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敦煌：巨大的文化意象

雷达

在我看来，作家冯玉雷是一个顽强的文化寻根者，一个试图“还原”丝绸之路文明的梦幻者，一个追寻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个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文字王国的人。这样的人，虽身处繁嚣之中，由于痴迷之深，其孤独几乎是必然的。

冯玉雷的小说创作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陆续发表中篇小说《陡城》、《野糜川》等，并且出版了长篇小说《肚皮鼓》，他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文化意义。1998年，临近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冯玉雷完成了纪实体作品《敦煌百年祭》，以类小说笔法，书藏经洞之悲剧。这是他的敦煌文化小说的肇始。别看文笔近乎通俗，立意却不肤浅，兴趣也不在猎奇，而是落在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语义阐释上。他要探究的是，敦煌何以成为伤心史，伤心在何处？伤心的仅仅是学术吗？伤心的只是一座藏经洞，抑或一个王道士？对于王道士，作者的看法较为深刻：不是简单化地唾骂他“卖国”了事，而是写这个被历史戏剧化地置于矛盾焦点的小人物，为孤绝所困，为生计所苦，为情势为挟，为愚昧所驱，其行为及其后果带有某种“假私济公”的性质——出于私欲是本意，是出发点，“济公”却是始料所未及的客观使然。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卖了，大不幸也；但珍贵文物因祸得福，几乎在一百年间躲过了重重灾难，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致使敦煌学成为资料丰满的显学，又是不幸中之万幸也。它们不是藏在自家的而是藏在别国的博物馆里，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事；但它们终究没有像圆明园的珍宝那样被劫掠一空或者付之一炬，又让人在痛心之余感到了些许欣慰——在全球化和资讯空前发达的今天，这后一点也许会变得愈益突出。

如果说，《敦煌百年祭》只是围绕藏经洞传奇的一部单纯而紧凑的纪实体作品，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就是一轴写意和写实交织的长卷，一首雄浑的交响乐，一个庞大的文化梦境。作者努力追求题旨的深邃，气象的阔大，人物的众多，线索的复杂。这些都是他的前作所无法比拟的。冯玉雷无疑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像《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这样奇异的文本尚不多见。我甚至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部标明为“小说”的复杂文本，姑且以“文化小说”名之。必须承认，它为我带来了强烈的知觉冲击和浩阔的阅读感受，包括大量关于敦煌和西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疑案，科学知识。我相信读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和我一样，为它的历史意象的丰富，斑斓，多元，神奇和无极的寥廓感而发出赞叹。作者固然不是知名作家，但他把握错综复杂历史文化现象的能力，处理头绪纷繁历史人物的本领，不免让人暗暗称奇。然而，它有点“不像小说”，它缺乏传统小说情节的连贯性，悬念的紧张性和主要人物的一以贯之，它有意地切断故事的趣味线索，让人颇为不适，它在文体上的尝试，即所谓“整合”方式，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小说题名《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表达了作者独特的文化情思和历史文化观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传统中的西域各地及中亚。六千大地极言其远，包含一个大文化带。这一地域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地带，积淀深厚，张力四溢，而敦煌是它的一颗明珠，是其文明核心和精华汇聚之地。敦煌文化也可以说是楼兰文化、龟兹文化、高昌文化等已经消失的西域文化的延伸，其中也有很多中亚与中国中原文化的杂交成分。正是敦煌，以及围绕敦煌的中亚腹地在上世纪初的人文地理大发现，激发了作者的想象，引发了思古之幽情，豪迈之追忆，浪漫之抒发。作者是一个真正热爱西部，熟悉西部，并把灵魂交付给西部大地的人。他心中的西部，并不是外在的荒寒，不是茫茫戈壁，不是粗砺的物象，徒以形式赫人，他心中的西部是一个活物，一个无可言说的心象，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是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土层的所在，有点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意味。只有长期浸润其中又能超拔出来，达到物我两忘境地的人，才可能有此悟性。

这部长达七十四万言的小说，撷取的是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那个轰轰烈烈的中亚地理大探险、考古大发现的时代。这个时代，西方列强正在不断敲开中国的东大门；而在中国的西部边陲，伟大的敦煌艺术却在征服着西方世界，引来了西方的窃掠者、觊觎者和探险者。那时，在新疆，西藏，塔里木，天山南北，昆仑山，阿尔金山，敦煌，河西走廊，出没着不少外国探险者，或者文化大盗，他们一齐把目光转向这片冷寂万年之地。他们先后到达长江黄河源，罗布泊，青海湖，尼雅古城，楼兰国旧址，丝绸之路沿线，以及拉萨外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科学和文化的活跃期，鱼龙混杂，搬演的却是人类另一种性质的战争——文化的战争。在我看来，这部书由三条主要线索构成，一条是象征性的，从敦煌的远古传说写起，涉及到大英雄，月牙，乐僔，茄丰，正统十一，罗布奶娘，蒲昌等等，直到引出沙洲驼队，主要表现西部人民的生存。这里的人物大都是“不死鸟”，有西部精神的传统。第二条线索是现实层面的，涉及敦煌及探险所到各地的各类中国人形象，潘震，杨恕昌，王圆箓，蒋孝琬，阿克亨，唐古特，香音，马荣贵，乌苏，辜鸿铭，等等。第三条线索是外国探险者们的形形色色，这是作品中份量最重，也最见光采者。诸如荣赫鹏，普尔热，梵歌，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河口，奥得等等。迄今为止，虽经常有人提及他们，却还没有一部作品像冯玉雷的这部作品，如此集中生动地描绘他们各自不同的形象。小说同时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虽然作者在不断有意地削弱其传奇性。小说从普尔热劫天马起笔，到梵歌与香音之恋，并遭暗杀，引出斯坦因的辨别古书，王道士的打开藏经洞，斯文·赫定的捡到灵光玉，伯希和的北京办展览，河口的进西藏，荣赫鹏与1904拉萨的枪声，最后，以终身未婚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得到了羊皮地图而收束。书中有大量闻所未闻之事，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那么，作者是怎样展开自己的艺术世界的呢？面对中华文明与东西方文明交汇撞击的巨大文化遗存——敦煌，作者为之神往，追怀，赞颂，产生了重塑敦煌大意象的冲动。但是，要诉诸小说形式，却是件极困难的事。能领悟西部的神韵，并不一定能言说这种神韵。作者为了表达他积蓄胸中不吐不快的情愫，采取独有的方式。首先是，放弃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观，不再精细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层面，全书甚至没有贯穿性主要人物，而是把各色人物作为类型和符号，汇入了文化行为的洪流，成为巨型文化幻境中的角色。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事实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再突出其民族的，国家的，集团的意志代表，而是更多的是以文化的，个体的，甚至人类精神的某种精神代表出现。于是，整部作品仿佛一件图案极其复杂的编织物，又像一个巨型的旋转舞台，众多人物一一从我们眼前掠过，共同指向一种浩阔的文化精神。作者力求深入到天、地、人的灵魂深处，发掘一种或多种文化形态的来龙去脉，展现生命个体在本真状态下爱的姿态，力图写出悲剧性的集体无意识，以寄托其文化情思和浪漫遐想。斯文·赫定不能算全书的中心人物，但他的形象显得十分突出。他是一个心怀梦想的科学家，一个痴情的献身者，为了酷爱的中亚文化，他终生未婚，“把自己嫁给了六千大地”。在他身上，有悲悯，也有以有限随无限的憾恨。他是作者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作品在虚与实，史与诗，科学与想象，学术与文采的结合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在这里，世俗的道士与神话中的仙姬，探险者的面影与烟涛微茫的传说，交错展开。冯玉雷为研究敦煌史、神话、民族学，下过一番笨功夫，他涉猎史料广泛，有较丰厚的积累。这部书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非道听途说者所为，有依据，有鉴别，有见解，堪与学者对话。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完全不是为了写敦煌史，或从史的角度出发，毋宁说他是从自己的梦想出发。他对梵歌，斯坦因，伯希和，普尔热，斯文·赫定，河口等，还有蒋孝琬，王圆箓之流，都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有一股探究热情。不是为了考证史实，而是为了挖掘文化意蕴。一方面，作者恪守历史的科学性，在重大的事件、年代、人物上，遵循史实，体现学术性的严谨的一面；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展现文化意象，张扬敦煌文化精神，小说的时空自由转换，事件与人物离合自如，作者驱遣神话中的人，壁画中的人，动物，木石，彩陶，宝玉来为整体服务。追求语言的色彩感，画面感，瞬间感，也是其突出特征，显然，这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冯玉雷常常谈到达摩、六祖惠能及西方现代艺术家梵高、高更、塞尚、马蒂斯、杜尚等，他从这些卓然独立的文化巨匠的行为及艺术中吸取营养，并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试看小说开端，普尔热捕获天马的场面：“普尔热沉醉于天马舞蹈般优美的飞腾中，如同一枚从俄罗斯大地发射的子弹，向着无尽的未来冲刺，冲刺！他体验到飞翔的快感，也就是子弹钻进猎物骨肉的快感”，还有文中诸如“从前卫到传统之间的距离很短，可以说从拉萨到库伦，也可以说从罗马到长安，总之，在敦煌这个交叉点上，从我们开始——只能说从本阶段开始，包括以后的法良、张议潮、回鹘公主、于阗夫人等等只能选择有生命的方式来抒情、表现”、“我毕竟是女人，我需要依偎着男人的信仰休息”、“谁都知道你来自于《圣经》，现在却站在《山海经》上”之类的叙述，这种笔墨，写意，瑰丽，浪漫。但是，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作者关于沙洲驼队的设计是动人的，“骆驼客的真诚、勇敢和忠义震颤了我，如果说敦煌是驼队的心脏，那么往来穿梭的驼队就是伸展在西部六千大地的动脉、神经和触角”，“骆驼客要怀着恢复汉唐繁荣的梦想周游世界”，可惜在具体表现上，显得力度不够。另外，全书笔墨过于密实，厚积，不够疏朗，多种艺术手法杂交和杂糅，有的成功，有的失之勉强。有些语言不古不今，听来别扭，影响了风格的统一。

关于《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写作，冯玉雷在致我的信中说：“……2003年到2004年，由于某种机缘，我有了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便以农民对待土地和粮食的情怀奉献了全部虔诚，面对自己，反省内照。作为外化的形式就是继续写作——将六年前开始的一次创作活动向前推进，一气呵成，完成初稿，之后，反复修改。那是一段另类幸福的日子，我整天同夸父、西王母、古代高僧、普尔热、斯文·赫定、斯坦因、骆驼客、行为艺术家等神话、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呼吸，共同面临绝境，又重新获得希望，心灵在西部的高天厚土中沉醉、释放”。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定力，他真正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流连忘返。这种定力使他发现了别人难以发现的题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表达形式。每个民族、部落、国家乃至个体，所有的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可是我们发现了多少呢？现在有太多的作家满足于生活中热闹的表象，就像只看到树叶而看不到树干一样。

在通信中，冯玉雷还说：“伟大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其作品里记述了古典时期生存在罗布泊的一种鸟，叫‘湖上牦牛’。这种鸟的生存状态很奇怪，常常积聚力量，然后抒情性地爆发出一连串不断变奏的鸣叫声，像牦牛。‘湖上牦牛’专注地抒情，精疲力竭，瘫倒；再积聚，再抒情，再瘫倒。如此循环。我的写作只在业余，但从情感上来说，也像湖上牦牛。没有人要求我写什么，怎么写，仅仅因为我热烈地深爱人生、自然、文化、梦想，要愉悦，抒情，感恩，工作之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与文字有关的事情上了”。看了这段话，我不由深深感动。这不正是需要在当代作家中大力提倡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