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农革命开新篇

初登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鼓舞下，毅然担负起领导中国工农革命的时代重任。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前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斗争高潮，在中国革命的辉煌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1921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仅仅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的工人运动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首届中央局三位领导成员之一的张国焘担任第一届书记部主任。这一年，他才24岁。

为了更有成效地开展全国的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密集的城市建立了分部，并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史文彬等；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分部主要负责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项英、施洋和陈潭秋等；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和毛泽民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深入和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人阶级进一步觉醒，他们身上蕴藏的革命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1)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有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沙纱厂工人罢工等。然而，正式揭开近现代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序幕的，是爆发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海员经济生活的困苦。微薄的工资、飞涨的物价、繁重的劳动以及没有保障的工作，早在广大海员心中埋下愤怒的火种。但是，火种要成为冲天烈焰还需要易燃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全世界尤其是亚非拉国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香港海员往来于世界各大港口，得风气之先，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同一时期，在中国国内，五四运动以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都给了香港海员极大的鼓舞。

苏兆征和林伟民是组织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主要成员。苏兆征是广东香山县（今珠海）人，辛亥革命期间，他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是“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林伟民也是香山县人，早年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虽然此时他俩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已经“开始在群众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接受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着手组织工人战斗机关的海员工会”(2)。1921年3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组织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称“海员工会”），组织海员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轮船公司谈判，但因轮船公司的资本家没能看到突破帮派观念、由现代工会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会。11月，工会再次提出要求，傲慢的资本家依然置若罔闻。1922年1月12日，在限令24小时内答复的期限过后，声势浩大的大罢工爆发了。

从12日下午5时开始，香港所有进出船只上的中国海员相继罢工，“船上大小华员，自领航以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船”(3)。在接下来短短的一周内，罢工轮船增至123艘，海员6500人，此后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罗（中国对泰国的古称）和上海等港口。那些从欧美开往香港船只上的工人，在途中接到罢工消息，船一到岸，就立即参加罢工。罢工总人数急剧上升到2万多人。

当时，海员工会的总办事处就设在广州市。在海员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工人和市民的热烈支持和援助。为有效地向资本家和香港当局施加压力，香港海员和广州市民、工人一齐封锁香港，使香港和外地的航运全部断绝。一时间，香港生产停顿，食物和生活日用品失去来源，垃圾堆积成山无法运出。“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港英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劝告”海员复工，但资本家的加薪许诺已经无法说服工人。相反，罢工海员此时深感工人团结的重要性，积极联络香港运输工人共同罢工。1月27日以后，罢工人数再次刷新，上升到3万多人。

海员和运输工人的联合罢工，使香港的局势更加恶化，交通瘫痪、物价暴涨。恼羞成怒的香港当局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当局以“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并派遣武装军警到会所大肆搜查。但是，镇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组织成立后援会，成为海员罢工的坚强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全力接待返回广州的香港工人，组织捐款资助工人生活，并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下，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人，香港几近崩溃，“其景象实属罕见”。

3月8日，罢工已经持续了56天，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从罢工中初得要领的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契机，于5月1日，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空前盛会。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决议，为领导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作好了准备。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罢工高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分部所在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几大罢工重点区域。

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以铁路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为主的罢工潮，是当时全国罢工高潮中发展最快和成效最显著的地区之一。(4)北方区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昆弟、何孟雄、包惠僧、邓中夏、邓培等人，利用北洋政府和军阀的矛盾，发起了长辛店煤矿、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京绥铁路车厂、正太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一系列厂矿工人罢工。几个罢工运动彼此呼应、互相支援，向北洋政府和一切反动阶级的统治中心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以武汉为中心的罢工潮主要包括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江机器厂、汉口英美烟厂、汉口洋花厂工人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项英）是这些罢工运动的主心骨。

湖南区的罢工潮由安源路矿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组成。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尤其是1922年9月，毛泽东深入安源考察，为罢工斗争出谋划策；10月，又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和湖南当局谈判；12月，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各工会代表会见湖南实际统治者赵恒惕，为维护工人利益据理力争。难怪赵恒惕对左右感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5)

尽管上海的罢工运动受到多方的阻挠和破坏，但在全国各地罢工浪潮的推动下，上海依然有8.6万多名工人参加了大小48次罢工。(6)此外，广东、澳门等地的工人也举行了多次罢工，与全国各地的罢工运动遥相呼应。

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罢工运动排山倒海、气势磅礴，打乱了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开始纠集武力，寻找机会下手。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1923年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反动势力和工人阶级较量的“总战场”，把1922年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推向巅峰。

京汉铁路大罢工由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引发。

1922年下半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最后，与各城市成立的各业工会联合，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然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个计划首当其冲“冒犯”了吴佩孚的利益。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首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然而，经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直奉战争，夺得操纵政局大权的吴佩孚，逐步收起其先前为驱逐其他军阀而装扮的“保护劳工”的假面。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不仅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大动脉，其运营收入还是军阀吴佩孚拥兵自重的“活水源头”，京汉铁路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吴佩孚视为心腹大患。因此，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此，吴佩孚是决不手软的。

1923年2月1日上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市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此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吴佩孚悍然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们义愤填膺，奋起抗争，他们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京汉铁路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参会代表。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2月4日，全路2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千米的铁路顿时瘫痪。面对这一变局，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惊怒交加。6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顿费尔召集督军肖耀南以及其他外国资本家，到领事馆策划镇压罢工事项。7日，2万多名军警在铁路沿线大肆搜捕、枪杀工人领袖，逼迫工人复工，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7日黎明，军警向3000多名长辛店示威工人开枪，“一时弹下如雨，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7)。示威队伍当场牺牲5人，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在江岸，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引诱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领导人到会所谈判。不知是计的工人们按约定时间在下午五点半到达会所。残忍狡诈的张厚生却率领全副武装的兵士包围江岸总工会，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开枪扫射。一位目击者记述了当时的惨烈情景：

两军对敌了！一边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一边是长枪利刃的兵士。总攻击令下了！排枪开了！烟雾弥天！天昏地暗！记者的手颤了，流泪了！心碎了！灿烂的工会被血染了！慰问队集合的场地，变成血泊了！枪声响处，血肉横飞，工友何辜，遭此屠霍，时十九个工友应声而倒了！一个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友王先端君见工友惨死，痛不欲生，喊道：“工友们，他们杀了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其余的工友便上前救护死者，而王君就在这时被兵士击毙了！死后手中犹持着“维持秩序”的标语竖立在地上……(8)

最后，工人死亡32人，受伤200余人，被捕60多人。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被捕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电线杆上，让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拒不屈就，英勇就义。

同是在2月7日夜晚，军阀肖耀南非法逮捕了中共党员、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施洋。在法庭上，被广大平民称为“劳工律师”的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15日凌晨，施洋被押赴刑场枪决。

在长辛店、江岸工人们流血牺牲的同时，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工人也遭到了武力镇压，如保定、高碑店、彰德、新乡、信阳等地均有工人惨遭逮捕、拷打和杀害。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表《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和国民书》通电，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号召：“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9)这则通电把工人阶级的抗争同全国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工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但并没有因此忽视中国广大农民的伟大力量。

1921年4月，中共党员沈定一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归农民使用、由农民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萧（山）绍（兴）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共有82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并于11月24日成立农民协会联合会，领导各地农民的减租斗争。

农民运动的开展使地主阶级惊恐不安。12月18日，反动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官兵包围了衙前东岳庙农民协会联合会会场，逮捕了在场的农协委员，搜缴了农协委员名册。12月27日，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人李成虎被捕，并于次年1月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运动惨遭镇压。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1年至192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积累了第一批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在这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