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1889年1月，维也纳

夜晚，大片大片的白色雪花飞舞着，飘落在维也纳全城的屋瓦上。一堆堆积雪在宽阔的林荫大道的映衬下闪着微光。这座背靠维也纳林山的丘陵、在多瑙河水系的臂弯中安眠的城市，看上去是那样宁静而又祥和。环城大道两侧，是一排排因冬季到来而变得光秃秃的椴树。驱车穿行在这成排的椴树之间，一番迷人的景象随之呈现在眼前：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市政厅，宏伟壮观的宫廷歌剧院，外形巨大的博物馆以及它那如行军队列般齐整的柱廊，因新古典主义简洁明快、线条凌厉的造型而略显阴沉的国会建筑，圣司提反主教座堂拔地而起的高耸尖塔以及绿色穹顶的查理教堂。此时的维也纳，恍若悬浮在成堆的积雪和乳白色的天空之间，被幽灵般的街灯闪出的光影所照亮，看起来威风凛凛、庄严高贵、令人生畏，完全是一副伟大帝国的首都该有的样子。

哈布斯堡皇朝以维也纳为场景和道具，在欧洲戏剧舞台上呼风唤雨，扮演主宰者的角色，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了。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的温暖水域，从的里雅斯特的灿烂阳光到特兰西瓦尼亚、波希米亚和俄罗斯帝国边境的阴暗诡秘森林，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着一片无比广大的疆土。作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宗族，哈布斯堡家族用交战、侵略和联姻等方式，把广布在各处的公国、侯国、封邑和省统一在其画着凶悍双头鹰的旗帜之下。它曾经的辉煌是无可否认的。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家族的成员不止一次登上过西班牙的王位，成为欧洲各国皇室和王室配偶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家族中还出过不少辉煌耀眼、足以跻身最杰出统治者行列的祖先，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影响巨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拿破仑横扫全欧洲、击垮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力开始由强盛一步步走向衰微。取代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邦联是一个由德意志诸邦组成的松散联盟。这让过去原本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属邦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也让皇朝越来越疲于应付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各地频发的造反和叛乱。现在是1889年，距离“1848年革命”不过四十年，距离“七周战争”更是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哈布斯堡家族差一点就在“1848年革命”中永远失去匈牙利，全靠俄国士兵的协助才把布达佩斯的起义镇压了下去。在“七周战争”中，匈牙利人加入对方的阵营，帮助日益强大和军国主义化的普鲁士王国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击败哈布斯堡皇朝的部队。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奥地利霸主地位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一段极不稳定的奥匈联盟时期。在布达佩斯的敲诈和胁迫下，维也纳被迫于1867年接受“折中方案”，将帝国的领土拆分为彼此平等的两部分，建立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布达佩斯保留每十年重新商谈一次该协定的权利，并一再迫使虚弱的维也纳作出新的让步。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匈牙利终将无可避免地取得完全的自治权。[21]

不过，至少在目前，匈牙利仍旧处于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之下。到1889年，哈布斯堡皇朝已经接连失去了托斯卡纳、帕尔马以及意大利的伦巴第省和威尼斯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帝国成了上辈子的老古董，或者如一位智者所指出的那样，成了一个“杜撰出来的虚构皇朝”。[22]共有五千万左右形形色色的臣民——奥地利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波希米亚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摩拉维亚人和波兰人——统一在哈布斯堡家族黑黄相间的旗帜之下，却不存在任何足以将其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语言或者民族身份认同。许多无意向维也纳尽忠的民族开始越来越渴望摆脱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哈布斯堡皇朝。看起来，似乎每过去一年，权力的最后几点残迹便又从骄傲的哈布斯堡皇朝手中溜走一分，剩下的，只有一个深植于古老传统的统治家族。家族过去的辉煌早已被一连串失职的君主、严重的近亲通婚以及令人沮丧的家族遗传性下巴发育异常所取代。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站在权力的最顶端，领导着这个冲突不断的国家。他是奥地利皇帝，匈牙利使徒国王，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与耶路撒冷国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克拉科夫与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洛泰林吉亚、萨尔茨堡与布科维纳公爵——不过，这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头衔，更多是在讲述曾经的过去而非当下的现实。[23]此时，这位皇帝早已人过中年。曾经的他风度翩翩，身材修长；而现在的他则秃顶，微驼，留着浓密的白胡须，一双蓝眼睛总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对他治下的多数臣民来说，从他们记事那天起就是他在执掌这个国家。谈起他的时候，人们总是用“全能者，更高等级的存在，其宝座高居于人类无法企及的国度”之类的说法来形容他。[24]权力的沦丧和接连不断的叛乱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并促使他转而退避到一个充斥着古老传统的世界，一个由无尽的华尔兹和甜腻的糕点构成的天地，一个可以不去理睬他不熟悉也不欢迎的摩登年代的地方。他这辈子只坐过一回小汽车，而且还是在来访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强烈要求下才坐的。即便到八十四岁高龄时，他仍旧宁愿爬六层楼梯，也不愿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怎么看怎么可疑的现代电梯。[25]

变革的思想令他深恶痛绝。他更倾向于独来独往，更愿意不受质疑、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自己的主张里。一位内部人士评论说，“一堵偏见之墙把所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政治人物都隔绝在皇帝的视线之外”，令人不悦的观点和不受欢迎的现实统统被一个“由廷臣、军人和医护人员构成的小圈子”给屏蔽了。“这个时代汹涌澎湃、奔腾激荡的潮音，即便能勉强传到我们这位皇帝的耳朵里，恐怕也早已衰减为来自遥远之地的沙沙声。他从未真正参与到这样的生活当中。他不再能够理解这个时代，而时代则对此毫不理会，继续滚滚前行。”[26]维护旧秩序才是眼下唯一重要的事情。令人不快的思潮被置之不理，留待他的继任者去解决。这位皇帝欣然埋头于琐屑的文书工作，沉迷于官僚体制的细枝末节，而不是去直面有争议的问题。[27]他还是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的产物。如一位廷臣所言，对弗朗茨·约瑟夫来说，“只存在一些最原始的概念：美丽，丑陋，死去，活着，健康，年轻，衰老，聪明，愚蠢。在他看来，以上这些都是势如水火、互不相容的，没法在一个和另一个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他的脑中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微妙差别’之类的概念”。[28]

从没有人用阴晴不定、喜怒无常之类的字眼指责过这位皇帝。他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谨小慎微、内敛克制的形象，可掩藏在这彬彬有礼的举止之下的，却是他冰冷、多疑、心胸狭窄的真实性格。他不喜欢对抗和冲突，更不能容忍抵触和反驳的存在。人人都害怕引起他的不满。1904年，未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在访问维也纳期间惊讶地发现，廷臣也好，皇族成员也好，似乎全都“对这位皇帝畏惧三分”。[29]说错一个词，少鞠一个躬，一个纽扣没有扣好，一枚勋章挂错了地方——这些对规矩的细微背离便足以让皇帝情绪爆发，将郁积在心中的怒火统统释放出来。一天夜里，皇帝的窒息症发作，喘不上气来。一名医生被人从睡梦中匆忙叫醒，奉召赶到宫中实施急救，可迎接他的却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皇帝和皇帝冷若冰霜的表情：不知怎的，这位气都快喘不上来的皇帝竟有办法将医生狠狠训斥了一番，而原因仅仅在于医生出现在他的面前时并未按照惯例身着燕尾服。[30]一次，有人提议说，在皇宫中值勤的卫兵对哈布斯堡家族还不会走路的婴儿也要推枪行礼的做法可以休矣，却遭到皇帝的断然拒绝，因为，在他看来，这项提议是对帝国皇室家族尊贵地位的悍然攻击。[31]

私下里，弗朗茨·约瑟夫是一个有不少无聊习惯的人。他故意让自己居住的寝宫给人以某种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印象，可在这虚伪的惺惺作态背后，却是与斯巴达精神恰恰相反的优渥与奢华：他睡的是行军床，可用的却是最精致的床垫、床单和枕被套。他习惯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办公，中午独自用餐，下午散步，并相当不合潮流地早在下午五点就用晚餐。[32]他是一个性格孤僻、乐于独处的人，妻子频繁不在身边更是加剧了他的这种孤独。伊丽莎白皇后的日子多半是在远离维也纳的地方度过的。这两位姨表亲成婚时，巴伐利亚的公爵小姐伊丽莎白年仅十六岁。两人的结合遭到弗朗茨·约瑟夫强势的母亲，大公夫人索菲的强烈反对。巴伐利亚王室家族常常招摇而又浮夸，偶尔还会诞生出性格异于常人的怪胎，既倾向于神经过敏、一点就着，又倾向于沮丧消沉、抑郁发作——对于一个或将成为奥地利皇后的人来说，以上这些实在算不得什么值得期待的优良品质。然而，任何论调都没法阻止热恋中的弗朗茨·约瑟夫对爱情的追求。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让人不禁为之屏住呼吸的浪漫；但接着，黑暗便来临了。

被亲切地称为“茜茜”的伊丽莎白俨然成为后人用以寄托浪漫怀旧之情的对象，在如今的维也纳更是几乎被奉为神明，可惜事实并不会这般感情用事。初入皇宫的她是一个尚未成熟、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小姑娘，帝国宫廷的生活让她觉得反感、拘束和压抑。对她的宠爱有加并不意味着弗朗茨·约瑟夫不会因其他女人而心猿意马，尤其是当她对婚后的性生活表现出恐惧的时候。恐惧旋即演变为极端的厌恶：有传言称，皇帝把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妻子。[33]羞愤难当、深觉遭到丈夫背叛的伊丽莎白成了她丈夫宫廷中实际上的陌生人，让她只想用一切办法逃离令她深恶痛绝的仪式性职责。拥有一段幸福美满婚姻的愿望落空之后，皇帝开始将重心转向一连串的情妇；虽然他表面上总是给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保守天主教徒的印象，但实际上，他甚至跟这些情妇有过不少私生子。[34]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他跟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的婚外情。这位女演员成了他最亲密的知己，后来更是成为他情感慰藉的唯一源泉。

皇帝当时的臣民对待伊丽莎白可就不像她的现代崇拜者那样宽容了。她在外国度假胜地没完没了、长期不归的逗留旅居令他们大为愤怒，仿佛此举意味着她对奥地利这个接纳了她的第二故乡充满鄙视一般。世人对她美貌的赞许令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不惜为此活活把自己饿到表现出厌食症的危险境地。沉溺于自怜自艾和病态幻想中的她，只能靠创作大量水平堪忧的诗文打发时光。[35]

或许伊丽莎白的确有理由逃向远方。在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和微笑的面庞间愉悦地旋转，类似这样的悠然时光在同哈布斯堡家族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实在是少之又少。悲剧时有发生，不幸的阴云似乎一直笼罩在他们家族的头上：弗朗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的大女儿因疾病而早早夭折；皇帝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极不明智地接受了墨西哥帝国的皇位，只落得个遭人推翻、被行刑队枪决的下场；马克西米利安的遗孀卡洛塔也因丈夫的死而彻底精神失常，游荡在欧洲各地，见到谁就把她丈夫的横遭处决怪罪在谁的头上，最终被锁进一座位置偏僻的城堡；轻率地表露出自己对英俊少男的好感，喜穿做工考究的女士舞会礼裙——皇帝最小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因为身陷这两桩流言而被维也纳流放在外。[36]就连弗朗茨·约瑟夫本人都觉得他的家族令人不胜其烦、难以忍受。他的贴身男仆回忆说，他“只对自己的少数几个亲戚抱有好感”，而且，“他相当有理有据地认为，他们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有失妥当”。结果是，他“对家族中的一些成员连一面也不想见”，“对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也是越少见面越好”。[37]

还有弗朗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唯一的儿子鲁道夫。他在1858年的降生确保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延续，因而在当时成为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可鲁道夫的童年却跟快乐一点儿也沾不上边。弗朗茨·约瑟夫是一位严厉、冷漠、从不向孩子投出赞许目光的父亲，鲁道夫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似乎都没法令他感到满意。鲁道夫对自己的母亲心怀敬爱与崇拜，然而，伊丽莎白太过忧郁、太常沉溺于自怜自艾、太少陪伴在儿子的身边，以至于在她儿子的性格塑造方面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不过，在一点上，这母子俩还真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长大后的鲁道夫变成了一个沉溺在自己世界里的忧郁年轻人，并发展出通过更为阴暗的方式获得愉悦的特殊爱好：喜欢跟有夫之妇私通，乐于看到自己的国家发生政治上的不幸和变故。

为了给鲁道夫的生活强加以一定程度的秩序，弗朗茨·约瑟夫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女儿斯特法妮成婚。两人在订婚一年之后结婚。在此期间，宫中的侍女发现，十五岁的准新娘仍未初潮。[38]鲁道夫魅力四射、光彩照人，而斯特法妮则显得不那么漂亮，更算不上那种能在婚姻生活中把自己丈夫的心牢牢拴住的女人。1883年，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降生后不久，斯特法妮的突然患病成为两人的婚姻转折点。一切以再糟糕不过的方式迎来了终结：讽刺的是，鲁道夫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也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妻子。此事不仅让她大为光火，还让她丧失了继续生育的能力。变得缄默不语的斯特法妮独自生起了闷气，鲁道夫则转而去寻求更加开朗活泼之人的陪伴。

鲁道夫和他的父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鲁道夫总喜欢把自己幻想成一个颇具天赋的政治奇才，可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对政治只有一知半解的半吊子。他在政治上一展拳脚的地方，是被他的父亲当作危险来看待的自由主义者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致力于煽动不同政见，反对弗朗茨·约瑟夫坚定的保守主义。鲁道夫的困境也是欧洲各地王公贵族之子共同的困境：发挥不了任何真正的作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自己父亲的去世。没有职位，不被自己的父亲信任，就连或许能让他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用处的任务都不存在——这一切让奥匈帝国的储君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怏怏不乐、阴郁暴躁、消极病态的他一头扎进情妇和吗啡的恶性循环之中，不仅疏远了自己的家庭，还患上了淋病。[39]

沉溺于官僚统治的古板守旧皇帝、避世隐居的忧郁皇后以及精神异常、名声扫地的储君构成了拉动国家的三驾马车。一片祥和的表象之下，迫在眉睫的灾难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发。1889年1月的帝国宫廷似乎就以某种方式折射出这样的两面性。在粗心大意的旁观者看来，帝国宫廷依旧同往日一样浮华耀眼，是一个由无尽的华尔兹和无所顾忌的享乐构成的天地。然而，对某位来访的外国君主来说，帝国的宫廷散发着“衰老与死亡的”恶臭，是一个僵化已久的地方，充满“陈腐的面孔、枯萎的智力、颤抖的脑袋和气数已尽的膀胱”。[40]

这是一个在古老的传统和不变的规矩上方努力保持着平衡的世界，也是一个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世界。只有那些能够骄傲地宣称自己家族盾徽上的纹章重排过十六次——不论是父系一方还是母系一方，上溯八代，代代都是贵族，贵族血脉没有因下娶或下嫁而出现中断——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帝国宫廷的最高机关任职。这项规矩一直被严格地贯彻和执行。奥地利驻德国大使的妻子可以觐见德皇，却不能进入维也纳的皇宫觐见奥地利皇帝，因为她缺少一连串必要的贵族祖先。身份显赫的贵族女士不止一次被排除在皇宫的舞会厅之外，并被礼貌而坚定地拒绝她们的人告知，她们的身份还不够显赫，没法加入舞会厅中正陶醉其间的精英圈子。文官不论官阶多高，武官不论军衔多高，只要没有达到这项贵族血脉的要求，就会在宫中备受冷落与怠慢。一次，英国一位著名公爵的年轻外甥女出席了帝国的一场舞会，却遭到现场其他来宾的一致抗议。他们抱怨说，没有任何贵族头衔的她，根本就不该被允许进皇宫的大门。夫妻二人一旦被帝国宫廷认定为贵贱通婚，就必然会出现地位较高的一方被要求不得携其配偶一同出席的情况。[41]

这种毫不掩饰的势利眼行为体现出帝国宫廷的另一个两面性。一位外交官说，维也纳人“开朗随和”，热衷于“音乐舞蹈、吃吃喝喝、欢笑玩乐”，“满足于在人生之河中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尽可能多地享受，尽可能少地烦恼”。[42]表面上的客客气气掩盖不了贵族阶层对自身特权的死咬不放，更掩盖不了他们对不为其社交圈所接受之人的极力排斥。维也纳的《新自由报》评论称，“现如今，新一代的上层贵族仍旧渴望驾驭并支配中产阶级，并妄图在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统治他们……这里的贵族阶级呆板乏味、了无生气、远离凡尘、隔绝于世”。[43]一位来访者坚称，这些贵族在浅薄的追求中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每天“不是议论亲朋好友中谁又生孩子了、谁又结婚了、谁又去世了，就是议论皇室家族又说什么了、又做什么了”；还说“他们几乎从不读书，对艺术的了解也极其有限，没有任何一般的兴趣爱好，对政治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除非这事情关系到奥地利帝国的安定太平，而且，即便是这些关系到帝国的安定太平的事情，他们肯花心思去了解一二也不是为了获得新知、增长见识，而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傲慢与自负”。[44]

1888年11月，皇后的父亲去世。1889年1月，为表哀悼，几轮惯常的皇家舞会被取消，可贵族气息浓厚的维也纳却故意投身到一轮又一轮大张旗鼓、极尽奢华的纵情享乐之中。这座施特劳斯华尔兹之城正恰如其名地享受着舞会厅堂带来的乐趣。城里有专门供商人跳舞的舞会，还有女管家舞会、美发师舞会、糕点师舞会和洗衣女工舞会：你能想象到的每一家协会和组织都打算用痛痛快快、肆无忌惮的寻欢作乐来庆祝这个冬天的社交季。对享乐主义的过分追求在1月的“四次元舞会”上达到顶峰：人群中穿行着打扮成巫婆的女子，闪烁的灯光直透出玫瑰园的天棚。[45]

一切似乎都是那样愉悦而又舒适。维也纳同往日一样华丽壮观，帝国安定而又稳固，哈布斯堡家族从光辉灿烂的山顶俯视着下方的芸芸众生。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笼罩在现实上的幻景。掩盖在表象——传统的扎赫尔蛋糕、温馨舒适的安逸生活以及无尽的施特劳斯华尔兹——之下的，是另一个世界，是维也纳位列欧洲各城市前茅的年自杀率。[46]维也纳是弗洛伊德和马勒的世界，是性爱和激情的世界，是烟雾缭绕的咖啡馆内为哲学忧虑所困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的世界，是反犹主义者和挤住在疾病横行的廉租公寓内的贫苦工人们的世界。一份报纸在1889年的新年伊始宣称，“空气中弥漫着普遍的不满情绪”，一股“忧郁的气息吹遍了我们的社会”。[47]1月还没过，这种不满情绪就在一场意料之外的悲剧中爆发，并彻底地撕去了哈布斯堡皇族为之扬扬得意的虚伪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