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判断：理性与谣言

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无法做到完全理性。很多人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社会，非理性的东西可以通过辩论排除，从而实现群体理性。群体理性是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怎样的体制）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谣言和假新闻会冲击社会的群体理性，互联网、社交媒体会成倍放大谣言和假新闻的破坏力，从而冲击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信息基础。本文讨论谣言和假新闻的生成和传播机制，以及可以用来抵制它们的核心举措。

个人的判断机制：理性是脆弱的

世界很大，人很渺小。由于人的脑力资源极其有限，大多数人对世间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并不关心。比如，很少有人真正去琢磨宇宙的起源、人类祖先的进化路径、市场经济的核心原理……真正能进入人们思考范围的，往往都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紧迫性。比如，丈母娘要来如何表现，如何能在明年获得升职加薪，该如何投资，孩子上大学是该出国还是留国内，等等。

对于需要思考的事情，人们的判断机制其实都很相似：用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产生结论。模型是一种相对学术的说法，另一种时髦的说法是算法。数据不见得是数字，也可以是文字、影像、声音、触觉、气味。在这里，数据和信息是等同的概念。

模型和数据是使人的思考有高下之分的重要原因。模型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学习总结出来的。我们从小到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政治，实际上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模型构成的。这些模型既可以是像一元二次方程这样的公式，也可以是像进化论这种无法用数学表达的机制，还可以是像“市场经济是一般情况下解决供需问题最优的方式”这样的理念。所以，如果我们对模型掌握得不够全面、精确，我们的判断就会出错。此外，即使有了最好的模型，如果我们不能掌握最完整、最精确的数据，我们也无法获得正确的结论。

对所有的人来说，在大多数事情上，只要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就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因为我们的模型都有缺陷，我们的数据都不完全精确。或者说，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理性的局限性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古人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说的就是理性的局限性。能够认识到“不知为不知”是更高层面的理性，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具有这种更高层面的理性。大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并不是像电脑一样简单地用模型和数据来进行思考的。人不是机器，而是生物体。我们除了理性思维，很多的决策、判断、行为受到情绪和感受的影响，或是荷尔蒙的驱动。这种情绪驱动的思维的最终目标不是获得最理性的判断，而是让我们感觉良好或者快速恢复平衡：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我们会忽视他/她的缺点，无限放大他/她的优点；当我们遇到挫折时，我们会从别人身上找理由，这样就不用直视难堪的自己；当我们面对危险，甚至死亡，但又无计可施时，我们很可能会相信神灵，从而使我们的心情迅速恢复平静。这些情绪驱动的思维，长时间下来，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决策上的优势。但由于它能带来良好感受，再加上理性思维的获得需要付出常人无法接受的巨大的努力，因此，情绪驱动的思维一般会成为思维定式，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安营扎寨”，与人共度一生。

总而言之，虽然为了决策的正确，人们都有获得理性思维的原动力，但是做到理性太难，所以非常遗憾，在很多问题上，人们只有“无知”和“自己骗自己”两个选项。

群体的判断机制：选择机制、大数定律与权威制衡

当人们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时，这个群体对事物的判断就跟个人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群体对事物的判断并不好度量，因为它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表述。由于人的思维的多样性，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分散的，而且更可能是多峰值的随机分布。因此，我们很难用平均值、中值或最大概率值来对人们的判断做总结性的描述。其次，由于群体的共识要求每个人不仅需要知道自己怎么想，还需要知道别人怎么想，甚至需要知道别人知道自己知道别人怎么想，所以即使对群体中每个人的思维都有一个很好的度量，我们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十全十美，所以就产生了共识的不确定性。

共识的不确定性使群体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很难做到理性。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非洲草原上的野牛群在跟比自己整体力量小得多的几只狮子的斗争中，如果它们有团结的共识，所有的牛都加入战斗，是可以战无不胜的。但由于缺乏共识，野牛群很难团结起来，在受到攻击时四散逃命，自然就变成了狮子嘴里的食物。为什么需要共识才能团结？因为对任何一头野牛来讲，只要它认为其他野牛不会战斗，那么它最好的策略就是逃跑，因为单个战斗一定寡不敌众。退一步说，即使一头野牛本希望战斗，但如果它对其他野牛知道它准备战斗这件事没有信心，那么它很可能也会选择逃跑。当所有的牛都这么想，都选择逃跑时，最弱或者跑得最慢的那个，自然就成了狮子嘴里的美食。动物是这样，人其实也一样。大家都知道英国人曾经对印度进行过殖民统治，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时印度的统治者实际是英国的一家股份公司而不是英国政府，而参与统治的人才几万人。更有甚者，16世纪，当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时，阿兹特克有几百万人，而殖民者只有数百人。

形成共识不容易，但群体判断相较于个人思考有一些优势。病人到医院看病，遇到疑难杂症时，能获得的最高礼遇可能就是专家会诊了。为什么是会诊，而不是由一个医生来看？如前文所述，个人很难做到理性，由于模型或数据的缺陷，其判断自然带有误差。但只要每个人的误差是随机分布而不是系统性的，那么把众人的意见加起来平均，每个人的误差都会互相抵消，得到的结果就是相对理性的。

大数定律实际上就是民主决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小到家庭，中到公司、机构，大到国家，民主讨论解决的就是个人的判断误差问题。天下没有完全理性的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只有民主讨论能够降低个人的必然误差带来的危害。

但民主讨论不见得给每人一票。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给每个人同样的影响力并不是形成理性判断的最佳方式。如前面讲到看病的例子：人病了，为什么要看医生，而不是让亲戚朋友一起到家里来讨论一下再投票解决问题？很明显，相较于普通老百姓，医生对疾病有更强的诊断能力。老百姓认知的偏差可以互相抵消，但专业知识的欠缺是无论用多少人都无法弥补的。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类遇到的复杂问题，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应用技术，老百姓都无法自己解决，而需要依靠一小部分对这些问题有多年深入研究的专家。如果没有这些专家，人类绝大多数的知识创造和积累就不会存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专业知识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像经济、政治、心理等社会科学同样依赖专家们的研究和解读。

所以说，现代社会之所以可以从整体上取得很大程度上的理性，主要原因是依赖了一套专家系统。每个学科的专家都是撑起社会理性思维大厦的支柱。普通的老百姓对复杂事物的看法基本上不可能是通过自己的亲自调研而形成的，而是在专家们形成意见后学习来的。中国的那句老话“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到底对不对？实际上要看诸葛亮和臭皮匠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差距很小，那三个臭皮匠的智慧会超过诸葛亮；如果差距非常大，那这种说法就是大错特错了。

但专家们也是人，他们也一定会犯错误。古今名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克思、亚当·斯密、达尔文、牛顿、爱因斯坦，没有一个是不犯错误的，而且会犯很多很大的错误。如何减少专家的误判？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民主讨论的模式，让大家通过开放、透明的讨论来逐渐形成共识。在学术界，学术期刊就发挥了作为这种民主讨论平台的作用；在社会领域，严肃媒体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期刊和严肃媒体起到的最核心的作用是提供了一种选择机制，没有获得被大家公认的专业能力的人是很难在这些平台上发声的。这些平台互相之间的制衡也极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制衡而是一家独大，这些平台就会变为一言堂，从而无法对冲平台所有者不可能不犯的个人错误。这些错误既可能是因为个人认知的失误，也可能是由于利益驱动，故意为之。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一个群体或者社会，要想把共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理性水平，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筛选专家，并让其在相互制衡的情况下进行公开透明辩论的平台，这个平台越有效，群体的判断就越理性，社会就能更有效率，避免重大失误。

假新闻的出现：互联网对群体理性的冲击

谣言和假新闻的产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造谣者误判，另一种则是利益驱使。由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理性，因此误判是在所难免的。比如，有些人对外星人深信不疑，一看到天空中的一些由于自然或人为的独特现象就会将之归结为UFO造访地球；有些人信了这个神或者那个仙，自然会把自己经历的很多无法轻易得到解释的现象归结为神迹；如果对科学没有扎实的理解，当别人开玩笑声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2020年的某一天地球引力有独特的变化，会导致家里的扫把能自己立起来时，有人会深信不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把扫把立起来这个事其实和引力变化无关。当这些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明显错误的解释再传播给其他人时，谣言就产生了。

由误判驱动的谣言虽然很普遍，但一般并不会对社会造成过于负面的影响。而如果谣言是造谣者因为利益驱动而故意为之，其危害就一定会存在，而且有时候极大。这种受利益驱动的谣言数不胜数。一般来讲，造谣者都是有获利动机的社会机构或群体。比如，上市公司为了维持股价，可以人为做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公司运营数据，为的是在融资时欺骗投资人，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政府官员为了执政业绩，也可能掩盖对本国或本地区不利的经济或社会状况；石油和煤炭企业，为了能长期生存下去，可能会雇用科学家“发现”碳排放与全球变暖毫无关系；烟草公司，为了增加收入，可以说抽烟可以预防SARS或新冠肺炎[1]；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可能会杜撰数据，伪造结果。

谣言往往都是很能抓人眼球的奇闻轶事，传播力很强。谣言的传播机制很像病毒，一传十，十传百。谣言最终是否能“感染”整个社会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谣言本身的迷惑性。简单的谣言往往不攻自破，复杂的、模棱两可的谣言就很有传播力。上市公司之所以经常有利润造假的行为，是因为要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当外部投资人和内部管理人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时，外部投资人往往不得不相信内部管理人杜撰出来的数据。第二，谣言的受众对谣言的鉴别能力。个人对事物的判断，需要借助正确的模型和大量的数据。因此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老人及孩子往往是谣言的“易感”人群。第三，社会中由专家群体形成的精英层的权威性。如果权威性高，当谣言四起时，只需要他们出来公开辟谣就可以很快化解谣言，阻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但如果精英层失去了公信力，他们就失去了遏制谣言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时就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切断信息传播的途径，以此来阻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建立权威和公信力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要求过硬的专业能力，没有专业能力就没有发言权。二是要意识到精英层里的各个群体，由于利益的不同，有时会把舆论当作追求利益的有效工具。因此每个群体都会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误导民众来追求群体利益。社会永远无法消灭个人或群体利益，目前看来，最好的办法不是完全消灭谣言，而是通过精英之间的制衡让误导大众的谣言受到其他群体的有效遏制。如果失去了制衡，一家独大，其他人就无法保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人能习惯性地实话实说。

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里的社交平台，是谣言传播的重要渠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社会的信息传播机制是中心化的，传统媒体扮演着信息中介的角色：新闻都必须经过媒体进行整理和消化，然后再传播给每个人。所以，前互联网时代的一些发达社会能依赖媒体的中介作用保持很高水平的理性。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出现使人和人之间可以产生点对点的无延时的连接，而且这种连接是去中心化的。这种平台直接打破了旧的共识形成机制。由于点对点的连接，一个由利益驱动的造谣者可以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跟“谣言易感人群”直接发生交流。这样谣言的传播就不是简单病毒式的一传十，十传百，而是直接传播给成千上万人。更为可怕的是“谣言易感人群”之所以易感，是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本来就有对此类谣言的认知偏差。这样，当他们受到谣言的全天候轰炸时，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与谣言相悖的信息源对谣言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谣言的奴隶。

这些互联网平台为什么不自发地去杜绝谣言的传播？利益使然。由于大部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是靠卖流量、做广告生存，平台上的用户越多、越活跃，平台的商业价值就越大。谣言可以带来更多的用户、更多的点击量，自然就成了这些平台最好的朋友。因此，在传播谣言这一点上，这些平台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完全相悖的。治理谣言，单靠这些社交平台自律是很难的。

应对策略：巩固民主讨论平台，提防互联网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维持社会的理性共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同时又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更好的判断。能够给社会带来理性判断的人是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群体。在专家群体里建立民主讨论平台是形成社会理性共识的最佳手段。

谣言和假新闻是社会维持理性共识的最大敌人。要杜绝谣言，最根本的方法是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免疫力”。让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专家学者是不可能的，但教育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民众的科学思维能力。科学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表现形式是批判性思维，不轻信，不盲从，一切由数据说话，一切以逻辑为出发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杜绝的是用感情说话，以权压人，用利益诱导，坚持“我的就是好的”这种愚昧的自信。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降到最低，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正确信息；另一方面，它使造谣者有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传播平台。要降低这种负面效应，专家群体需要巩固公信力。此外，互联网社交平台必须肩负起自己的媒体责任，通过各种方式杜绝谣言的传播。同时，由于社交平台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社会必须通过舆论、竞争或监管让社交平台对谣言的传播付出代价。否则，互联网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生产和生活上的便捷，但会对社会理性共识的维持带来致命性的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