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是一则童话般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皇子（具有悠久历史的帝国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遇上了一位家境贫寒的贵族小姐。她的优雅与美丽偷走了他的心。心醉神迷的皇子违抗自己强大家族的意愿，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可他的家族却认为，她根本就不是当未来皇后的料。尽管困难重重，两人之间的爱情终于还是等来了开花结果的那一天：皇子与自己的爱人结为了夫妻。婚后的生活有如田园牧歌一般。小两口一再回避存心吹毛求疵、闲言碎语不断、谴责他们行为的宫廷，立志从这冷嘲热讽的世界手中夺回完满的个人生活与感情生活，并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霍泰克伯爵小姐索菲之间的爱情故事一波三折：故事的开始笼罩在迷雾之中；两人的结合让故事获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暂时胜利；从故事的开始到结束，同逆境与厄运的抗争一刻都不曾停止。两人的爱情故事在许多方面都无可否认地反映出传统童话中的某些固定情节与人物设定。斐迪南大公就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白马王子，身世显赫，生而不凡，追求着被禁止的爱情；霍泰克伯爵小姐索菲则是他的灰姑娘，美丽动人，家境贫寒，全然不似伟大帝国未来统治者的合适伴侣。斐迪南大公的继母，奥地利大公夫人玛丽亚·特雷莎扮演了仙灵教母的角色，鼓励这对有情人直面哈布斯堡家族的一致反对；好斗的奥地利大公夫人伊莎贝拉则可作为典型的邪恶继母来看待，使唤灰姑娘一连干好几个小时屈辱卑下的粗活。帝国宫廷的皇室侍从总长阿尔弗雷德·德·蒙泰诺沃侯爵则活像一只史诗级的巨魔，对优雅而坚毅的索菲施以种种轻慢和侮辱。跟每一则真正优秀的童话故事一样，我们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甚至还参加了一场流光溢彩的舞会：在一群惊讶到呆立在原地、面露难以置信表情的观众们的注视下，被禁止的爱情被公之于众。

1914年的夏天，现实生活出人意料地颠覆了我们的童话故事。十九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萨拉热窝射出的两颗子弹，骤然间断送了斐迪南大公和索菲本该同无数爱情故事一样注定圆满的结局。两人合葬的白色大理石石棺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他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亦携手遭遇同样的宿命。去世之后，两人仍旧像生前一样伴随在彼此的左右。随着芥子气、堑壕战、机枪和潜艇逐渐侵占他们所熟悉的那个舒适的世界，这对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奥地利夫妇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萨拉热窝的那个宿命般的日子距今已有百年之久。过去的一百年里，恐怕再没有哪对夫妇能像他们这样，在不经意间如此深刻地左右了整个现代纪元的格局。那两颗子弹夺去的绝不仅仅是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的生命，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骇人听闻之事的催化剂。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俄国革命还会爆发吗？苏联或者纳粹德国还会建立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冷战还会发生吗？这对夫妇殒命于1914年的那个星期天，可由此引发的历史震荡却回响至今。

那么，是什么让斐迪南大公和索菲显得如此难以捉摸呢？为什么他们的私人生活和真实性格至今依旧掩盖在阴影之下呢？这一点或许跟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们自己多少有点关系。斐迪南大公所在的家族是一个拥有光辉灿烂遗产的骄傲皇朝，然而，跟俄国充满异域色彩的诡秘的罗曼诺夫皇朝比起来，哈布斯堡皇朝既缺少令人神往的魅力，也缺少夺人眼球的丑闻。在俄国，革命的血腥复仇让罗曼诺夫家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奥地利，被驱逐的哈布斯堡家族逐渐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外，此后几乎再无人问津。一提起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一种对过去时代的浪漫怀旧之情便油然而生。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夫妇跟这对沙皇夫妇同处一个时代，同样一往情深，同样热烈相恋，下场同样悲惨，却被著名的刺杀事件夺去了风头。

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人看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实在算不得什么白马王子：他身患结核病，有一身令人不快的臭脾气，行事常常鲁莽而又冲动，很少有人喜欢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一些比较年轻、思想不那么保守的人以及那些认识他、熟悉他的人却称赞这位大公是一个有思想、心态热情、愿意倾听对立声音的人。斐迪南大公有足够长的年月去揣摩他所要继承的这个国家，去思考存在于这个国家的诸多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他不像自己的伯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那样固守毫无生机与想象力的传统，而是决心推行全面的、根本性的巨大变革。从家族遗传和个人倾向上看，斐迪南大公并不是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是个聪明人，聪明到足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只有拥抱现代化的政治理念，才有可能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他的支持者们相信，如果要选出一个人来拯救过时已久的奥匈帝国君主政体，那么，此人非斐迪南大公莫属。

不过，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人对待这位神秘的大公可就没这么客气了。不少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极端残忍、脾气暴躁的人。某位侯爵的女眷抱怨称，斐迪南大公“眼界狭隘”，“生性多疑易怒、反复无常”，“行事专横”，“对宗教虔诚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是一个“咄咄逼人、狂热过头的教权主义者”。[9]人们私下里议论说，一旦登上皇位，斐迪南大公必将发起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人士的镇压，开启一段严酷无情、开历史倒车、与暴政无异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俨然成为一桩历史定论。人们常说，斐迪南大公是一个丑角，一个有专制独裁倾向的人，一个军国主义战争贩子，“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动分子”，缺乏个人魅力，一点正常人该有的喜怒哀乐情绪都没有。[10]

因此，当世人眼中的这个冷漠超然、严厉苛刻之人用他的坠入爱河表明，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时，每个人都吃了一惊。霍泰克伯爵小姐索菲来自一个显赫的波希米亚贵族家庭。她或许漂亮而又富于魅力，但是，在一个痴迷于传统和礼数的帝国宫廷看来，想要跟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大公家族成员这样高高在上的“稀有生物”门当户对地步入婚姻殿堂，她索菲还缺少点必需的头衔和贵族祖先。他是有朝一日要成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的人。用斐迪南大公的话说，就因为“家族谱系中某处微不足道的瑕疵”，她永远也没法跟他一同登上帝国的皇位。

公侯和帝王通常都有办法绕过这类爱情难题。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虽然知道亚历山德拉并非适合于俄罗斯帝国的选择，甚至有可能让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却还是坚持表示自己非她不娶；英王爱德华八世一心痴迷于美国离婚女子沃利斯·辛普森；就连斐迪南大公的伯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都曾不顾母亲的警告，执意与自己尚未成年的忧郁姨表妹伊丽莎白成婚。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再大的不利因素也不是火热恋情的对手。但另一方面，皇室/王室的爱情也必须时时处处与谨慎相伴，个人品质问题或者容易引发争议的性格导致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的案例亦不在少数。不过，这一点在索菲身上并不成立。反对斐迪南大公迎娶索菲的种种理由，在沉溺于古老传统的奥地利皇室家族看来或许非同小可，可在其他许多人看来却根本无足轻重。她在个人品质方面没有任何缺陷，在行为举止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反对她不是因为她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虽然她卓尔不凡的祖先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忠心耿耿地侍奉着哈布斯堡家族，但在帝国宫廷看来，他们的地位仍旧不够显赫。随着全欧洲皇室/王室与贵族间等级差异的日益缩小，源于传宗接代必要性的“平等主义”立场，让许多非皇室/非王室的贵族之家也可以门当户对地跟哈布斯堡皇族成员谈婚论嫁。只是，这其中并不包括霍泰克家族。这个家族或许的确卓尔不凡，但还没有优秀到足以加入这个无上光荣的小圈子。

不愿被这处“微不足道的瑕疵”挡住爱情之路的斐迪南大公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从悲戚的恳求到震动一时的自杀威胁，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当他终于赢得家族的首肯，如愿跟他的这位伯爵小姐步入婚姻的殿堂时，却恍然间发现，这胜利其实是以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索菲将永远处于贵贱通婚中的卑贱一方，永远没法跟她的丈夫平起平坐，不能分享她丈夫的头衔或皇位，两人的后代也全都被剥夺了皇位的继承权。她甚至连死后都没法跟丈夫安葬在一起：即便是死了，两人的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她无权跟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入葬维也纳圣司提反主教座堂拥挤的地下室，享受“死后的永生”。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类似的侮辱更是不在少数。不过，这也为索菲赢得了没那么吹毛求疵的其他社会阶层成员对她的同情。可另一些人——包括皇室家族和哈布斯堡宫廷——却把她涂抹为一个诡计多端、野心勃勃、对权力如饥似渴的女人，一心要看到自己被加冕为皇后的那一天。[11]一位廷臣坚称，在一切大事小情上，斐迪南大公无不“受到他专横跋扈的妻子的怂恿与唆使”。著名作家丽贝卡·韦斯特更是恶毒地将她描绘为一个“气量狭小的泼妇”，不惜一切代价，拼了命也要让自己贵贱通婚生下的儿子被认可为皇位的继承人。[12]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虽说斐迪南大公有着粗暴而生硬的公众形象，既无打算，也没能力让他未来的臣民们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可私底下的他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而且，看起来，索菲唯一真正的“野心”始终都是让她的丈夫感到幸福，让她的三个孩子——索菲、马克斯和恩斯特——能有一个温暖的家。人们总不免拿他们跟那对更有名的俄国夫妇——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相提并论。时间将慢慢揭示出，末代沙皇夫妇那充满浮华气息的理想化家庭生活不过是人们的想象。统治国家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因此，末代沙皇和孩子们的交流互动时间相当有限；亚历山德拉的病态人格与常年患病，更是导致她只能以越来越忧郁的模样时断时续地出现在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之中。与之相对的是，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一向热切拥抱着他们对家庭生活的爱。这是一个贵族把孩子丢给保姆照顾、育儿室被隔绝在宅邸的主要房间之外的时代，可索菲、马克斯和恩斯特却备受父母的宠爱乃至纵容：和父母一同用餐，跟最为重要与显赫的客人在一起聊天，享受着没有任何烦扰与忧虑的童年。生活宁静而又安逸，没有任何不忠或者婚姻不幸的迹象。只可惜，幸福美好的日子并没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今天的人们回望1914年之前的年月时，头脑中很容易就会浮现出种种极富浪漫色彩、有如隔纱看物一般的怀旧主义画面。初看之下，那似乎的确是一个更简单、更纯粹的年代：新发明散发着无限的魅力，世界大势一派和平的气象。然而，事实却多少与之有所不同。1860年以来，各大强权通常都进行过几场或是至少进行过一场战争；现代军备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频发的入侵、革命、造反与镇压大有继续蔓延之势。今人常把1914年的夏天视作一个繁荣的全盛时代的终结，可在1914年之前的五十年里，暴力其实一刻也不曾真正停歇。刺杀与暗害屡见不鲜：1876年，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遇刺身亡；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先后遇刺身亡；1894年，法国总统萨迪·卡诺遇刺身亡；1896年，波斯国王纳赛尔丁·卡扎尔遇刺身亡；1897年，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遇刺身亡；1898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妻子，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遇刺身亡；1900年，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遇刺身亡；1901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遇刺身亡；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德拉加遇刺身亡；1905年，俄国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遇刺身亡；1908年，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和他的儿子，葡萄牙储君路易斯·费利佩遇刺身亡；1911年，俄国大臣会议主席（相当于首相）彼得·斯托雷平遇刺身亡；1913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遇刺身亡。在这看似和平而又繁荣的所谓“全盛时代”，皇室/王室成员和政治家却纷纷因炸弹、子弹和匕首而大批大批地倒在血泊之中。

接二连三的政治暗杀在萨拉热窝事件上达到高潮。虽说当时大概不会有人料到，竟是这样一起事件最终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其实早在事件发生之前，欧洲大部分地区就已经隐隐察觉到了一丝莫名的不安，感觉欧洲大陆距离全面的战火与灾祸只差一粒小小的火星。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就曾做过类似的预言，并警告称，“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某件该死的蠢事”迟早会让整个欧洲都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战争。[13]他的预言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应验了：斐迪南大公和索菲在萨拉热窝的遇刺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屠杀的时代。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写道：“在现代历史上，恐怕再没有哪桩政治谋杀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14]

跟其他所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一样，1914年的那个宿命般的日子至今依旧谜团重重，饱受民族主义论断的制约，被泛滥成灾的历史谬见所包围。据说，斐迪南大公出席波斯尼亚的军事演习，纯粹是为了给他的妻子一个接受民众欢呼与喝彩的机会。他违背一切常识，坚持要在6月28日访问萨拉热窝。6月28日是圣维特日，是1389年科索沃之战的开战之日。1389年，一群不速之客闯入塞尔维亚人的领土。那是奥斯曼帝国的侵略军。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并迫使塞尔维亚沦为他们的附庸，但这并不妨碍科索沃之战的开战日成为塞尔维亚人的国庆日。因此，许多人都说，斐迪南大公此举就好像是存心要激怒刚刚被吞并、到处是反奥地利革命者的波斯尼亚一样。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坚称，斐迪南大公“在塞尔维亚人庆祝国家节日之际，访问了一座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城市；做出此等欠考虑、失分寸、充满侵略性的行为，怎么看都是在自掘坟墓”。[15]

然而，上述观点均与事实存在较大出入。正如时人对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的一生抱有太多荒诞不经的错误观念一样，即便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类似的错误观念萦绕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周围。其实，斐迪南大公根本不愿踏上此次出访之行，并一再试图逃避这项令人不快的任务，只因他伯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逼迫才不得不上路。是萨拉热窝当局把6月28日这个充满煽动性的出访日期强加给了斐迪南大公。谈到对出访行程的规划，真正连一丁点常识也没有的，其实是波斯尼亚当地的奥匈帝国官员。呈交的报告中表达过对斐迪南大公夫妇安危的切实担忧，可当局却对此置若罔闻；潜在的暴力威胁未受理会；安保力量更是几乎为零。

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背后总少不了阴谋论的影子：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儿，女大公阿纳斯塔西娅的最终命运，到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遇刺身亡，再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概莫能外。因此，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杀事件会引发争议与猜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臭名昭著的“黑手”组织在袭击的策划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塞尔维亚政府又是否跟袭击者串通一气——诸如此类的一般阴谋论早已屡见不鲜。长久以来，一直有人在私下里议论，刺杀当日，正在秘密进行之中的，其实还有某项更为恶毒的计划：为了不让烦人的斐迪南大公和他同样烦人的贵贱通婚妻子继续碍他们的事，奥匈帝国的官员们策划并操纵了这场旨在一劳永逸地除掉他们夫妇二人的阴谋。一想到斐迪南大公将来要当皇帝，肯定有帝国官员会忍不住要瑟瑟发抖。斐迪南改组并整顿帝国的计划让抱着保守观念不放的人感受到了威胁；也有许多人担心，虽然公开发布过相关的放弃声明，但是，斐迪南大公登基后会不会反悔，会不会设法把他贵贱通婚的妻子加冕为皇后，会不会寻机把他的长子指定为皇位继承人，都还是个未知数。其他参与到这项阴谋之中的帝国官员则无疑打算借此机会对塞尔维亚开战，除掉这个令帝国如芒在背的永久威胁。正如当时有人建议的那样，如果要为奥地利对贝尔格莱德的入侵提供口实，那么，还有比在萨拉热窝挑起事端更好的办法吗？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理论，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儿媳，前储君妃斯特法妮却对此深信不疑。她坚称，奥地利国内的某些势力故意对早已发出的危险警告视而不见，萨拉热窝事件正是在这些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发生的。此外，还有人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帝国，认为事件的发生离不开俄罗斯帝国的积极鼓动与推进。作为塞尔维亚最强大的盟友，俄罗斯帝国确曾一心致力于铲除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按照这则阴谋论说法，俄罗斯帝国忧心忡忡地认为，斐迪南大公登基后，原本千差万别的南斯拉夫各民族或将因此统一在哈布斯堡皇朝的旗帜之下，从而阻断罗曼诺夫皇朝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步伐。这两则阴谋论是萨拉热窝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容回避的组成部分，值得人们用更加严肃的目光来看待。

有些问题或许永远也不得到解答，但有一点无可否认的是，萨拉热窝事件的枪声还未停歇，随之而来的创痛便迅速以燎原之势蔓延开去。到191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整个欧洲都已陷入战争。如果说斐迪南大公和索菲是战争的首批遇难者，那么，他们的三个孩子——索菲、马克斯和恩斯特——便是战争制造的首批孤儿。父母的遇刺身亡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混乱，也让三个孩子饱尝磨难与辛酸；源于1914年的那个星期天的一切骇人听闻之事，更是让不得不忍受它们的三个孩子有苦难言。伴随20世纪前进的脚步，一个又一个不速之客接连闯进他们的生活：战争与革命，失去家园，流亡他乡，惊恐地躲避入侵的敌军，在残忍的独裁者手中受尽折磨。他们的悲惨故事与千百万同样身处困境之人的遭遇相呼应，一桩又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噩耗同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爱交织在一起。

以上所有这些元素——被禁止的爱恋、幸福的家庭生活、反抗高压体制的斗争、刺杀事件以及击败黑暗逆境的最终胜利——让斐迪南大公、索菲和他们三个孩子的故事有如一则现代童话，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在此之前，已有许多人讲述过斐迪南大公的故事，有关萨拉热窝事件的书更是数不胜数。可问题在于，它们的作者总是心存偏见，将自己的夸张幻想和民族主义观点强行投射到斐迪南大公、索菲和刺杀他们的激进分子身上。想要洞穿流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错误观念实在是一件难事。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的曾孙女霍恩贝格侯爵小姐阿妮塔的话说：“我刚到奥地利的时候，人们对斐迪南大公的看法全然都是误解。他的形象至今仍旧谈不上完美，但我们正试图改变这一切。”至于索菲，阿妮塔评论说：“她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非常开朗活泼，真可以说是一心扑在丈夫和孩子们的身上。她对一切都心满意足，十分沉静、虔诚，打心眼里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16]

打破久已有之的成见从来都困难重重。不过，也有少数几部著作试图以精准的笔触描绘这对夫妇。它们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出版的《萨拉热窝遇难者》，作者是戈登·布鲁克-谢泼德。这本书把大部分笔墨都放在了斐迪南大公的政治生涯上，不过，它也试图不偏不倚地探察这对夫妇的私人生活，尽管这探察往往浅尝辄止于将错误百出的故事重复一番。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虽以萨拉热窝事件为主题，却也对斐迪南大公和索菲进行了零零散散、浮光掠影般的描写，但结果显然是好坏参半。

萨拉热窝事件百年纪念之际，有必要从另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下斐迪南大公与索菲。这一次，我们尽可能聚焦于他们的私人而非政治生活，致力于重现他们两人独处以及他们同孩子在一起时的样子。这是一个关于这对夫妇的恋情与婚姻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公众和帝国宫廷如何看待他们、时人如何为他们的一生盖棺定论、这些定论又如何常常与事实相冲突的故事。最后，这也是一个关于索菲、马克斯和恩斯特的故事：父母的死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无尽的创痛；三个孩子之后的生活更是在许多方面成为这创痛的标志与象征。

有关这对夫妇的可靠信息少得惊人，理解他们、让他们鲜活地跃然于纸上的任务也多少因此而变得更加困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家族、宫廷与国家档案馆，我们从斐迪南大公未出版的书信和文件（包括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的一些往来信件）中提取出不少可用的信息，然而，它们大多不过是对他私人生活的惊鸿一瞥，刚刚吊起我们的胃口便马上没了下文。斐迪南大公是一个很会写信的人，他和德皇威廉二世之间的亲密通信本该成为我们深入洞悉他婚姻生活的宝贵渠道，但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手头有众多德皇写给斐迪南大公的信，可大公写给德皇的信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虽然我们为此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却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确定它们究竟存放于何处。[17]

至于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之间的私人信件，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去。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恋情公开前的多年时间里，还是在就婚姻问题同掌权者进行漫长的协商与谈判期间，这对夫妇一直定期给对方写信。这些信件本该有助于我们以独特的个人视角来一窥他们的性格与恋情，然而，或许是为了保护父母内心的所思所想免遭玷污与妄测，他们的儿子马克斯后来几乎将这些信件尽数销毁。他们的女儿索菲设法这里一张明信片、那里一张便条地抢救出少量的残章断片，但遗憾的是，真正体现并定义他们之间关系的情书、心里话和亲密交流全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18]

那个年代的皇室/王室要员和贵族名流大多从年轻时起就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和日志。这固然是为了记录下当时发生的事件，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是证明自己之前的时光并未在无所事事中虚度的一种方式。它们有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价值，既有助于确定日期（尤其有助于确定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的早期接触究竟发生于何时），也有助于记录下两人因事态的动荡而产生的种种一闪而逝的感受。可不论是斐迪南大公还是索菲，都没有定期写日记的习惯。对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一桩憾事。在斐迪南大公存留至今的文字中，唯一能算得上日记一类的东西，只有他1892年至1893年环游世界期间写下的日志。他极少在这份后来限量出版的日志中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自然更不会有他和索菲那时还并未产生的情愫。索菲从未养成写日志的习惯，几次尝试都以无可避免的放弃而告终，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日志上却连半点简单的事件记录都没有。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科诺皮什捷城堡是这对夫妇曾经的家。索菲1891年用过的一本日记本就存放在这座城堡里。遗憾的是，日记只有互不相干的短短几行内容。[19]

这对夫妇的几位至交留下了一些时而敏锐犀利、时而又戒心重重的回忆录。少量来自朋友、亲戚和廷臣的孤立信件或段落亦可成为有趣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斐迪南大公的性格、婚姻与家庭。这一点在索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至少她的个人感受、期冀、乐事或懊丧方面，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仍旧多多少少是一个谜。跟她关系密切的人极少谈起她。当她死于萨拉热窝并实际上几乎因此而跻身圣徒之列以后，更是再难有人不为痛失她的悲伤所左右，以不带任何多余感情色彩的冷静客观口吻谈起她生前的一切。即便是这对夫妇的三个孩子也难得在家人面前说起他们的父母。[20]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一批此前从未公开出版的密藏信件。这些信是索菲写给她的妹妹奥克塔维亚的。它们的存在，总算是让索菲在这则关于她的故事中发出了一些属于她自己的声音。

在本书中，我们利用从回忆录、档案资料、家族秘闻逸事、当时的报纸新闻及其他来源各异的材料中提取到的信息，编织出斐迪南大公和索菲色彩斑斓、复杂多面的共同生活图景。虽然这图景仍旧不时因缺乏可供参考的日记和信件而模糊到令人沮丧的程度，但我们已尽力在不作过分推测的情况下深入洞悉有关这对夫妇的一切。我们的故事从光彩夺目的波希米亚城堡和金碧辉煌的维也纳宫殿，一直讲到惨无人道的纳粹集中营，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讲到摩登年代。从核心与本质上说，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编年史。这个家族的胜利与悲剧不仅塑造，更代表了大半个动荡的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