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言传身教

苏轼的父亲苏洵，几次赶考都考运不佳。

庆历六年（1046），朝廷要破格选拔人才，专门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科举考试。苏洵对这次考试寄予厚望，风尘仆仆地赶过去，却第三次名落孙山。

其实，苏洵一直没能金榜题名，跟他适应不了当时科举考试的答题规范有很大关系。

宋朝早期，华美艳丽的文风非常流行。科举考试很看重诗赋，要求考生的作品结构工整、声律谐和；还要求考生死记硬背很多东西，却不管到底实不实用。

苏洵虽然才华横溢，对现实也有很多思考，但是一考试就会被这许许多多的规范束缚手脚。他向来不喜欢堆砌辞藻，对空无一物的“花瓶”文章不屑一顾。而他文风质朴的答卷，在当时很难得到考官的青睐。

结果就是：十年苦读，三次大考，仍然一无所获。

过了没多久，苏洵的父亲，也就是苏轼的爷爷苏序，偏偏在这个时候去世了。苏洵回到家，心里满是悲痛和失望。他拿出几百篇之前写好的文章，越看越难受——为了迎合应试而作文，走了太多冤枉路，到底值不值？

苏洵索性把那些文章一把火全烧了，从头再来。他下了决心，不再为了应付考试而读书，而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博学多识的人。

苏洵取来诸子百家的文章，潜心钻研。他发誓，在真正学有所成前，不再随便写文章了。就这样，又过了七八年，苏洵装满了一肚子的好文字，下笔如有神助，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充满真知灼见。

苏洵对科举考试已经不抱希望，可他对两个儿子依然满怀期待，于是亲自教导苏轼和苏辙念书。

那时，父亲才给两个儿子起了正式的名字。哥哥苏轼，字子瞻；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可是大有讲究的，里面都是父亲对他们的期望。

“轼”是车子前面的扶手。这个零件虽然好像没太大用处，可如果没了它，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父亲注意到，苏轼这孩子不会察言观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希望儿子能像车子的扶手一样，注意掩饰自己，不让内心的想法和才华太过外露。

“辙”是马车在地上轧出来的轨迹。人们驾车总是跟着前车留下的轮子印行驶，不管车子走得顺不顺利，功劳和过错都是车子和车夫的，不会落到车辙的头上。父亲希望小儿子能像车辙一样，低调为人、做事。这样他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也能免于灾祸。

苏洵喜欢倚靠在床上，听两个儿子诵读经典。孩童的琅琅读书声，像是琴弦上流淌出来的美妙音符。父亲一边听，一边及时纠正两个儿子的读音错误。

父亲教起书来非常严格。两兄弟每天的功课，一定要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走，绝不能马虎。有一次，已经到截止日期了，苏轼还没有读完《春秋》。他像是咬了鱼钩的小鱼一样，慌得不行。

苏洵很重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悟性。

苏轼十岁那年，写出了人生中第一篇命题作文——《夏侯太初论》，就三国时期夏侯玄的一个故事展开议论。

夏侯玄靠着柱子写书，外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一道惊雷正好打到柱子上，柱子碎了，夏侯玄的衣服也被烧焦了，可他表情依然很淡定，不慌不忙写着字。

少年苏轼是这样点评这个故事的：有些人，可以在打碎价值千金的玉璧时面不改色，却会在一口锅摔碎时惊叫起来；有些人，可以与猛虎搏斗，却会被毒虫吓得大惊失色。

苏洵很喜欢儿子的这篇作品。苏轼长大后，又在《黠鼠赋》和《颜乐亭诗·并叙》两篇文章里用到了这段文字，可见他自己对这几句话也很得意。

苏洵更重视培养孩子学以致用的能力。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苏轼兄弟也喜欢上了实用的文章，拒绝华而不实的文字。

苏轼喜欢的文学家里，有汉代的贾谊和唐代的陆贽（zhì）。他们议论时政的文章，写得酣畅淋漓又逻辑缜密，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另外，苏轼也受到了孟子和韩愈很多作品的影响。他尤其喜欢读《庄子》，从中得到了许多感悟，甚至经常因为读得入迷，忘了吃饭睡觉。

当时，有一位名臣富弼，是促使辽国和宋朝停战的大功臣。他写了一篇《使北语录》，认为两国交战，国家承受了所有的损失，而功劳全归大臣了，所以，凡是劝君主开战的臣子，都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着想。

苏洵想考考儿子，就让苏轼举个类似的例子。

苏轼对答如流：“汉武帝想讨伐匈奴，大臣严安上书劝阻他，认为这一路征战，即便攻城略地、深入匈奴，大家交口称赞，最终结果也是臣子们得到了好处，损失的却是国家的利益。这也正是富弼先生的看法。”

苏洵对儿子的回答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