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死节

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结束。北军进京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唯有建文帝亲信、时任侍讲学士方孝孺拒不投降，被捕下狱，后因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处死于江苏南京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岁。方孝孺死节的具体情形，《明史》记载如下：

（六月）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瘗聚宝门外山上。

方孝孺死后其亲朋受到牵连受诛，但成祖是否诛杀其十族还存有争议。《明史》只记载株连坐死宗族亲友数百人等字眼，《明儒学案》云“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而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等文献都记载他被灭了十族。另外，崇祯年间编纂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1622)，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方孝孺死节是明代初期的重要事件，对有明一代的士风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在于激起知识分子对于死节后果的议论并因而影响出处大节。方孝孺未被难时，已有清望。其师宋濂有“如以近代言之，欧阳少勖、苏长公辈姑置勿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孰为先也”之誉。当时人皆以方孝孺为天下士林领袖，其一身进退所关士论非轻。其友人，也是同死于壬午之难的王叔英曾说：“执事之身，系天下之望，士之进退，天下之幸与不幸欤！”成祖渡江入都后，方孝孺仗义死节，而同僚原约与孝孺同殉难者，多未能遵守约定而转投新主。方孝孺的以道自任凸显了转事新主者在儒家传统意义上为臣气节的缺失，郎瑛曾详细记载当时士人在此生死关头的选择：

文天祥在燕京时，欲为黄冠去国，南官王绩翁欲合谢昌元等十人请保释之。世祖亦有然意。留梦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复召号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遂寝其事。我文祖渡江靖难之时，廷臣胡广、金幼孜、胡俨、解缙、杨士奇、衡府纪善周是修同约死节。明日，惟是修诣国子监尊经阁下焉。他日士奇为之作传，与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传何人作也？”呜呼！众固可责矣，若留、杨数言，尤为无耻之甚。读书明大义，至此尚尔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杨士奇是明代前期名臣，但其失节之言行仍然被类比于臭名昭著的留梦炎，受到公然的揭示批评。而相对的方孝孺作为忠义的典型，激起了人们对立身大节的思考。如成祖的儿子明仁宗即位后即下诏方孝孺辈诏从宽典，免除建文死难诸臣的罪名，给予田土，谪戍者放还，其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为民。其后清乾隆帝甚至下诏：

兹复念建文革除之际，其臣之仗节死难者，史册所载甚多。当时永乐位本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夺国，诸人自当义不戴天。虽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及大势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为无惭名教者。

不过也有人认为虽然认同方孝孺忠义不失臣节，但其做法过于激烈而导致身死族灭的后果。如王廷相说：“方逊学忠之过者欤！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国一也，从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文山国亡被执，数年而后就死，人庶非之哉！”清初方苞也说：“若正学方公之事，吾感焉。国破君亡，缩剑自裁以无辱，可也。即不幸为逻者得，闭口绝肮，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呫呫于口舌之间，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族哉！”不过这种看法还是少数，后世文天祥、方孝孺一直是死节的象征。知识人赴死，多有至文天祥、方孝孺祠哭拜诀别，然后慨然赴死者。明清两代吟咏方孝孺的诗篇也很多，遍及方孝孺故里宁海、合州及其游处之地成都、汉中、华亭、南京、北京等。由于各界人士的推阐激扬，方孝孺义声震天，对天下士子产生了极大影响。

方孝孺影响所及，最初是浙东人，“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自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故夫行有劝而德有风”。同时，方孝孺的弟子多浙东人，因属方孝孺门生而被诛者，亦有多人。到他的遗迹前致敬行礼，几乎成了任台州、宁海州县官和学官的成例，对士风民风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而方孝孺殉难对明末清初明遗民更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激励。刘宗周云：

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

当有人表示方孝孺行为或许太过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与殉，无乃伤于激乎？”刘宗周又解释道：“先生只自办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趋之，至数十年之久，几于风移世变，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盖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虽谓先生为中庸之道可也。”

刘宗周一生行事以气节为重，最终绝食而终，不能不说受到了方孝孺的影响。此外，如诗列岭南三大家的明遗民屈大均曾谒方孝孺墓，留诗曰：“宗臣遗像在，对越孝陵云。周孔难为国，姬公竟负君。龙蛇迷旷野，日月在孤坟。莫问三杨事，忠良道各分。”明末诗坛领袖陈子龙在抗清兵败过宁海时吊方孝孺祠时也有诗：“飞龙北极下天门，叩马西山大义存。血泪长干无草木，画图缑里见繁。令威已返辽东羽，望帝谁归蜀国魂。千古君臣终不改，莫将兴废问乾坤。”方以智在明亡后流亡途中谒方孝孺墓对“三杨”表示轻蔑，对福王政权偏安局面表示愤慨：“松荫遗像泪纵横，日对钟山晓雾平。九族可怜忘姓字，三杨终不是功名。遥看江上烽烟色，应压亭旁歌舞声。此地竟无能拜者，六朝风俗坏书生。”此诸人谒方孝孺墓，寄托故国之思，坚定不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的决心，方孝孺的忠贞精神对明遗民的影响可见一斑。黄宗羲也对方孝孺十分景仰，他说：“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并引蔡清对方孝孺的赞语评案说：“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乃不终祐之，使斯人得竟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直承方孝孺而来。顾炎武也认为，洪武、永乐的文化措施引发了中国后期社会的转变：“愚尝调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总之，方孝孺死节对于明代整个朝野士风与政治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