽然是被动的。
12月，国民革命军（政府军）第十二军教导师奉命围剿黄安农民自卫军。
这些农民自卫军是既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又没有战斗经验的乌合之众，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无奈之下，农民自卫军只能退出黄安县城。
第二年年初，王家瑞考进位于汉口球场路的省立汉口中学，离开黄安到汉口读书。
从那时起，一直到1929年的秋天，王家瑞再没有见过表哥张子芳。他只是在寒暑假回黄安老家的时候，偶尔听到父亲和兄长谈起张子芳。他们说张子芳一直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十一军当差，经常在他们村附近一带活动，而且有两次还到过他们家，都是穿的便衣。
有一天，表哥张子芳到汉口找王家瑞，请王家瑞帮他买电子管和药品。
王家瑞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给表哥办齐他需要的电子管和药品。
后来，王家瑞在张子芳的引导下正式参加革命，成为鄂豫皖红军在汉口的地下党员。
中学还没毕业，上级便安排王家瑞秘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接受情报工作训练。
训练他的教官是从苏联回来的情报工作专家。通过三个月的强化训练，王家瑞掌握了基本的特工技能，包括密写、摩尔斯码和收发报、拍照及冲洗相片、跟踪及反跟踪、化装及欺骗、各种枪支和爆炸物的使用。
完成特工训练后，王家瑞奉命返回汉口。他在汉中街（注：现在的胜利街一元路至张自忠路一段）南段靠近一元路的地方开了一个杂货店做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从此开始他的情报生涯。这时他只有十九岁。他直接受鄂豫皖根据地特务科领导，不隶属湖北和武汉党组织。因此，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几个人知道。
三
武昌彭刘杨路军统总部。戴笠的办公室。
戴笠正在听取军统武汉区区长李国盛、副区长唐新和宋岳三人汇报军统武汉区潜伏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武汉区是军统局特别成立的一个地下情报组织，专门负责武汉沦陷后的情报工作。
按照戴局长的指示，李国盛组建了军统局武汉区，下设汉口组、武昌组、汉阳组、武昌郊区组、直属小组、法租界特别组和行动队。军统武汉区规模庞大，其成员多达三百人，仅次于沦陷后的上海军统组织。
“遵照局长的指示，除法租界特别组由你亲自布置外，其他小组已经全部布置完毕。所有人员全部进入潜伏状态待命，所有的器材和装备已经分发下去或者妥善保存。”李国盛汇报说，“武汉区机关设在法租界吕钦使街（注：现洞庭街一元路至车站路段）的立兴洋行大楼里面。公开的机构名称是‘恒泰商行’，出于安全考虑，电台设在汉正街。”
听完李国盛的汇报，戴笠觉得很满意：“很好。你们要掌握好所有小组，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在敌后打击日军。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日军的各种情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和运输线，袭击日本军人和惩办汉奸。”
“明白！”李国盛、唐新和宋岳同时回答。
除了军统武汉区作为沦陷后武汉地区的主要潜伏组织之外，戴笠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潜伏小组以及直接与戴笠本人单线联系的潜伏人员。汉口直属组就是直接受军统总部指挥的潜伏组，是和武汉区并列存在的一个独立潜伏小组。汉口直属组组长由张履鳌担任，并且配备了电台和报务员。
李国盛，唐新，宋岳三人从戴局长办公室出来后，乘戴局长安排的汽车到江边的汉阳门轮渡码头，然后登上过江轮渡。
十几分钟后，轮渡到达长江对岸的汉口江汉关码头，停靠在码头的趸船边。
江汉关码头是汉口最繁忙的轮渡码头，用来停靠往返于武昌与汉口之间的轮渡。码头的出入口位于沿江的河街（注：现汉口沿江大道）上，几乎正对着江汉关大楼。长长的水泥台阶从码头的出入口拾级而下，通向江边的趸船。
李国盛三人从轮渡上下来，沿着阶梯爬上码头，走出码头出入口。
司机韦裕国的汽车正停在码头外的马路上等着李国盛。
李国盛三人坐上韦裕国的汽车，很快就回到吕钦使街的立兴洋行大楼，军统武汉区的秘密机关总部。
立兴洋行是一个四层的暗红色法式建筑。建筑的两端是向外突出的圆弧形，有点像欧式城堡的塔楼，建筑的中间是正门，门的左右两边是两个大理石圆柱子，支撑着拱形门廊。这是一座具有欧洲古典风格的现代建筑。进了门厅之后，中间是通向二楼的木质楼梯。门厅左右两边各有一条走廊，走廊两边是房间。
军统局武汉区机关在二楼。
正对着二楼楼梯口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恒泰商行”。
二楼左右各有一条走廊，左边是军统武汉区机关办公室，右边是宿舍。
李国盛回到他的办公室，开始考虑如何在武汉沦陷之后开展情报工作。
四
李国盛原名李人伊，是湖北武昌金口镇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李化龙，早年在湖北武昌勺庭书院从教，善于吟诗作赋，是武汉比较有名的教育界人士。
李人伊在他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时他读了三年私塾，后来进入湖北勺庭书院读书。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不久转到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武汉中学就读，深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进步学生。后来，他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于1925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习。
在日本期间，李人伊和其他党员成立了中共大阪支部，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广泛宣传进步思想，吸收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回国后娶了进步女学生张菲菲为妻。他随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剑英的军官教导团任党委委员，并随军官教导团南下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李人伊带着张菲菲随叶剑英一起离开广州，辗转上海等地。在组织的安排下，李人伊和叶剑英被派往苏联。到苏联后，李人伊于1928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同学中有叶剑英、夏博等很多后来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夏天李人伊回国，被组织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军委委员，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3月，李人伊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夏博被组织派往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政委。
到达湘鄂西根据地不久，夏博就开始肃反工作。李人伊也成了肃反对象，被打成“改组派”。不过，夏博念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同学，没有杀他，只是将其开除党籍和红军军籍，逐出根据地。
被共产党开除的李人伊回到武汉。由于在夏博的肃反中受到打击，他已经心灰意冷。
时值李人伊在苏联留学时的学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邓文仪正跟随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武汉指挥对鄂豫皖红军根据地的围剿。邓文仪听说李人伊被共产党红军开除，正在武汉赋闲，觉得人才难得，便请李人伊加入他兼任科长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李人伊接受了他的邀请，担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的高级情报人员。从此，李人伊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并改名李国盛。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南昌行营的目的，就是为了围剿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江西苏区。李国盛在南昌行营调查科担任军事股股长。1934年10月，江西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江西根据地后，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使命也随之结束而被撤销。调查科人员大部分被戴笠合并到他的特务处。从那时起，李国盛就一直在戴笠手下工作。
李国盛开始时在特务处担任书记长。后来他自己请求外派，担任军统北平区区长。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晋绥察区区长。现在又是临危受命，担任军统武汉区区长，领导武汉地区的敌后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