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早期罗马史的创作

一 可供利用的资料

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史学家提麦奥斯（Timaeus）眼里，早期罗马已代表遥远的过去。而本卷所研究的大部分时期，即便最早记载它们的罗马历史学家们也同他们所描述的事件间隔了几个世纪。对公元前4世纪末[25]之前事件的史学重构只能依赖于少得可怜的档案材料和口头传说。连李维（6.1.1以下）也承认真实材料的缺乏，将之主要归罪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洗劫。这一说法可能并不正确[26]，但对法比乌斯·皮克托及后来人可能参考过的史料的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献，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前，是稀少且极为不足的。

早期埃特鲁里亚史料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设，罗马史书对埃特鲁里亚材料的使用总的来说只是较晚的事情，并且只是偶尔为之（边码第89页）。即便马斯塔纳和维本奈兄弟的埃特鲁里亚传说（边码第94页以下）在罗马史学传统的主流里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马斯塔纳几乎完全不为人知，而维本奈兄弟也仅仅是哲学故事中关注的焦点。

从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希腊作家们对罗马的建城做了多种记载，一些西部希腊人早期历史中的事件也同罗马相关，但还要等到公元前4世纪末，当罗马史已日益同坎帕尼亚、萨莫奈、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时，希腊文的材料才变得更为丰富起来。普林尼（《自然史》3.57）肯定地说，第一个研究罗马的希腊人是泰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0—前288/285年）。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写的是什么题材，但希腊人的兴趣很可能集中在罗马人当时的对外事务方面[27]，但这种兴趣也可能会反过来激发他们对早期罗马内部、外部历史的关注。根据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1.6.1）的说法，最早研究早期罗马的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的卡尔狄亚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28]，但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无疑是提麦奥斯。他两度处理了早期罗马这一题材，一次是在他关于西部希腊人历史的导论里，另一次是在他写的关于新近出现的罗马、迦太基争雄局面的续篇中。然而，这些内容的出现实在令人费解。提麦奥斯无疑记载了罗马的建城，至少解释了一种建城仪式（在续篇里），并在一处内容含混的残篇[29]里提及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一次“币制”改革。他也许是凭个人兴趣扼要地追述罗马的对外扩张历程，至少包括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的内容，而且他很可能是按照希腊人通常的方式来勾勒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30]然而，他的大部分材料根本上还是来自当地传说，很可能就是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们所能接触到的那些资料，尽管法比乌斯·皮克托等人可能知道并利用了他的著作，但他们的史料基础和这部书也基本是一致的。

王政时期保留下来的档案材料很少，即便是共和早期的史料，其重要性也很可能是有限的。然而，可能存在的一个主要例外是一份共和时期贯穿始终的主要行政官员名录。有些名年的官员，他们的名单显然是为了纪年的需要而保留下来的，因为“fasti ”这个术语后来才指代这些记录，之前是用来描述历法的。从第一个世纪起，这些名年官员们的名录经常被别人连同日历一起出版，其作为年代线索的功能显然使得这种记录从共和伊始就变得不可或缺。然而，如果这份名单从那时起就存在的话，它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的官员顺序是根据现存史家的作品（最重要的是狄奥多鲁斯、李维和狄奥尼修斯）、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的铭文表（特别是所谓的卡庇托林年表，约公元前30年或公元前17年刻在奥古斯都凯旋门上，来自博古学者们的重构，图3），以及相关晚期帝国文献汇编重构的。然而，这些名单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几份名单，加上一些记载所表明的、多达六种官职的共同名录的存在，暗示它们全都来自同一个样本，或至少产生于共同的传统。[31]

图3 《卡庇托林年表》（Capitoline Fasti）残篇，记载了公元前279—前267年的重要行政长官名录。引自Degrassi 1947 [D7]，40。

此外，现存的权威材料中并不存在巨大的分歧或严重的缺略，以至于可以让我们认为，其中包含了根本不同的执政官年表或差别显著的共和时期编年体系。[32]这一点即使对于李锡尼乌斯·马凯尔（边码第7页以下）发现的亚麻书卷而言也是适用的。在我们所拥有该书引文涉及的时期（公元前444—前428年）里，只存在两处明显的不一致。[33]书卷把其他材料中所说的前443年监察官加进了公元前444年的执政官名单里，并在公元前434年一栏提到了两位执政官，而不是三位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在这两处分歧中，我们都无法得知确切的真相，但即便亚麻书卷在该问题上是正确的，也只能证明它们在这些记载中包含了执政官名录流传前期的内容，这些文字在日后被篡改了，以便符合后人对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和监察官职位发展史的重构。更重要的是，尽管马凯尔认为同其主要史料相比，亚麻书卷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古代作家的引用情况无法证明它们是十分古老的文献，并且它们关于米努奇乌斯·奥古里努斯（Minucius Augurinus）在公元前440—前439年担任某一未知官职的记载似乎使我们难以相信它们的可靠程度。

因此，认为现存执政官年表拥有共同源头的假说仍是牢不可破的。对这份史料古老程度的评价有赖于对其内在可靠性的系统分析，但如果其精确性能够站得住脚（边码第173页脚注），那么想要反对它来自早期档案记载的结论就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即便如此，它所展示给早期历史学家们的证据仍十分有限。它至多为研究共和时期的年代顺序、显贵家族的命运、主要官职的构成和平民进入公职的过程提供了指南，但其本身却无法为共和早期的历史提供哪怕是粗略的纲要。

凯旋式名单可能会为对外关系史提供某些更具体的证据。在共和晚期，似乎曾有人把凯旋祭品的清单保存在卡庇托林山的朱庇特神庙[34]里，但我们不清楚这种传统的古老程度。同样无法知悉的是现存的最主要名单，即所谓的卡庇托林凯旋法令，或凯旋记录的根据和可靠性（它被刻在奥古斯都凯旋门上，与卡庇托林执政官年表平行相对，图4）。其中信息的总体可靠程度只能通过对罗马领土、军事扩张史的详细考察来加以衡量，但一份始于罗慕路斯战胜塞尼涅斯人（Caeninenses）之传说的记录显然至少被人做了些许加工，如同其他明显的杜撰和族谱细节所表现的那样。因此，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轻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对于其中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内容应当如此[35]，而它所最终依赖史料的真实性同样很不确定。如果像人们通常假定的那样，它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大祭司的年代记录（不是神庙清单）而获得了这些材料，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共和早期历史中一个更为宏观、更加基本的课题中的一部分：大祭司记录的范围与它们开始真正得到保存的时间问题。

图4 《卡庇托林凯旋记录》残篇，记载了相传为安库斯·马尔奇乌斯（Ancus Marcius）、老塔克文（Tarquinius Priscus）和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举办的凯旋式。引自Degrassi 1947 [D7]，64。

所谓《大祭司年代纪》在罗马文学产生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力求保存一份罗马国家的历史记载的说法似乎不合情理，很可能其主要兴趣只是记录同祭司集团本身直接相关的事务，起初也许就是编制日历，尽管其记述范围并不一定局限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事务上（边码第587页）。老伽图有一次略微提到[Orig.fr.77P （=格利乌斯《阿提卡之夜》11.28.6）]，每年更新一次的记事板上记录的是日月食和昂贵谷物的价钱，这显然与“真正的历史”材料截然不同。当然这不能算是记事板的（至少对于伽图的时代而言）全部内容，而且其他一些意思模糊的引文也表明其中包含了范围相当广泛的公共事务。[36]然而，这也可能是记录范围逐步扩大后出现的结果，我们对于原来记录的那些材料的性质和范围仍然只能猜测。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公告板上不会交代所记录事件的具体细节。

如果记事板在起初主要是供祭司集团内部使用的话，那么其内容的保存工作可能在很早的年代里就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但这类材料肯定不可能来自王政时代（或当时至少未被采用，边码第88页），甚至也不可能出现在共和早期。有作品留存至今的史家们在关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初的叙述中，很少提及某些类型的事件（特别是异象和预兆），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祭司们应该注意到这些的。甚至在李维的作品中，有些年份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件[如4.30.4（公元前429年）]，即便在古代，也有很多人怀疑那些据称来自高卢占领前的文献材料的可靠性。虽然西塞罗（《论国家》1.25）提到一次早期日食时（可能是公元前400年6月21日的那次）引用过大祭司的记载[37]，但某位“克罗狄乌斯”（Clodius）（可能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里乌斯）却宣称，一些被认为是高卢占领之前的宗族谱系记录其实是伪造的，它们是阿谀奉承之徒为那些自称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38]而写的，虽然他并非特指大祭司的年表，但如果相信这些年表能够完整地从那个时代保存下来的话，他是不会这么自信地断言的。李维（6.1.2）在更为谨慎地将早期罗马史的不可靠性归因于大部分祭司纪要（commentarii）已在公元前390年散失时，心里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即便高卢占领事实上与早期真实档案的稀缺毫无干系，这类文献在公元前5世纪是否存在，包含的范围怎样，仍是充满争议的。因此，尽管不能排除当时祭司记录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但贸然接受相关编年史家们的记述仍是过于冒险的。在任何情况下，年代记本身提供的只是粗略信息，因而史学家们后来的添油加醋还是会使我们难以放心地将任何一个具体事件同这份史料对应起来，即便我们假定（事实上是充满争议的）早期史家们全都充分利用了这一材料。[39]

其他祭司文献的保存情况（包括仪式颂诗），如李维的证据所显示的，也同样存疑。祭司名单和祭司活动的记录可能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就得到了保存，尤其作为一种程序规范被保持下来（边码第577页），但是否像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8.56.1）所说，它们或其他档案（例如，献祭铭文或大祭司记事板）定期颁布以便提供诸如捐建神庙这类重大事件的详细报道，考虑到现存传统的特点，这一点仍无法得到证实。有些早期的神庙铭文保留了下来，但我们不知道，在那一时期，捐建者的名单是否会在罗马的建筑物上留下记录[40]；如果的确如此的话，会不会有许多名字在日后的重建中被抹去。一些神庙地基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属于王政早期的，但总的来说，现存的史料很少或并未认真地介绍公元前7世纪末公元前6世纪初的神庙建造情况[以及罗马公共景观的重大演变（边码第75页以下）]。此外，这些史料显然漏掉了目前被考古发掘出的一些圣所，而且没有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被史料归入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世纪初的神庙确定属于这一时期，唯一的例外是卡斯托尔神庙。[41]即便是关于年代、个人献祭情况的具体文献材料也常常彼此矛盾、年代混乱，或在其他方面无法令人满意。例如，显然属于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4世纪初的农神庙被格利乌斯认为建造于公元前501年，在瓦罗看来建于前498年，狄奥尼修斯和李维则认为是公元前497年。[42]尽管如此，考古数据确实表明，历史学家们正确地揭示了下述事实：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初是神庙建造的一个主要阶段，随后是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他们把某些神庙归在这一时期的做法并非令人难以置信。可以想象，有些献祭者的名字或献祭日期能够通过某种形式流传下来[43]，而关于某些圣所的不同记载则是由于重建（在这一时期非常频繁）或对一份真实记载的改动而造成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圣所明显（或我们推断）的古老面貌暗示我们，它们应该属于王政时期或共和初年。即便在罗马共和晚期，前代的物质遗产还是富有感染力地向人们展示着它的过去。

其他的铭文证据十分零散（边码第13页脚注），似乎还未被历史学家们加以系统利用。它们几乎是作为无关紧要的因素被援引的，这表明它们经常被编入一种基本轮廓大致确定的叙述体系中。李维援引博古学者辛奇乌斯记载的每年在卡庇托林神庙的墙上钉钉子的规矩，以便勾勒出这种仪式的简史（Livy 7.2.4以下），他的做法非常典型。狄奥尼修斯作品中（《罗马古事记》7.95.1以下）插入的所谓拉丁同盟条约也是如此。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档案文献大多遭到了忽视，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表法；对于古代作家们来说，战争和政治才是个人展示才华、赢得声名和观察历史发展和国家成就的领域，法律和社会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只占很小的篇幅。

口头传说（主要是罗马的，但也有拉丁人的，甚至埃特鲁里亚人的）对于建立罗马史叙述可能做出的贡献还有待全面评估，特别是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就罗马本身而言，这些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关于建城神话的早期流变（边码第56页脚注）。这一传统也反映在更早的，有时是断章取义的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希腊文材料中。亚里士多德听说在高卢占领后拯救罗马的鲁奇乌斯（Lucius），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也套用希腊的题材讲述了负伤的盖厄斯（Gaius）在佩乌凯提人（Peucetii）入侵罗马期间杀死敌军首领的故事。[44]提麦奥斯讲述的历史上的罗马也是如此，无论其论述的范围究竟如何，本质上肯定是建立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上的（边码第89页）。

至于这些信息有多可信或多广泛，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大部分与早期历史有关的，可能来自民众信仰的传说只是为追本溯源而进行的杜撰（也是激发后世历史学家和博古学者灵感的永久泉源）。有些划时代的事件，如推翻王政和高卢占领，可能被人们记住了，并逐渐丰富起来；而为平民官员所享特权辩护的需要也可能制造了关于他们起源的生动口头传说，尽管那是一个需要结合形势变化而不断改写的传说。有些记忆（同样是不断改写的对象）也要在保持其性质（历史的或传说中的）的同时，在情节方面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进行修改，尽管老伽图所说的著名英雄“颂歌”对历史学家们帮助不大（至少是直接地，边码第88页）。在更普遍的意义和更普遍的层面上，人们倾向于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在一个传统的，基本靠口头进行交流的社会里，贵族集团内部会逐步建立起一套关于罗马内政外交发展历程中的主要阶段或里程碑的普遍共识。[45]但如果是这样，这种认识涉及的也只会是一些非常笼统的事件，它将会是富于选择性（而且不可预料）的，而且也会是含糊的和可塑的，将根据变动社会中的观念和需要而被不断重新解读和修改。此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最早的史学家们不会改动特别是扩充这些早就存在的传统说法，如果这样做似乎有其正当理由（无论何种理由）的话；如果这些改动足够令人满意，保存了传统的爱国精神、道德品质，或在其他方面引人入胜的话，它们也会被后来的作家们所承袭，毕竟，即便这些版本里包含了大量杜撰材料，后人也很难找到专门的证据把它们推翻。

可以确定的是早期共和历史中流传的家族业绩，包括阿提乌斯·克劳苏斯（Attius Clausus）在公元前504年迁入罗马，或法比乌斯家族于公元前477年在克莱迈拉（Cremera）被威伊人击败的事件[除了个别传说中的氏族祖先同诸王有着联系外，这些材料在王政时期是非常稀少的（边码第89页）]。这方面的真实信息起初必然是口头流传的。著名祖先的肖像，可能还要配上记录他们业绩的铭文，装点着共和晚期贵族家族的厅堂。但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些文物来自共和早期，并且可供参照的葬礼铭文只用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以后的人物（即便是早期最著名的例子），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公元前298年执政官）的葬礼铭文也同李维的叙述存在严重分歧（边码第377页）。没有可靠的材料表明，公元前3世纪之前的葬礼演说曾得到过保存，而其他家族记录范畴内的档案，诸如狄奥尼修斯（边码第14页）所引用的公元前393/前392年人口普查记录，很可能是伪作。罗马贵族家庭可能像此前的塔克文家族一样[46]，骄傲地宣传他们的光荣过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成就，这些记忆或宣称可能会保存在共和早期的布鲁图斯（Brutus）、科里奥拉努斯（Coriolanus）或塞尔维利乌斯·阿哈拉（参见图5）的故事中；但在现存文献中，许多显然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年代里曾经声名显赫的人物的生平依旧晦暗不明，这说明具体的家族史材料并不存在，或虽存在却未被史学家所利用。此外，现存的这类材料都受到严重的怀疑（西塞罗《布鲁图斯》62；Livy 8.40.2以下），特别是那些来自葬礼悼词的内容（家族的过去在那些作品里得到了尽情的夸耀）。虽然一些真实的业绩可能会被后人牢记，但史学作品中能够辨认出来的家族史材料通常是更值得我们去加以怀疑的，至少在细节方面如此。

图5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Iunius Brutus）的钱币，画面描绘了他的著名祖先L.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C.塞尔维利乌斯·阿哈拉，可能是为反对相传庞培具有的独裁野心而做出的姿态。

二 重构历史的技术

即便做最乐观的估计，记载早期罗马历史的史学家们也必然面对可靠信息严重缺乏的状况：几份偶然出现的铭文材料及其他档案（如果还有的话），也许再加上部分希腊文（甚至是埃特鲁里亚文字）文献材料，一份执政官年表，以及从某个未知年代开始出现的《大祭司年代纪》。正如此前的提麦奥斯可能做过的那样，他们会把若干罗马基本制度的创建归在王政时期内；他们也或许建立或重述了罗马内政外交发展的宏观轮廓，这些记载被后来的史学传统所吸收。然而，不可避免地，他们对公元前3世纪之前罗马历史的叙述是受局限的，按照狄奥尼修斯的说法（《罗马古事记》1.6.2），他们只能“概述”罗马从建城到他们自己生活年代之间的事件。

更为广泛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末公元前1世纪初。它反映了按照受人推崇的希腊化时期样本去书写具有可读性的、信息足够丰富的历史作品的需要，并使得历史可以更好地完成伦理教育的专门需要。人们觉得，历史不应只是编年记录，这一看法已由塞姆普洛纽斯·阿塞利奥（Sempronius Asellio）在公元前2世纪末提出[残篇1P（=格利乌斯《阿提卡之夜》5.18.7以下）]；它应当提升、教导读者的品格，塑造他的情感。史学家应当解释他所叙述的事件，特别是有关人物动机的部分；他应当发展和突出对道德层面的关注，展示大量的细节，不仅要保证其作品的可信度，还要在听众或读者面前显得栩栩如生。[47]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点，添枝加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在理论上应受到谴责，但在缺乏具体史料的情况下，大规模重构历史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后世编年史家们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在现存的共和早期政治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也是最可能进行添油加醋的地方[48]）。关于政治冲突及其原因的理论，先入为主的道德观念或对人类性格、行为的片面假定提供了基本的线索，但在具体事件的重建方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特定的模式。有时，他们会借助希腊文的同类作品来达到史学或文学上的效果，就像最早的历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边码第214页），但史学家们主要是从晚近的罗马历史中借用精彩片段，扩充内容，甚至照搬整个情节。因此，早于森都里亚大会几个世纪的众多保民官诉讼案似乎不过是共和中期的伪托而已（边码第222页），而主要针对贵族霸占公地的，共和早期土地所引发的骚乱则可能主要是以公元前2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紧张矛盾及其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为模板重构的（边码第238页）。

对遥远往事必不可少的追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观点。例如，狄奥尼修斯接受了一种（或数种）显然不利于苏拉，而对恺撒有所偏袒或宽容，并对谋害他的凶手布鲁图斯横加指责（其所谓的平民派祖宗一直受到嘲弄）的传说。对那些极富争议历史事件的处理也可能会受到限制，以便把它们作为当下政治观点的先例来使用（例如，参见边码第183页脚注35）。然而，由于早期罗马史显然受到的轻视[49]，我们不能认为其编年体系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宣传。当史学家们从当代或晚近的历史吸取经验时，那仅仅反映了他们对可能合理的解释细节的探究——这是被狄奥尼修斯（及其他人）奉为史学家核心任务的准则：只有当前的历史才能引导人们认清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

文学方面的影响也变得日趋重要，不仅在布局谋篇、题材处理和具体情节的侧重点方面如此，在整体叙述的结果统一性方面也是一样。处理某些循环出现的题材尤其是个省事的办法，可以被用来设计某一类型的情节，或至少为它们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达到文史兼备的效果。在李维的著作中，外患消失将引发内讧的观念构成了一条题材的主线，使他得以将支离破碎的原始材料捏合成一个整体（尤其是在第2卷中）。与此类似，关于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职位从起初就对平民开放的错误观念（边码第193页）构成了一系列杜撰出来的贵族、平民争夺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或执政官（完全属于贵族阶层的）任命权的斗争的基础，以便解释这两个职位之间非常规的互换现象。

尽管某些事件偶尔确实遵循了大体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整部情节的虚构式重复在早期历史叙述中并不少见，虽然作者会出于文学修辞的考虑而在个别情节上做出改动。出现这种复制情节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确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彼此矛盾的编年体系（边码第349页），不同传说版本的融合，或只是对某一陈旧主题的简单重复。例如，李维对战役的叙述便是这方面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它们在为数有限的备选情境基础上精心制造出不同变体，正如其中经常出现的，与年代不相符合的证据所表明的，它们只能是李维或其前人想象的产物。

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灵感来源是诸贵族家庭对其在共和早期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传说，如法比乌斯、波斯图米乌斯、李锡尼乌斯氏族等。在这方面更为臭名昭著的是瓦勒里乌斯氏族。早在瓦勒里乌斯·安提阿斯进一步美化他们的过去之前，这个家族似乎已经巩固了其所谓的在建立社会自由、促进政治和谐和提供制度保障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声，这主要是通过瓦勒里乌斯·普布利科拉（公元前509年、前508年、前507年、前504年执政官）和瓦勒里乌斯·波提图斯（公元前449年执政官）完成的。对于普布利科拉特别有利的是，人们普遍倾向于把主要机构和民众权利的出现归到共和初年，并把他的政治生涯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革新广泛地联系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颁布了一项针对执政官迫害百姓提起申诉的法律（这是对公元前300年颁布的同一条法律的复制），以及对于非法追求王权的人严惩不贷的法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狄乌斯氏族经常受到贬损。现存关于十头之一克劳狄乌斯（边码第227页）和克劳狄乌斯·凯库斯（Claudius Caecus，公元前307年、前296年执政官：见边码第395页脚注）的各种叙述版本中，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被视为企图煽动民众以攫取个人权力的野心家。然而，这些内容被另一种氏族形象所掩盖，他们往往被描绘成一群傲慢、自负，始终蛮横地仇视平民的贵族。这一传说的作者已无从得知。其中包含的那些类型化的争论和态度，加之西塞罗显然在公元前46年之前不知道该说法的事实，似乎暗示它仅仅出自一人之手，并且是生活年代相对较晚的一位编年史作家创作的，但这两种设想都不是定论。重要的是，该传说揭示了编年史作品的创作过程；同样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现存史料的总体特征与其说在于其细节真实可信，不如说在于其想法意味深长。

三 结论

古代世界借以重构早期罗马史的材料极为匮乏，加之史学家们缺少系统的批判方法，随心所欲地杜撰往事，并日益追求文学效果，这些事实使得对现存史料的严格批判成为一切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对它们价值的评判不仅依赖于对其内部一致性和本身合理性、其言外之意、前提与方法、同其他材料的兼容性、可能存在的年代错乱现象，以及其中包含的具体传说流传过程（在通常所能达到的界限内）的仔细研究，并且也应包括分析真实材料的数目与范围（它们是相当有限的）。这些材料可能从早期罗马流传下来，至少可以在我们考察某一史实的可信度之前说明，这样的信息是有可能被保存下来的。例如，我们不应当接受那些无法设想会被保留下来的细节，而抛弃现存史料中那些更为可靠的内容。

虚构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数字（边码第136页）表明，罗马史学家们很清楚，罗马在早期要弱小得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过分高估了它当时的人口数目）。无论如何，罗马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才得以控制意大利中部的事实，以及它在前两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经历无法支持下面的观念，即它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冷酷无情而一帆风顺的扩张史。事实上，在现存材料中，那场大灾难（高卢占领）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即便爱国热忱（部分地）使作家们极力隐瞒城市被占的事实（边码第307页）。此外，哪怕编年史家们对早期罗马史的重构经常是他们道德理想的反映，通过对那些基本未变要素的回溯，通过对相对谦逊的农耕聚落典型特征的描述，以及通过现存制度或一般可能性做出的推断，这种建构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接近事实真相的。因此，即使是一些并非异常的材料也有可能是历史学家们自己的创造。据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一些细节是无法精确流传下来的。不同版本之间时常出现的差异似乎表明（尽管它们无法证实），这些记载仅仅反映了编年史家们试图制造貌似可信且可读的历史作品的尝试。

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即便恰当地、一以贯之地应用史料批判的原则，我们对史料的评估结果也会存在巨大的分歧，无论在总的文学传统还是具体信息方面都是如此（正如本卷中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方法所显示的那样）。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对共和早期各种记录（尤其是祭司年表）是否存在，是否得到利用的质疑。然而，虽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仅靠这些记录莫须有的存在也还是无法证明，李维、狄奥尼修斯笔下共和早期历史的基本纲要是可信的。相反，这些记录的存在倒是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纲要的可靠性，正如其他批评所指出的那样。

因此，现代历史学家主要的关注点应该在于对文学传统的批判性剖析，更重要的则是那些非文字史料，它们是编年史材料的试金石，并在诸多领域为重建历史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基础。这些史料中最为重要的是政体、法律和宗教方面的制度与习俗，它们如化石一般，从遥远的过去生存到了晚近得多的年代；执政官年表（需留有余地）；古典作品中保留的，且其年代与真实性可信的法律、规章及其他档案材料；现代的语言学研究；考古发掘和探索成果；以及（尚待全面研究的）来自其他社会的，可供比较的信息。对于早期罗马史的许多方面而言，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稀缺和不足的。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图景必然是有局限的、不完美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是假想的。因此，至少对于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的时代而言，详细的政治或军事史撰述都很少有人问津。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总体趋势和发展过程，它们对于理解早期罗马更为重要，即便在相关阶段的确切年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不过，这种研究的范围并不由罗马编年史家们的题材所决定，因此也不受他们的限制。诸如罗马和整个意大利中部定居点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城市国家的出现，罗马的经济、社会结构，它的宗教、法律制度，它的文化生活及其影响等内容在古代历史学家眼里，充其量也不过是次要的关注点。现代研究会认为它们更为核心，也更富于成果，因为，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与这些题材相关的，来自非编年史材料的信息经常能帮助我们提出相关的问题，甚至形成合理的假说。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在中意大利整体发展的背景下去理解罗马历史。这一题材原本已十分重要，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它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本卷所描述的这段时期既包括罗马自身的历史，也包括被罗马置于其霸权之下的意大利诸民族历史。

（吕厚量译 胡玉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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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格尔维教授主要负责第一部分，德拉蒙德博士负责第二部分。奥格尔维教授去世后，第一部分的手稿由德拉蒙德博士加以编订，但其基本内容仍保留原貌。

[2] Cf.Rambaud 1953[B147]，75ff.

[3] 关于相关可能，见Perl 1957[D25]，162ff。

[4] 如斯图亚特·琼斯（Stuart Jones）在《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第七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318页所述。

[5] 晚近得多的卡西乌斯·狄奥（公元3世纪早期）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仅存残篇，并有部分保留在12世纪佐纳拉斯（Zonaras）提纲挈领的世界史著作里（他同时也使用了普鲁塔克）。此书多从前人作品衍生而来（尤其源自李维），但偶尔也有一些佚失的内容通过这部书保存下来。

[6] 见Jocelyn 1972[B81]，997-9；参见Skutsch 1985[B169]，2以下（公元前184年）。

[7] Manganaro 1974[B101]，389-409；1976[B102]，83-96.

[8] 最著名的是Alfõldi 1965[I3]；见第248页以下。

[9] “大祭司长曾经负责记录每一年的每一件大事，直到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担任大祭司长的时期为止。”

[10] 也有不同的理解，见Walbank 1957-79[B182]，1.665（注波里比阿6.112.2）。

[11] Frier 1979[B57]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博古学者维利乌斯·弗拉库斯（Verrius Flaccus）是作者。

[12] 特别是格涅乌斯·格利乌斯，有人说他至少写了97卷作品。然而，查瑞修斯（Charisius）引用他的相关文字来自第27卷（Gramm.p.68B）。

[13] 或21卷。普里斯奇安（Priscian）论皮洛士时提到的第二卷（Inst，13.12，GL3，p.8K）肯定有文本错误。

[14] 参见第21页。夸德里伽里乌斯的第一卷可能涵盖了从公元前390年起4世纪大部分时间段里的史事，他只在讲到萨姆尼特战争、皮洛士战争和布匿战争时才开始了详尽而连贯的记述。关于对其史书的评价，以及他同盖约·阿奇里乌斯关系的问题（他可能将此人的希腊文史作品部分或全部译成了拉丁文，见Livy 25.39.12；参见35.14.5），见Zimmerer 1937[B194]；Klotz 1942[B89]，268-85；Badian 1966[B6]，18-20（强调他因爱国情绪而歪曲史实和嗜好趣闻逸事的写作特点）。

[15] 李维书中关于公元前444—前428年行政长官名单的内容曾四次引用过亚麻书卷（参见边码第18页）。至于原书在年代上超出这个断限多少，是否包含行政长官名单之外的东西，我们已不得而知；从Livy 4.13.7看，书中至多只包含简要的说明。

[16] 见Ogilvie 1965[B129]，16-17；570-1（论Livy 4.23.1）。

[17] 关于早期罗马史的“瓦罗”编年体系和其他年代系统，见边码第347页以下；边码第625页以下。

[18] 关于文字传入中意大利的问题，参见Cristofani 1972[G43]，466-89；1978[G45]，5-33；及Ridgway与Ridgway 1979[A111]，373-412。

[19] 例如，科米提乌姆（Comitium）的拉皮斯·尼格尔（Lapis Niger）圣所石柱上的6世纪初铭文显然描述了对亵渎神圣行为的惩罚，但缺乏完整的说明。

[20] 深入的讨论见边码第94页以下（观点与此不同）。

[21] Torelli 1971[G499]，第44页以下。

[22] 罗马的姓名体系是逐渐变得完备起来的：最初的单名[日后的“首名”（praenomen）]逐渐配上了族名[nomen gentile；起初是父名（第98页）]。世袭的附加名（姓，cognomina）出现的时期无法确定，但在共和时代未被强制采用或通行于世；在埃特鲁里亚地区，早在公元前6世纪已偶尔有人使用姓[M.帕洛提诺，Gnomon 36 （1964），804]但在公元前3世纪前的铭文中尚不普遍。它们之所以在罗马成为世袭名字，可能主要是为了区分同一“部族”（clan）下的不同支派，因此不同的氏族（gen）有着不同的姓（有的氏族从未使用姓）。因此，现存名录中所有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行政官员都拥有姓的现象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并且，由于官方铭文中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记录姓，它们在三个世纪前的文献中出现是极为可疑的。

[23] 然而，关于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和“商业”纽带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社会、政治结构的统一性，学术界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边码第187页）。

[24] 但参见边码第22页注1。

[25] 从这一时期开始，更为广泛和可靠的档案、口头材料，加上同时期希腊史家对罗马史兴趣的日益浓厚，为历史学家们的记载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第311页）。

[26] Castagnoli 1974[E85]，425-7；另见下文，边码第308页。

[27] Frederiksen 1968[J47]，226-7.萨摩斯岛的杜里斯（约公元前340—前260年）显然记载了罗马于公元前295年在森提努姆对埃特鲁里亚人、高卢人和萨姆尼特人的胜利。

[28] 参见Hornblower 1981[B78]，第140页以下。

[29] Jac.FGrH 566 F61；参见De Martino 1977[H23]，51-3；另见下文，边码第417页。

[30] 埃拉托斯特涅斯对迦太基、罗马卓越的行政统治的暗指[Feog.11C 24 Berger （=Strabo，1.4.9，p.66C）]证实了早期希腊人对罗马国家模式的兴趣，也很可能反映了一些前人对这一题材的研究成果。

[31] Beloch 1926[A12]，第4页以下。与名单前面许多官员“首名”和“姓”有关的不确定性并不削弱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家姓。事实上，“姓”的出现可能来自后世的重构。进一步的讨论见第627页以下。

[32] 边码第173页以下。

[33] Livy 4.7.12 （cf.Dion.Hal.Ant.Rom.11.62.1ff）= Licinius Macer fr.13P；Livy 4.23.1 ff= Licinius Macer fr.14P；Aclius Tubero fr.6P.关于公元前444年官员名单的问题，见第174页脚注8。

[34] CIL 12，78 （Henzen）.

[35] 关于公元前5世纪后内容可靠性的辩护，参见第289页脚注。

[36] 相关内容参见Cic.De Or.11.52（上文，第6页）；Serv.Aen.1.373。

[37] Skutsch 1974[B167]，78-9；1985[B169]，311-13.

[38] 普鲁塔克，《努马传》，1。

[39] 关于较少疑古色彩的叙述，见上文第6页脚注。

[40] 狄奥尼修斯所说的（Ant.Rom.v.35.3）M.荷拉提乌斯·普尔维路斯在卡庇托林神庙的“（留下铭文）”也许只意味着他因献还愿祭而保住了信用（见K.Hanell，Le origines de la r épublique romainte 1967[A98]，41）。

[41] 博阿里乌姆广场上大母神庙和命运女神庙的一个阶段也许与传统是吻合的；但完全按照其著名建造者，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生平建立的年表是无法在文献记载中找到可靠基础的。与此相似，尽管有人认为一些公元前6世纪的附属建筑属于卡庇托林神庙（公元前509年），清晰的证据却并不存在。关于卡斯托尔神庙的情况，见Nielsen与J.Zahle，Acta Archaeologica 59（1985）1-29。农神庙的最早阶段目前正在发掘当中。

[42] 参见Gellius fr.24P （= Macrob.Sat.1.8.1）；Varro ap.Macrob.Sat.1.8.1 （cf.Dion.Hal.Ant.Rom.6.1.4）；Livy 2.21.2；Dion.Hal.Ant.Rom.6.1.4；Macrob.Sat.1.8.1。

[43] 参见两位希腊艺术家在公元前5世纪初谷物女神庙上的签名（Pliny HN，35.154；Le Bonniec 1958[G360]，257ff）。

[44] 亚里士多德，见Plut.Cam.22.4；Callim.Aet.4 fr.107 Pfeiffer；cf.Fraser 1972[A52]，1.763-9。

[45] Cornell 1986[B35]，82以下。

[46] Torelli 1975[B266]，96-7；Cornell 1978[B209]，173.

[47] 虽然许多内容是通过西塞罗才第一次明确地进入现存拉丁文学作品的，但它们在希腊化时期已广泛出现。公元1世纪初史家残篇及现存史料的特征表明，它们在这一时期业已部分或全部出现[参见Badian 1966[B6]，18-23；11-12（格利乌斯）]。事实上，精心扩展最早史作中个别插话的做法可能在希腊化时期史家中十分流行[Walbank 1945（B181），第12页注；但参见J.Poucet，Historia，25（1976）200页以下；G.P.Verbrugghe Historia，30（1981）第236页以下]。

[48]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某些重大事件[如大批平民在公元前400—前396年突然暂时占据了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职位（第239页）]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或进一步解释。

[49] Cic.Leg.1.5 ff；Livy Prae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