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及其风气演变

明代承继前代，继续采用科举制度取士，以选拔人才。明代科举考试的成式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戊戌朔颁行，规定乡试会试三场考试内容是“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

具体而言，四书义三道，《论语》《孟子》为必考。较为常见的组合是《中庸》《论语》《孟子》；如果从大学中出题则为《大学》《论语》《孟子》。会试自景泰年后，乡试自弘治年后，每年必须从《论语》《孟子》中出题，剩下一题多选《中庸》，较为少选《大学》。五经义一道，考生只需要选取一门作为自己的本经来学习。由于是“选修”，所以五经中就出现了不平均的状况。其中《诗经》《尚书》《易经》三门为“热门”，学习人数较多，《礼记》《春秋》为“冷门”，学习人数少。这也反映在科举的房考即批卷官人数上，其中《诗经》五房，《易经》《尚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

由于“五经”是专门之学，所以就出现一些科举世家的家传经学，并向所在地域扩散。明朝就出现了莆田的《书经》、常熟的《诗经》、余姚的《礼记》、苏州的《易经》等。而一些冷门的经学，则更具有地域特征。如《春秋》明朝就有会稽、乌程、淳安、晋江、麻城、武林等地专学。“五经”既然是选学，它就比“四书”的学习更有选择性，往往有人因某经学习不佳而更换其本经。

第二场论判以外，还有诏、诰、表内科一道。其中判从《大明律》中出题。诏、诰、表，考生必须选作一道。明代科举中，考生多选择表。

第三场，策论。殿试只考策论，并无前两场。策论主要是要考查考生博古通今的能力，需要考生通读史书与当朝政书。不过考生们往往只读《文献通考》《大明会典》等书应对，甚至有背文抄袭者。

明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作文愈发程式化，八股文风气兴起，八股之害于成化之后加剧。顾炎武云：“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但是成化之后，经义之文的形式愈加烦琐，正如顾炎武所举之例：“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如此就形成了科举考试之中经义之文的八股的固定格式：“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八股格式的形成是明代官方经学发展的又一转折，即从诸《大全》对于经典文本的确定，到解经形式和思路的进一步确定和僵化。

在形式之外，明代科举的主题与整体学术趋向于理学密切相关。《明史·儒林传》云：“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再进而论之，就科举内容的标准而言，明代前中期科举上完全遵循程朱理学，中期王学兴起以后，王学和朱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又体现在科举中。此外，明代后期的科举也和当时社会求新求变的整体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晚清皮锡瑞就指出了明代科举中的求新求异风气对于学术变迁的影响：“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考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