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四重”关系

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注重社会发展中经济与文化、人才与教育、社会与自然、道德与法治的“四重性均衡”，切实推动由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构成的自然人文社会系统的全面和谐，把乡村建设成为适宜人类生活居住的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气息浓厚、现代科技融入之场域，让乡村社会成员在创业奋斗中去追逐和实现美好的人生理想，在学习、反思、创新中过上富足安宁、健康文明的幸福生活。

一、经济与文化共兴：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美好生活导向

乡村治理的着眼点和动力在于促进乡村社会物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当下乡村社会成员都在努力提升自我或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且在党和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下，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观，但较之社会总体来说，乡村物质经济相对落后，其经济发展结构和活力存在不足，比如，有些乡村中青年社会成员往往外出打工，老人、小孩、妇女则留守乡村，他们肩负起看守和维护家园的责任，但难以担负起建设家乡的重任，其更多只能完成基本的农业耕种、房屋建设监工和学校学业等，而无力承担也缺乏建设乡村社会发展的能力。“外出流动的主体人员以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都居优势地位的农村精英为多，他们是乡村发展的紧缺资源，而在家务农的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这直接导致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由于缺乏知识、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注入而只能维持原有水平的简单再生产，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1]因此，当下乡村虽然呈现出家家户户房屋旧貌换新之状，但还要在社会公共服务、人心友爱凝聚、产业联动等方面促进乡村发展质量和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推动乡村经济结构调节升级，确保其发展的健康可持续性。为此，县、乡镇基层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致富信息、技术培训、知识学习等服务，并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乡村经济发展进行组织规划，借助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竞争力的品牌产品，逐渐构建起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可供选择的就业创业的致富门路，让乡村社会成为一个人们愿意走进来，同时乡村社会成员又有能力走出去的地方，使其真正成为具有财富增长和市场生机的场域，如此乡村经济才有了生长的良好环境。

单纯的物质经济增长往往会使得乡村社会陷入僵化无生气活力和情感麻木的困顿中，虽然人们的物质经济收入不断上涨，可生活的质量水平却并未见得同步上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行而退。何以见得？社会生活是系统的，而不仅仅是物化的，物质财富往往满足的是人们的生理需求和欲望，但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即使乡村社会成员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收入，其衣食住行等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房屋居住、交通工具、道路设施、农田水利、生活消费都越来越现代化，但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为物质所捆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围绕着经济利益来展开，逐渐滋生出攀比炫耀、争强好胜等不良心态。此外，乡村社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失去了人心，传统文化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呈现出不断消逝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们价值意识发生了改变，其文化认同有了新的转向，这本无可厚非，毕竟社会在不断发展，有必要因时因地对文化系统加以调节更新，但文化系统的变化理应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非完全地抛弃传统，否则会因为缺乏文化底蕴和厚重而使得自我发展处于悬浮无根的状态中。所以，当前乡村治理要把保护传承与创新开发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乡村社会成员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既能够习得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经验、技能、规范等，也能形成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的价值意识和思维心理，其中很多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内涵都彰显着人性的真善美，比如谦和、礼让、勤奋、诚实等，这些是做人做事理应持守的基本品质，而它们的孕育生成、传递绵延离不开人们参与到各种文化实践活动中去，经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问题解决、达成共识的过程来凝聚人心，形成良好的自我文化认同。

总之，当前乡村治理在物质经济和文化精神上要坚持两手抓，设立诸如乡村文化传习所等民间机构，使得乡村文化传承有着专业人员来加以组织实施与宣传教育，对有利于社会成员心灵沟通的文化内容要加以规范，将之开发和转化成为人们健康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时对铺张浪费、好逸恶劳等不良社会现象则加以取缔和改造，确保人们的物质经济和文化精神生活得到协调统一发展。

二、人才与教育共谐：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主体素养升华

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人才，人才的兴旺则离不开良好乡村教育的支持，故乡村治理要注重乡村人才的培养和乡村教育的优化提升，通过具有良好综合素质和能力的生命主体来推动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乡村家庭及村落物质经济发展日益向好之余，人们的教育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呈现由过往的重视到如今的轻慢倾向，不少社会成员或家庭认为投资教育已经不再值得，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即使读了大学也未必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以及有些大学生的收入待遇还不及打工人员所得，于是教育在乡村社会成员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他们不像以往把教育当成崇敬的“对象”来对待，相反比较轻视其在人们或青少年人生发展中的作用，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不读书也能通过其他途径挣到钱，而且还比读书求学后的工作收入要多”，在这种价值意识影响下，人们对教育不再热心和热情了，此种状况在当前乡村社会中已悄然成为一种风气，父母忙着工作去挣钱而无心无力去关注教育，孩子则在良好物质经济环境条件下失去了刻苦求学的动力。可以说，当前乡村教育的危机不在于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与城市之间的悬殊问题，而是由于尊师重道的教育传统被抛弃，人们对教育不再怀有敬崇之意，这无疑影响着乡村未来发展的走向。

不可否认，乡村社会发展只有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确保乡村社会成员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但不能因之而不顾及人们生活和生命发展的完整性，比如，为了增进家庭经济收入而宁可牺牲健康、亲情也在所不惜，这种状况在乡村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它所潜藏的负面影响往往波及整个乡村家庭生活，其中，老年人、青少年要承受亲情分离的孤独之痛，他们的身心受到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尤其是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的陪伴引导，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亲子关系的非健康化，而以金钱弥补父母缺席的方式更多造成的是青少年对人生态度和教育学习态度的扭曲，他们中不少人认为有钱才是正道，读书无用不如早点挣钱，有些青少年儿童没有接受完义务教育就早早退学，跟随父母远离家乡去挣钱，过年过节回家则衣着光鲜、出手大方，以成功者的形象影响着正在求学的其他青少年，往往形成动摇他们继续苦读求学的意志，以致引发乡村辍学人数的增多。显然，此风盛行势必带来“教育与灾难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较量，对此有必要防患未然，最为根本和有效的是为乡村社会构建起良好的教育结构和环境风气，让社会成员把教育当成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教育学习自觉地融入自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在改善农村硬件设施的同时也要体现以人为本，将农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通过人的建设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秩序。”[2]

首先，乡村基层政府要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培育工作，通过设立乡村图书室、组织“阅读文明奖”的评比，积极倡导乡村家庭及社会成员热爱学习的良好习惯，在相互阅读交流中实现信息分享和智慧启蒙，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会在人们相互学习交流中而逐渐获得认同，并在行动中加以践行内化，这是最为重要的关键性环节。只有借助于基层政府的有力推行，并在长期坚持推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其次，乡村学校教育也要转变办学取向，在注重对青少年进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其的人文精神培育，为其潜能个性发展提供全面的学习资源服务，既包括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人类经验智慧，也包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全人类文化遗产，让他们在多元的教育刺激中探寻到适合自我天性潜能的学习方向，通过师生用生命交往的方式来活化教育内容和过程，真正促进自我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总之，当前乡村治理必须积极培育和构建起以人为本的乡村教育结构和环境风气，将乡村建设成学习型社会，重塑社会成员尊师重道的价值意识，让社会成员在不断投入物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能注重自我身心素质能力的提升，通过不断学习来内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社会的文明和谐发展。

三、社会与自然共依：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工具技术反思

乡村治理是系统的，它除了要关注乡村物质经济发展以外，还要注重乡村社会成员身心健康，要在开发利用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同时，对其加以保护，这反映出的是乡村建设中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共依关系。一方面，乡村社会物质经济发展要依托于自然环境资源，主体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充分发挥和形成乡村物产的品牌和经济效益，以增加和提升人们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成员要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避免破坏乡村自然生态系统而导致某些资源的不可再生，或使得乡村中的水、气、土壤受污染而变得不洁净，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稳定的社会生活。如何才能破解这一矛盾或困境呢？怎样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科学及技术手段来发挥其对人们生产生活和生命健康的积极意义？这是乡村治理在处理乡村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所必须思考和应对的。当今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到处都充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身影，偏远的乡村也都在享受着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益处，比如，乡村基本普及电视、电话、信息网络，道路桥梁等工程项目建设让乡村社会成员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发展中，乡村社会成员与外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是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使得为外出打工、销售农产品、吸引外商或游客等各种乡村致富渠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当前和未来乡村治理要明确和树立的一个意识是：乡村社会发展一定要融入现代化和面向未来，不应以文化或环境保护的名义而抵制科学技术在乡村的普及，如此只会违背历史潮流而难以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与时俱进。从文化发展而言，现代科学技术能将彰显人类生命能力的多元文化加以数字化保存和传播，通过录影录像和网络媒介让人们了解认识他文化，经由教育学习而形成尊重他者、认同自我、相互欣赏借鉴的思维心理，如此文化发展才能与时俱进，不同文化所凝聚的精神才能逐渐被人们吸收内化，在交往借鉴中提升自我的素质能力。人们在谈到现代科学技术时，对其的否定批评还集中于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生产力及其科学技术落后的年代，人们抱怨的则是物质财富的匮乏和生活水平的低劣，于是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而今天当人们发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之后，反过来将板子打在科学技术身上，可真正的问题症结所在并不是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而是人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在人性的贪婪以及个性的无节制放纵下，人们把技术变成了实现自我欲望的工具，而一旦人们的生命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则技术可以为其行动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手段支持，如此才有了人们利用技术来制造各种不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实践，既包括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包括各种在效率追求下的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等。基于此，基层政府和村委会要积极引进农业生产、种养殖技术，并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科学培训，并就新技术使用提供持续性的指导服务，让乡村社会成员切身感受到科学种养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从而在见证科学技术力量的基础上而对其加以认同。同时，也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通过以往人类过度砍伐、开采和滥用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所引发的动植物濒危、河流污染、水源干枯、土壤重金属化、空气雾霾和人类健康疾病等的展示，借助于影视录像的直观形象而给予社会成员警示，并借助于乡村卫生室、农科站进行环境与健康、环境与生产等方面的宣传介绍，逐渐培养起乡村社会成员相信科学、爱护环境的观念意识和生活习惯。“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持续开展植树造林，严格控制和减少农药化肥等使用量，增加生态健康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保障和提高农产品质量以及食品安全质量，加强乡村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加大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从严整治和惩处一切破坏生态环境、损害身心健康的行为。”[3]

总之，当前乡村治理要大力倡导科学及技术在乡村社会主体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运用，毕竟科学技术发展代表着人类生产力的现代化方向，它同时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彰显，但也要注重社会主体科技伦理意识培养，切实让科技造福于人们生命生活质量品质的增进，以实现其乡村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共依发展关系，让人们过上健康美好的幸福生活。

四、道德与法治共促：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文明规范自觉

乡村治理立足于传统、现实和未来的统一，它要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加以融合统一，以积极促进乡村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共进。当前，除了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引入、教育服务供给等方面来提振乡村活力以外，乡村治理还要从道德与法治的互补共促来实现乡村社会发展的文明规范自觉，把历史进程中乡村积淀的经验智慧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身心素质能力，形成其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同时乡村社会成员应遵循党和国家、社会的法律法规，促使其公共生产生活交往的公正、平等、民主、自由，从而让乡村社会在道德的滋养和法治的规范下得以和谐有序发展，使得乡村社会成员在奋斗中心怀乡愁，在创业中追逐梦想，将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统一于自我的实践行动中，在守法自觉中去增进道德的提升，从而促进乡村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有情有理。这如何实现呢？先从道德本质说起，与法治相较，道德并不是对人的束缚和捆绑，它是主体对自我身心发展的剖析审视和改造解放，道德自觉意味着主体通过对历史和现实中涌现出的各种优秀人物学习，汲取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从而在交往学习反思中形成开放、进取、内省的心理意识和实践取向，在行动中不因物质经济、科学技术的迷幻或者各种艰难困境的挑战而失去对真善美的自律，而是在逆境苦难前不退缩，在物欲横流中不放纵，与他人携手同行去开创文明美好的社会生活。

当然，乡村社会成员道德发展走向自觉是一个动态生成过程，其只有在生产生活交往中厘清权利和责任、自由和义务关系，依循法律法规来处理公共交往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去求真向善，也即法治是道德自觉的前提。首先，道德发展并不是单向线性地直升递进，毕竟社会主体会受到诸如名利的诱惑、灾难的打击而有放弃底线原则的可能，从而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惜以身试法而终至身陷牢狱之后果，现实中的确也不乏杰出优秀的人才走上了类似的道路，近年来各行各业存在的贪腐和违法事例即是明证，这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良好道德品质生长的不容易。其次，社会生活并非完美无瑕，当中也会存在假丑恶现象，它们是社会主体道德品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与“动力”。“阻力”是因为其往往对社会成员人性中的自利、安逸等天性给予刺激，诱使人们将学习和工作心思投放在物质名利获取和身体感官享受上；“动力”则是因为如果少了这些因素对人性的考验，真善美之说辞则无所出，正是人们对假丑恶或本能物欲的战胜、克服和批判而使之凸显和珍贵。当前，乡村治理为了更好地将实诚、勤劳、礼让、平和、仁义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公正、法治、民主、文明等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要加强乡村道德建设，重视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的规范作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深入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和移风易俗行动，使传统道德与现代法治良性互动，以德治滋养法治。”[4]为此，基层政府有必要净化乡村社会风气，大力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树立、弘扬和宣传新时代乡村道德榜样和先进事迹，让社会成员在学习生活中了解、接触正义良善的人和事物，而对诸如赌博、欺凌、贩毒等扰乱乡村社会文明秩序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和取缔，通过县、乡镇、村委会等三级联动在乡村设立社会治安工作队，形成常规性和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其主要职责在于将党和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进行宣讲，并对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现象及时发现和纠治，为乡村社会家庭及成员生产生活和青少年儿童营造和谐安宁的村落环境，让人们在认知醒悟、行动反思、自律自觉中生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治意识，从而促成乡情浓厚、乡风文明、乡治有序的充满朝气的新时代乡村社会。

注释

[1]毛秀娟.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之道[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6（2）：89.

[2]李梦莹，吴锦程.论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治理现代化[J].继续教育研究，2018（3）：102.

[3]张英洪.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N].社会科学报，2019-10-24（3）.

[4]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乡村治理课题组.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N].学习时报，2018-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