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生育率下降，办法有三个

本文与祖一鸣合著。我们分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并试图提供扭转这种趋势的政策建议。我们发现生育给职业女性带来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由于这些成本的数额巨大，而大多数社会做不到对这些成本的有效补贴，所以生育率下降在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对社会和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生育率在快速下降，但并非特例

人口老龄化是个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老龄社会成本高、负担重、缺乏活力、经济增长缓慢。影响老龄化速度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人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增加、生育率降低，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就会日趋严重。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短、生育率高，所以人口结构就年轻，而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一种标志性状态。由于预期寿命增长缓慢，所以实际决定国家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

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即每位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2.1个孩子，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人口在数量上持平。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1.5，2020年更是跌至1.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离人口零增长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高达6.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年至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4一路降至2.6；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小幅回升；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又开始迅速下降，至1993年已低于2.1。

为什么生育率会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长期看，生育率下降实际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也一定会发生。其中一个例证是国家于2016年和2021年相继放开二孩和三孩生育，但收效甚微。现在的问题明显不是不敢生，而是不愿生。另一个例证是全球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同样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若将全球各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低、中、高三个阵营，从1960年到2019年的60年间，每个阵营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从6.59降至4.57；中等收入经济体从5.60降至2.33；高收入经济体从3.03降至1.57。所以，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趋势，中国虽然下降速度快，但并非特例。

女性解放是生育率降低的核心原因

在现代社会，生育率降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不能生、不愿生。虽然在生育问题上男女都有份，但是女性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如果要分析生育率的变化，就必须分析女性生育思维的变化；要分析女性思维的变化，就必须分析女性在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妇女能顶半边天”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铁打的现实。二战以后女性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使社会结构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三种变化对生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女性获得更好的教育，社会就业参与度上升；第二，女性的经济自主能力有所增强；第三，职业女性的机会成本变高。

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社会就业参与度使生育更加困难

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有生育的能力。即使身体健康的女性，进入20岁以后，伴随年龄增长，卵子的质量会逐步下降，进而导致女性的生育能力逐年衰减。有研究表明，20—24岁女性的一年期的自然受孕率为86%，到了30—34岁就降为63%，而35—39岁则为54%。因此，即使女性想生孩子，过了30岁以后就会有相当的挑战，每年能够自然受孕的概率只有一半多。通过几年的努力，“生”的概率很大，但“多生”就不容易，往往需要医学辅助。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和心理年龄普遍推后，虽然法定成年年龄是18岁，但二十几岁的成年人往往事业刚刚开始，经济上并不独立，普遍被自己、家庭和社会看成“孩子”。

随着社会和心理年龄的推后，女性的生育年龄也是一推再推。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统计，2019年OECD成员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已高达30.5岁，一胎平均生育年龄也达到29.2岁。1970年到2019年，这些国家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从27.5岁提高到30.5岁。在韩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更是高达32岁；在中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也从1990年的25岁提高到2022年的28岁。因此，对大多数女性来讲，在无医学辅助的情况下，“多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和心理年龄的推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人们受教育年限的提高。50年前，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被看成一个“文化人”，而现在大学毕业只是一个基础，到了硕士、博士才算高端人才。但同时，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必然会推后人们进入社会工作的时间，本科推后4年，硕士推后2到3年，博士得推后3到5年。OECD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OECD成员国的青年女性（25—34岁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50%，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性相比，平均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在高学历女性比重最高的韩国，2020年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近80%，比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性提高了50个百分点；在中国，2020年20—24岁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含大专）的比例已达57%，比55—59岁人群提高了50个百分点。

推迟生育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更好教育的女性提高了社会就业的参与度。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出于就业和其后稳定职业的考虑，必然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到工作上，因此必然导致结婚年龄的推迟。1985年至2019年，OECD成员国25—5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62%提高到了74%。据中国民政部的数据，在中国登记结婚的人群中，30岁以后结婚的比例从2005年的20%提高到了2020年的46%。与晚婚相伴的通常是晚育，这一点在观念传统、不接纳非婚生子的亚洲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019年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30.6岁，相应地，韩国女性的一胎平均生育年龄为31.6岁。

更强的经济自主能力让女性重新思考婚姻与家庭

更好的教育、更高的社会劳动参与度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大幅提升，有了更强的经济自主能力。而经济独立，又使得旧时代“女性仰仗婚姻以获得经济保障”的生存方式彻底瓦解。当婚育不再是女性人生的必选项时，女性的“婚育观”也随之转变。女性在面对是否结婚、何时结婚、是否生育以及何时生育等问题时，有了自主选择权。女性婚育观念的变化，除了前面讲到的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的推迟，还可以从结婚率降低、离婚率上升中窥见一斑。

根据OECD的相关统计数据，1970年OECD成员国的平均结婚率为8.2‰，1995年降为5.7‰，而2019年则进一步降低到4.6‰。中国也不例外，《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至2020年，中国的结婚率从9.7‰降到5.8‰，十年间结婚率快速降低了40%。

女性教育、经济地位的变化与传统价值观念的矛盾是造成低结婚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今天的婚恋市场观察到的一个特别现象是，发达国家的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例如，2020年OECD成员国25—34岁的女性高学历者平均占比为52%，而同龄男性高学历者占比仅为40%。在中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2020年，在中国30—34岁人群中，女性高学历（不含大专）占比比同龄男性高1个百分点，而这一差距在20—24岁人群中则扩大到7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处于婚育年龄的高学历女性人数比高学历男性多300万。

在女性高学历人数普遍多于男性的社会，如果女性遵循传统观念不肯“向下寻找”配偶，则会导致婚恋市场错位——高学历的“剩女”和低学历的“剩男”。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30岁以上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小学学历男性的未婚率为6%，而同等低学历的女性的未婚率均不足1%；在30岁以上的研究生群体中，女性的未婚率则达到10.9%，比同龄男性高2个百分点。

结婚率在下降，离婚率却在普遍上升。当女性经济能力增强，不再需要依靠婚姻和家庭来维持生活时，离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5年至2020年，中国的离婚率从0.44‰一路上升到3.09‰，离结比（离婚夫妇对数/结婚夫妇对数）从5.6%上升到53.6%，也就是说，2020年当年全国每新增加两对结婚夫妇，便会增加一对离婚夫妇。1970年到2019年，OECD成员国的平均离婚率从1.4‰上升到了2.0‰，忽略欧美国家结婚率普遍偏低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离婚率提高了43%。

职业女性的机会成本

更好的教育、更高的社会工作参与度、晚婚、晚育、低结婚率、高离婚率都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即使女性结了婚，也不见得愿意生或者多生。当代社会，生育会给家庭增加一笔不菲的经济开支，人们常常注意到的是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生养费用，教育费用，日常消费，住房开支，等等。其中，教育和住房成本多年以大幅超过通胀的速度增长，让天下父母越来越难以承受。对于在大都市生活的普通家庭而言，生一个孩子往往要增加20%以上的生活成本，因此不生或少生就成了保障生活品质的首选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的是生育的间接成本，即父母，尤其是母亲为养育子女而承担的职业机会成本。

所谓的职业机会成本，是指因照顾子女而放弃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美国专业薪酬调研机构PayScale的统计结果显示，职业女性的收入增长幅度在29岁之前实际上略高于男性，但之后增长率大幅下降，一生的峰值收入和总收入普遍大幅低于男性。对比男女薪酬峰值水平，男性薪酬峰值水平比女性高出43%。单独来看，女性薪酬峰值水平比22岁时增长了65%，而男性则增长了93%。对这种现象的自然解释是：女性通常在29岁后陆续开始生育，向雇佣者传递出无法完全投入工作的“负面信号”，职场晋升的机会也随之受阻，更多的机会被赋予了家务负担更少的男性，这就是所谓的职业女性的“生育惩罚”。为了规避生育惩罚，相当一部分高学历女性只能在事业和家庭之中优先选择前者。OECD的一组数据显示，2008年20个发达国家的25—49岁的女性中平均至少有30%居住在无子家庭，其中高学历女性的无子比例超过40%，比高中学历女性高10%。

这种“生育惩罚”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基于Payscale的数据，我们对美国中产女性整个职业生涯的生育机会成本做出如下测算：将中产女性35岁后薪酬曲线（35岁后男女增幅持平）替换成男性增幅曲线，按5%的贴现率将22—60岁的各年收入累计折现，则美国中产女性整个职业生涯的总生育机会成本高达32.9万美元。按照类似方法，我们也测算了新加坡和日本女性的职业生涯生育机会成本，新加坡为75.9万美元，日本为43.1万美元。因此，生育的间接成本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和直接成本的规模在同一个数量级。

如何提高生育率？

前面的分析显示，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中日益提高的地位使得家庭和生育的逻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女性有了自由选择，她追求的是个人一生的幸福，生儿育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她自然会比较儿女带来的快乐与儿女带来的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在这种比较中，如果没有一个人（男性）或者一群人（社会）来帮助她消化这些成本，她做出的决定往往是不生或者少生。

正是由于教育和就业让女性不得不推迟生育的时间表，而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规模巨大，因此生育率下降有着很强的惯性。那么社会和政府能做些什么事情来逆转生育率的下降？显然，任何社会都不应该也不大可能逆转女性解放的潮流（美国最近对堕胎的禁令是一个特例），不应该否定女性在教育和就业中争取到的权利和成就，更不应该剥夺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争取到的平等权利。所以，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社会和政府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三件：第一，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第二，降低生育的间接成本；第三，通过技术进步和法律改革让大龄妇女重获生育能力。

对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进行补贴，肯定可以起到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但是，由于生育的综合成本很高，在发达国家往往在几十万美元的量级，因此如果补贴的力度相对较小，效果就会不明显。对于生育的直接成本的降低，政府利用经济补贴是最直接、最常用的一种方式。补贴形式包括育儿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津贴、为低收入家庭设立的专项补贴等。补贴制度完善的法国，对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孩子数量的家庭提供的补贴额度从每月几十欧元到几百欧元不等；在挪威，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公立托儿所，其家庭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2111元）的现金补贴；在日本，从小孩出生到初中毕业，政府为家庭提供每月10000～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91～737元）的育儿津贴；在新加坡，家庭每出生一胎婴儿，政府给予其一次性8000～10000新元（约合人民币41000～51336元）的奖励和一定的税收减免。这种补贴力度，从整个国家转移支付的层面看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和前文所测算的家庭生育总成本相比往往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补贴力度上，欧洲的一些国家在降低生育的间接成本上做得更为彻底。一种做法是普及公共托育设施，降低女性的育儿成本，保障女性就业。瑞典、法国、丹麦等国的政府学前教育不仅涵盖3—6岁的儿童，也包括0—2岁的婴幼儿，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私营机构为辅的托幼体系，最大程度地降低母亲的育儿负担。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的0—2岁的婴幼儿托育率高达50%，相比之下，中国的0—2岁的婴幼儿托育率不足5%。此外，政府一般会为托幼机构提供公共补贴，家庭享受托育服务只需支付一小部分费用。为了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不受育儿影响，这些国家的生育假通常不仅包含孕期假，还有长达半年至一年的带薪育儿假。其结果是，瑞典、丹麦、法国等国不仅拥有较高生育率，而且母亲就业率在OECD成员国中也处于较高水平。

第二种做法是大力倡导性别平等观念，促进家庭男女育儿分工均衡。北欧的性别平等观念是其保持稳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瑞典的父母可以共享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挪威的父母共享49～59周的带薪育儿假，其中至少10周的父亲配额育儿假不可转让给母亲。挪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父亲使用育儿假的比例持续上升，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的时间也呈上升趋势，这与生育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些做法有没有用？答案是肯定的。瑞典、法国、丹麦近两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保持在1.7以上，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一批国家。但我们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做法之所以起作用可能并非与其具体方式相关，而是和生育补贴的经济价值有关。法国、瑞典等国家为其社会育儿高福利均付出了很高的经济成本。2017年，法国的家庭福利支出（包含经济补贴、税收减免和托幼服务）占GDP的比重为3.6%，瑞典为3.4%，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2.3%，而韩国和美国各不足1.5%。如果中国也实施与法国类似的政策，每年大约需要支出3.6万亿人民币，略小于目前的教育开支总和。

最后，一个成本相对较低，但社会效益明显的方法是通过科技进步和法律法规的规范，通过医学干预，让女性能够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保持高生育能力。这种方法并不能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或间接成本，但可以让因为教育、事业而不得不推迟婚育的女性在生育能力衰退以后仍然保持较高的生育能力，换句话说，是让“愿意生”但“不能生”变成“能生”甚至“能多生”。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率的时代。为广大女性解决她们在生育问题上所面临的难题是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