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大发现四百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布赖恩·费根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在《大发现四百年》的前言开头和结语尾句，作者表明这本书是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历史证实，大发现四百年史沾染着原住民的血与泪。掩卷而思，这不由令人发问：大发现四百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或者说从这本书里，我们获取了多少知识、几多深思？笔者不才，就此略说一二，望识者赐正。

其一，改制了世界近代史的版图。

《大发现四百年》以丰硕的史料，疏远与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人类从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是一个悠远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世界近代史是断代史，不过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或许可以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如费根的《大发现四百年》所涵盖的，它时间虽短，但意义非凡，自此人类历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不由让我想起大学念书时，教我们世界近代史一课的启蒙老师程博洪先生，他上课时随身携带一个蓝封面的小本子，但他从来不看，只是讲到兴致高时，用手拍拍这个小本本，意思是“我之所云，句句有据也”。程先生不仅熟谙世界近代史，而且还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拉丁美洲史的权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所接受的世界近代史的启蒙，还是疏离欧洲中心论的，它增添了拉丁美洲的养分，真是得益匪浅。

说起欧洲中心论，自然又想起了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周谷城先生。一次在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我聆听这位史界前辈尖锐抨击欧洲中心论，他说，“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地理的‘发现’叙述了，发现了的‘地理’仍略而不谈，这分明是违背史实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先生用浓重的湖南乡音演讲，然此言却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

这“发现了的地理”，充盈在《大发现四百年》一书里，此书所展示的各个异域民族，如南非的科伊科伊人、南美的阿兹特克人、澳洲新西兰的毛利人等皆创造了各自的文明（文化）成果，对此，我们都要重视。殊不知，“莺歌燕舞”的19世纪欧洲盛世，无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雍容华贵，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轻歌曼舞，怎能漠视“发现了的地理”中原住民的贡献呢？由此说开去，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因此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和尊重，应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和冲突，唯其如此，才能去拥抱世界文明的未来远景。

其二，助推了历史人类学的兴旺。

大发现四百年，充满探险，充满发现，而且不断有新的发现。作者在书中写道：“16世纪以后，欧洲国家把目光投向外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大发现时代的旅行者、传教士和殖民者带回的关于全球的知识，为新的冒险和科学探索开辟了无限可能，还有那留传了数世纪的关于天堂与高贵野蛮人的传说中的灿烂未来。”（本书第156页）这也应了美国文化史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其名著《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The Discoverers: A History of Man’s Search to Know His World and Himself）一书中所言，时间与空间的发现势必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探索范畴，而一种新的激励因素又促使人们不断去寻求大自然的秘密，这是个没有结尾的故事，整个世界仍是个“美洲新大陆”。在人类知识的地图上，最令人瞩望的标识永远是terra incognita，即“未知领域”。是的，人类的发现是永恒的，世界文明的广阔无垠，将会持久地闪耀出各自的光彩，犹如我们前行，会一直朝着诗和远方……

倘如是，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充满了“未知领域”，那么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亦然。就西方史学而论，20世纪以降，具有悠久传统的西方史学发生了裂变，日渐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开启了现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进程。这一进程，随着社会发展而推陈，适合时代进步而更新。历史人类学就在这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中应运而生了。

须知，历史人类学并不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两者之间仍是相当疏远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发生了变化，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相似性与共同性被逐渐揭示，因此两者结合的可能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国年鉴学派史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一文中阐述“史学的前途”时，就用了“历史人类学”这一雅名。不管今后怎样，历史人类学的问世，有助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发展。

《大发现四百年》，粗览是历史学的著作，作者对原始文献的看重，研究型著作的给力，都应属史学范畴，但再览又不尽然了，作者在“前言与致谢”中说“《大发现四百年》涵盖了一段引人入胜又鲜为人知的世界史的要点，这一点我是满意的；它还展示出把人类学作为一种历史学科的重要性”（本书第7—8页）。换言之，他的书并非纯粹的世界史著作，还有人类学的“展示”，尤其是在对阿兹特克人（见本书第三章）的叙述时，顿使“欧洲人凝望着一个眼花缭乱的、新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本书第71页）。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把《大发现四百年》视为历史人类学之作，或可以在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那里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在这部史学名著中，我们可以发现很深的人类学痕迹。

费根的《大发现四百年》联绵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不由令人联想起时下学术文化界的“出圈”与“跨界”，此书也是“跨学科”之作。

令人颇有兴味的是，本书篇章的散文化风格，增添了阅读的兴趣。关于这本书，我可以向广大读者作如下的荐词：布赖恩·费根徜徉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博观而圆照，以生动的笔调书写了大发现四百年史，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别样的、色彩纷呈的新世界。在知识世界的莾原里，《大发现四百年》自有它应得的地位与标识。

其三，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希望。

本书第十七章，章名为“不平等的遗产”，正文前引《圣经·启示录》21：1—4中的文字，照录如下：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1)

这不到万字的篇章，我读过不止一次。依我看，从书的结构来看，可以作为全书结语。引《圣经》之言，它启发人们从非西方的视角，阐释“不平等的遗产”，以获取每个人的“启示录”，称得上是匠心独具的点睛之笔也。

这万字的“结语”，可摘要如下：作者落墨于工业革命后，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冲突，随之而来的是殖民国家通过或“精心骗局”，或“武力威胁”，以稳固地维持着它的统治地位，因为大多数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几乎无力在同等条件下抵御西方文明，而一大堆眼花缭乱的支持原住民利益的声音或行动，或是宗教的信条，其力也微不足道。长久以来，不平等成了把整个社会、文明甚至帝国维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不存在让不同文化或民族背景下的族群走向和谐关系的简单道路。历史的进程正是这样，在我们看来，“二战”以来，世界不平等不是在削弱，而是在日益加深。面对此景，作者并不悲观，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乌托邦，数世纪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将会在那里被消除和遗忘。”（本书第380页）

“《大发现四百年》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但从它的教训中显现了一条有希望的讯息。即或许某天，人类将能在地球上创造至少一部分公正的社会。”本书以此结尾。作者不无乐观地预示着世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正连亘了中国学者陈恒教授的论断：“当下的世界变化复杂，未来难以预料，但我们相信进步是大趋势，虽然有时会有很大的倒退，但总会有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世界。”（见《人类发展的中心、边缘与美好世界秩序》，《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两位学人表述不同，但恰有异曲同工之妙矣。

最后，试作小诗一首，与广大读者分享阅《大发现四百年》的读后感。

希望吟

大发现，多少代

暴月凶年究可哀

四百年，风云疾

论世衡史几多载

忆往昔，万千灾

悲剧故事记心怀

观当下，思安危

乌云终散化阴霾

世道难，奋力迈

期盼五洲百花开

看星空，前景灿

揣着希望向未来

是为序。

壬寅秋日于复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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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所采用的《圣经》文本均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出版发行的《圣经》，2010年4月（2009年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