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与视角

一、问题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截至 2013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 2. 32 亿人次，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 2%。2000—2013年间，移民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为2. 2%。王辉耀主编的《国际人才蓝皮书: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 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 934. 3万人，23年间增长了 128. 6%。中国从 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

华人移民是世界移民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5 月出版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为我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该蓝皮书显示，截至 2009年，我国海外移民总数超过450万，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已达到了 4 543万。美国是拥有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每五个移民就有一个在美国。截至 2012年，美国拥有的移民总数已达到 4 578. 5万人。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美国是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目的国。除东南亚各国外，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华人聚居地。

华人的政治参与不仅是研究移民的学者关注的领域，也是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感兴趣的课题，近年来成果颇丰。然而，在华人移民的两大聚居地——东南亚各国和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实践及反映的问题有较大的差异。1本书关注的是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政治参与，其核心问题是，在冷战后国际格局调整，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和各族裔群体纷纷涉足美国与其祖籍国利益事务的背景下，美籍华人在美中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上能否发挥作用，以及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围绕这一核心问题，笔者在书中分别探讨以下几个子问题: 美籍华人参与美中关系的合法性; 美籍华人参与美中关系的方式、资源、路径与实践; 美籍华人参与美中关系的前景与局限性。

美中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硕果累累。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冷热不均，对一些具体领域研究不足的状况。诚如 《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编者尹晓煌所言，谈及中美关系，人们历来注重两国政府高层怎样运筹谋划，常常仅联想双方领袖有何策略言行，至于两国社会里的芸芸众生，尤其是与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之美国广大华人群众，是如何看待及参与这一关系的，由于种种原因，似乎无人问津，鲜有专题著述。殊不知，两国社会里的这些普通人，这些默默无闻之辈，同样对中美关系之发展有着不容忽视之影响，做出了难以估量之贡献。2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以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和少数族裔群体参与美国与其祖籍国对外事务为背景，借助少数族裔群体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有关理论，分析作为美国众多少数族裔群体之一的美籍华人对美中关系参与的背景、方式、资源、路径，以及前景与局限性等，是对以国家、政府为主要分析对象，以高级政治为主要分析内容的美中关系研究的重要补充。另外，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层次的回落，从国内问题入手、从族裔与人的分析层次分析国际问题成为研究的新视角，本书也是对这一新视角的有益尝试。

本书的现实意义有三方面。首先，本书明确指出美籍华人参与美中关系具有合法性，进一步厘清对美籍华人参与美中关系的模糊认识，化解不必要的担忧。如: 在美国，参与美国与族裔群体祖籍国关系是否为华人所独有? 华人参与美中关系是否给华人带来双重文化认同和忠诚问题，这种状况对华人有何影响? 鉴于东南亚华人在政治参与时所产生的认同与忠诚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李文和案的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干扰着我们对美籍华人参与美中关系的认识。

其次，本书明确指出美籍华人在美中关系上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在参与美国内政外交时，美籍华人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属性比其作为华裔的族群属性更为重要。同时，作为华裔族群，美籍华人与中国在美中关系上也有着共同利益。因此，本书主张扩大中国与美籍华人的共同利益，为美籍华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积极的一面创造有利条件，将美籍华人对美中关系的参与纳入中国对美国国会外交和公众外交的范畴。

最后，本书明确提出美籍华人在参与美中关系的策略上必须兼具百人会和台湾游说团的优势，在构建共有知识、减少美中之间战略分歧、消除彼此误解的基础上，积极合法地运用院外游说这一作为美国民主组成部分之一的策略和手段。

二、研究视角

（一）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层次的回落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最早由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其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提出。在该书中，华尔兹从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三个 “意象”（image）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第一位将层次分析法作为方法论提出的是戴维·辛格，他在其 《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中，把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划分为两大层次: 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辛格之后，国际关系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对层次分析法的完善和使用，分析层次越来越系统，各层次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小。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了五个分析层次变量: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之后，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六个层次，依次是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其中，世界系统是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如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世界科学发展水平等; 国际关系是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国内社会是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社会成员的素质等; 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安排等; 决策者角色是指决策者的职务; 决策者个人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等纯属个人的因素。这六个层次涵盖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使研究分工更加具体、分析更加细致，研究体系也更加完整。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 其二是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因变量）所处的位置，层次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使研究者更好地辨别和区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变量，从而使研究者能够在不同的变量间建立供验证的关系假设。

冷战结束后，高度紧张的冷战结构瓦解。随着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化的深入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当今世界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外，还增加了一种多层次、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难以泾渭分明，现实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国内因素的影响。詹姆斯·罗斯诺将这种状态称为“后国际政治”时代。3

华尔兹认为，在不同的体系中，单元层次和系统层次因素所起作用的比重是很不同的。4在结构压力巨大、国家安全和生存问题急迫的体系中，系统层次因素的作用居于首位; 而在结构压力松弛、国际经济和社会福利成为关注重点的体系中，单元层次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国际结构的作用。冷战结构的瓦解和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释放了冷战期间被国际结构所压抑的国内政治力量，国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更加活跃。全球化的加速，一方面使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日益模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变得 “不能分裂”;5另一方面，促使全球市民社会和跨国行为体兴起，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威正在逐渐消退或退却，6非国家行为体对主权国家体系的实质性冲击得以加强。体系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假定行为体内在属性既定，使其成为常量，解释行为体的行为变化和体系产生的结果立足于体系属性上的变化，而非行为体特征的变化。7体系理论有关国家的假定抽象化了单元属性的多样性，忽略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方面——国内政治，过于简化复杂的国际关系现状。8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都忽略了国内层次的次国家行为体，理论因此变得更为简洁，更富有美感，在科学性和严谨性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加剧了国内政治退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倾向。

双层博弈论认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不是国家，决策者、立法机关、国内集团和政治联盟才是国际关系的施动者，它们构成了国际关系最有研究价值的微观基础。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Friden）认为，美国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与合作对国际关系学界解释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具有关键意义。9比较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者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行为是不够的。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谈判。因此，国际经济后果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双层博弈的结果。10双层博弈的分析方法批评体系理论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它抛弃了 “国家是施动者”的假定，强调体系分析法所抽象出来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内冲突和斗争的产物。1997年，构建双层博弈理论的重要参与者——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出版了 《利益、制度和信息: 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对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一元性的假定提出了最为系统的批判。她认为，国际合作是否成功不取决于现实主义所说的相对收益问题和欺骗问题，而取决于国内的分配结果，并认为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三个关键变量是: 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分享权力的制度安排和信息的分配。11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紧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一直被理解为支撑国际政治的背景，且前者经常是后者的根源。”12因此，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必须从体系层次回归到单元层次，而单元层次的研究又不局限于国家单元，应包括诸多跨国行为体，换言之，必须让国内层次和跨国层次的行为体重新回归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放宽体系理论关于国家的假定，复兴从国内政治视角解释国际关系的方法，使其如体系理论一样简约并高度理论化，进而与体系理论进行因果逻辑链条上的整合，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这种现象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次的回落，既意味着承认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唯一甚至首要的单元，跨国行为体也应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价值的单元; 又意味着将国家本身当作一个体系，把分析的视角延伸至国家内部。13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次的回落，从国内问题入手分析国际问题成为研究的新视角。国内因素的作用不仅在涉及低级政治领域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得到了彰显，而且在涉及高级政治领域的外交决策过程中也有重要体现。在众多国内因素中，族裔因素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在众多的族裔群体中，无论哪个族裔群体都与其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族裔群体对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提出诉求，都期望美国政府能够按照本族裔群体的意愿来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外交政策，14华人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也开始发挥作用。在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美籍华人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活跃地参与两国关系，积极发表意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此关注，在主流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媒体中扮演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15

在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纷纷参与美国与其祖籍国对外事务的背景下，分析作为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之一的美籍华人对美中关系的参与和影响，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次回落的背景下，从国内问题入手分析国际问题，将族群与人作为分析层次变量的有益尝试，也是对当前以国家、政府为主要分析对象，以高级政治为主要分析内容的美中关系研究的重要补充。

（二）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冷战格局的瓦解使美国失去了明确的敌人，总统相对于国会在外交政策上的优势权威得以减弱，国会及各种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更趋活跃。随着美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公众对政策制定有了更多的参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逐渐兴起了 “多元主义”（Pluralism），16以反对在外交决策进程中由少数领导人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精英主义”（Elitism）。17多元主义要求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各少数族裔群体也要求改变美国传统的欧洲裔美国人在国家外交事务决策中一统天下的局面，重新界定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增加他们在涉及其祖籍国事务的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特别权利。18尽管这种现状和趋势引起一些保守主义者和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担忧及强烈抨击，19但从冷战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他们都想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20

事实上，美国移民族群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与其祖籍国关系）的影响一直存在，并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正如美国研究民族与种族问题的权威学者内森·格雷兹（Nathan Glazer）教授所指出的，“可以不太夸张地说，移民是美国外交政策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移民决定着美国选民的民族结构，外交政策对这种结构做出反应。外交政策也对其他的因素做出反应，但它首先会对最基本的民族因素做出反应”。21冷战时期的古巴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冷战后的美国犹太人和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都是客观的事实，而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更是引人注目。

（三）美籍华人对美中关系的参与

中国人移民美国始于 19世纪 30年代。22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华人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11年美国华人人口突破400万，成为最大的亚裔族群，全美会讲中文的华人为238万。23华人中，硕士以上学历的比例高于美国犹太人 1/4 的比例;24 华人在政治、经济、人文科学、体育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华人25的人口增长幅度和学历、成就均居前列。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需要华人，但又存在着歧视和排斥华人的气候。美国于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限制华人移民美国，抑制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是美国华人单身汉社会（Bachelor Society）形成的重要原因。华人深受美中关系的影响，两国关系一旦紧张，华人就会被歧视、受排斥。“科索沃事件”后，美国媒体在攻击中国的同时也攻击华人，“华人不忠”、“华人有中国间谍嫌疑”的言论甚嚣尘上，美国亚裔被视为效忠他国的外国人。《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考克斯报告》等甚至诬称，几十万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的“业余间谍”; 大批华人专家被排除在核技术等关键技术部门之外。“李文和案”26和“吴振伟受辱事件”27更是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和处境与美中关系密切相关的最好例证。美籍华人既有作为普通美国公民参与美国各项政治活动及国家对外事务的权利和要求，同时，作为少数族裔群体，他们还必须维护族群利益，及时在因受居住国（美国）和祖籍国（中国）关系波动而被牵连的问题上做出反应。

从中国方面看，华人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美籍华人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社区，都为美中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作用。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认为，“广大旅美华侨华人及中国留学生是中美友好关系发展的积极支持者、建设者和促进者，是发展中美关系可依靠和值得信任的力量”。2820世纪 8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就预言: “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互利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表明，华人经常成为美中关系波动的直接承担者和受害者。由于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促进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防止误判和误解，对美中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而这正是有着双语言、双文化背景的美籍华人大有可为的地方。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中的华人因素，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使之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良性发展的有利因素，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也是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次的回落，把研究视角延伸至国家内部，探讨国内因素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