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存证据

一 文献资料

关于这一领域，存在三条（也可以说是四条）主要的史学线索——希腊、罗马、埃特鲁里亚和迦太基。迦太基的史料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它们可能被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转手引用过，却没有任何独立的部分留存至今，或可被复原。现存于里昂（ILS 212）的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一篇著名演说中，引用了“托斯卡的作家们”（“auctores…Tuscos”）关于马斯塔纳（Mastarna）和维本奈（Vibennae）的传说（边码第94页以下）。还有几处提到埃特鲁里亚史学家的例子；十分惊人的是，克劳狄乌斯的说法得到了埃特鲁里亚伍尔西城弗朗索瓦墓中壁画的证实。然而，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或前4世纪的埃特鲁里亚作家的证据。克劳狄乌斯所谓的“托斯卡的作家们”只是一些有着埃特鲁里亚背景的渊博学者，如在公元前1世纪从事创作的凯奇纳（A.Caecina）。我们无法重构他们的著作，也无法判断其可信程度。

相反，希腊人很早就已听说过罗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知道高卢人在公元前390年攻陷罗马的事情，一些次要作家也对罗马的建城传说很感兴趣。有一两位早期希腊作家十分重要，尽管他们的作品并未保留下来。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licarnassus）的史书里有一大段离题的内容，讲述了库迈僭主阿利斯托戴穆斯（Aristodemus）以及他在阿里奇亚（Aricia）附近打败埃特鲁里亚君主波塞那（Porsenna）的事迹（约公元前504年）。其史料显然是希腊文，并且很可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创作的。如果那不是一位当地史学家，他就很可能是陶罗麦尼翁[Tauromenium，即西西里的陶尔米纳（Taormina）的提麦奥斯（Timaeus），此人写过关于西方希腊人和皮洛士的著作。提麦奥斯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尽管他在其写作生涯（他自称是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雅典过着流放生活（波里比阿，12.25d.1：可能是约公元前315—前264年）]，他始终保持着对大希腊的兴趣和联系。他对罗马势力的增长可谓耳熟能详。

另外四位希腊史学家对于我们掌握早期罗马的相关知识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尽管他们都是在罗马建立自身的史学之后才开始写作的。第一位是波里比阿，生于麦加伦波利斯（Megalonpolis，约公元前210—前200年），他在公元前167年作为政治嫌疑犯被罗马人拘捕（28.13，9-13）。后来，他与许多罗马显贵结交，特别是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并撰写了一部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夕直至公元前146年的详细历史。在撰写早期罗马史和布匿战争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似乎主要运用了罗马人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和希腊人菲利努斯（Philinus，见边码第468页脚注释，主要是关于罗马—迦太基事务的部分）的史料。很有可能，尽管他对提麦奥斯批评尖刻（12.3-16），他还是不时地大段参考了他的作品。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利用了其他罗马历史学家的材料，如辛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Cincius Alimentus），阿奇利乌斯（C.Acilius），卡西乌斯·赫米纳（L.Cassius Hemina）或伽图（Cato），但他对博古学者阿尔比努斯（A.Postumius Albinus，公元前151年执政官）用希腊文撰写的“实用史”[pragmatike historia，即政治（军事）史]非常熟悉，并持批判态度。作为科学的和富于批判性的研究者，只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堪与波里比阿匹敌。不幸的是，在波里比阿创作的40卷《历史》中，只有6卷大体保留了下来，而涉及早期罗马史事的第六卷又恰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我们无法看到他全面、连续的叙述，从而得知波里比阿对于最初几个世纪罗马历史的观点究竟如何。即便我们手头拥有的部分也显然带有历史哲学色彩，这种历史观归根结底来自柏拉图，它认为各个时代注定是循环往复的，不过，它对命运之神（Tyche）插手人类事务的作用态度微妙，很可能前后不一，因而变得复杂难懂。

无论如何，波里比阿的思想对后来有关罗马历史发展的叙述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对西塞罗（Cicero）《论国家》一书的影响最为显著，此书写于公元前54—前51年，只有残篇存世。这部作品对一种包含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的政体展开正式讨论，它们都在王政时期已有所体现，但直到早期共和时代才得以达到真正的平衡。该主题整体上得益于波里比阿在第六卷中的辩论，尽管西塞罗对政体中各成分的作用评价更为积极（而对波里比阿而言，它们主要是互相牵制的）并主要强调道德品质在维持政体平衡中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在历史细节部分，西塞罗可能同时利用了晚期编年史家和波里比阿的材料；因此，他的作品不能被用来填补波里比阿文本中的残缺部分，或被当成研究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甚至更早时已经出现的史学传统的可靠向导。[2]

与波里比阿一样，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因生于西西里的阿古利乌姆（Agyrium）而得名]也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40卷（其中15卷完整）的史书。但很明显，他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30年或更久）是在罗马度过的（可能从约公元前70年开始，至少到公元前36年）。它是一部“世界史”，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所有国度的史事。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它缺乏原创性；在介绍早期罗马事务的部分（保存完整的部分只有按照瓦罗纪年推算的公元前486—前302年）里，迪奥多鲁斯以一位未经证实的史学家的作品作为主要（或唯一）的史料来源。[3]行文简洁和他的叙事风格是否表明他依赖于一位早期的编年史家[4]，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因为这可能仅仅反映了他对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的罗马历史相对轻视而已。（边码第310页）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生于公元前60年。公元前30年，亚克兴之役决战之后，他以著名修辞学家的身份来到罗马。他似乎成功地进入罗马精英文学批评界，但他也对罗马史怀有深厚的兴趣，并通过22年的研究撰写了一部20卷的《罗马古事记》。其中11卷保留至今，叙述直到公元前444年的历史；其他9卷存有摘要（全书叙述结束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之际）。狄奥尼修斯跟他的同时代人李维基本使用了同样的史料——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编年史家们（见下）——但他拥有一些关于王政时期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并在介绍前王政时期的罗马时，使用了菲莱库德斯（Pherecydes）和叙拉古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Syracuse）等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特别严谨[参见《罗马古事记》1.32.2；32.4；37.2；55.2；68.1-2 等]，引用的著作超过50种。

然而，他既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道德化修辞学家。他的作品形式上由“内政”和“外交”事务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因包含了丰富的演说词和对历史事件的详尽（同时也是失实的）重构而闻名于世，既可作为政治家的指南，也可作为文学消遣读物的素材。狄奥尼修斯对政治发展的研究成果往往仅限于零星的评论，而非系统的哲学观点；但他仍然深受希腊政治理论和史学传统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例如，他会偶尔借用这样的观念（又是受波里比阿的影响），认为罗马的政治结构是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而成的；又如他对政体创新及其重要意义的讨论十分详尽，他对法律形式也特别关注。他对贵族借以巩固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样兴趣浓厚。总之，希腊传统赋予了其作品鲜明的政治色彩，塑造了他对于政治冲突所持的坚定的、时常近于玩世不恭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甚至偶尔超越了他同情贵族的基本立场，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含而不露、点到为止。

最后一位是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年，普鲁塔克出生于中希腊的喀罗尼亚（Chaeronea），青年时期曾在雅典求学，并云游四方，还到过埃及和意大利。他对历史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其中既包括神话人物如罗慕路斯（Romulus），也有历史人物（如尤利乌斯·恺撒）。这些记载的价值不会高于他所运用的史料（何况普鲁塔克还改写了他的材料，以使之达到自己追求的艺术与道德训诫效果）。尽管他利用了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等人现今仍保存完好的作品，但他也接触到了不少已经佚失的著作；并且，他的行文中不时呈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具体细节，这一切使普鲁塔克成为一位至关重要的权威人物。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宗教、哲学和道德话题的作品，他的《罗马问题》则包含了许多从前与早期罗马宗教有关的信息和思考。[5]

罗马史学始于公元前3世纪末。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最早的历史作品是一部写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史诗，作者是参加过战斗的坎帕尼亚人（Campania）奈维乌斯（Naevius）。尽管这是一部富有戏剧性的作品，看起来却很真实。其后又出现了另一部史诗，来自卡拉布里亚（Calabria）鲁蒂埃（Rudiae）地区的恩尼乌斯（Q.Ennius）创作的《年代纪》。恩尼乌斯用18卷篇幅记载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罗马历史，前三卷记载埃涅阿斯（Aeneas）的传说和王政时期，接下来的两卷记录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涉及王政时期的若干残篇显示出，他对几个重要事件做了详细记述。但恩尼乌斯关于早期共和时代的叙述不太精彩，显而易见他的主要兴趣在军事方面（可能在他之前的散文史学家也是如此）。关于他的作品后来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史料，现在还存在很大争议，但《年代纪》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拥有众多读者。由于它明显侧重于记述古代的传统行为、罗马的宗教制度和军事成就、个人的英雄主义与声望，它必然会对罗马人看待历史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

《年代纪》可能动笔于约公元前187年[6]。如果是这样，几乎可以肯定，恩尼乌斯可以读到Q.法比乌斯·皮克托（Q.Fabius Pictor）所作的第一部散文体历史。法比乌斯曾于公元前216年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德尔斐（Delphi）[阿庇安（Appian）《汉尼拔战争》，27]。他的作品已经佚失，但陶尔米纳一所图书馆[7]里的一段铭文概括了该书内容，再加上狄奥尼修斯、李维和其他历史学家对它的引用，使得我们可以看出其作品的范围、史料和写作目的。法比乌斯用希腊文写作，当时只能用这种文学语言进行创作，意在全世界，尤其是希腊世界，把罗马塑造成一个文明开化的、强大的民族。他的写作时间可能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末期，更可能是在战后不久的日子里，无论如何，其目的带有沙文主义特征。法比乌斯的注意力集中于罗马建城的传说和自己生活年代的事情，而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对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事件的详细叙述，这可能是因为缺乏史料的缘故。有人指责法比乌斯对早期罗马历史进行大规模伪造[8]，但现存的残篇只能说明这是一个莫须有的指控。

法比乌斯的后继者是辛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Cincius Alimentus），但我们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也用希腊文写作，曾被汉尼拔俘虏，并且是一名元老。保存至今的残篇只有五段，但它们同样只对古老传说（残篇第3—6页）和当时的布匿战争（残篇第7页）感兴趣。早期共和时期史的空白依然存在。至于阿奇里乌斯（C.Acilius），另一位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用希腊文创作《罗马史》（res romanas）的元老；以及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Postumius Albinus，公元前151年执政官），一位致力于学习希腊语言和从事希腊研究（波里比阿，39.1）并撰写罗马史（见第2页）的学者，没有任何重要信息保留到今天。

新的开端始于老伽图（M.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公元前149，公元前195年执政官，公元前184年监察官），他是第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学家。至少在处理前代历史的时候，伽图放弃了编年史家的方法（那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史家通用的方法），不再逐年记事，而展示出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前三卷介绍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建城。伽图在此不仅利用了传统神话，并且努力搜寻了原始档案[如fr.P中在阿里奇亚（Aricia）献祭的拉丁城邦名单（边码第272页）]。第4、5两卷讲述迦太基战争，一直记载到公元前167年。作品的出版年代无法确定，但其布局引发了一个令人无法解答的问题：伽图究竟是如何处理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呢？

在此后一代人的光景中，历史学家们似乎没有取得多少进展。阿奇里乌斯和波斯图米乌斯只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形象；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的一位后人（或许是努麦里乌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可能把前辈的若干或全部作品译成了拉丁文；卡西乌斯·赫米纳（L.Cassius Hemina，盛年期约在公元前146年：见fr.39P）被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如《自然史》18.7）和更晚的学者们作为权威加以引用，但我们不知道其作品的范围或原创性究竟如何。他的第二卷仍在讲述王政时期刚刚结束时的人物，如波塞那等（fr.16P）；第四卷题名为“Bellum Punicum posterior”（第二次布匿战争，fr.31P）。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卡西乌斯对共和早年的关注程度也是很低的。

正是这一空缺在公元前2世纪末引起了一个热门话题。公元前130年或更晚的时候，大祭司长穆奇乌斯·斯凯沃拉（P.Mucius Scaevola）终止了一年一度在大祭司长住宅门口悬挂记事板的做法。记事板可能是用于记录年历（如节庆日期）以及其他半宗教性质的事件（如选举、凯旋、凶兆、奇迹）的。西塞罗清楚地留下了关于斯凯沃拉做法的证据（《论演说家》2.52：“usque ad P.Mucium pontificem maximum res omnes singulorum annorum mandabat litteris pontifex maximus”[9]）。无独有偶，研究维吉尔的学者塞尔维乌斯（Servius）记载说，这些材料的内容被汇编成80卷出版（《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373》），但塞尔维乌斯没有提及年代或斯凯沃拉的名字。直至最近，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这部《大祭司年代纪》是由斯凯沃拉公之于众，并最早被卢奇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弗鲁吉（L.Calpurnius Piso Frugi，公元前133年执政官）在其历史著作《编年史》中使用。这部作品被西塞罗指责为“内容极其贫乏”（sane exliter scriptos），但却常常被李维等作家引用。然而，这样的假设存在一些困难。首先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宣称（《罗马古事记》，1.74.3），波里比阿曾利用过《大祭司年表》（tabula ）[10]，那显然是在穆奇乌斯·斯凯沃拉生活的时代之前的事。其次，我们本应期待，在皮索的史书里，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史料会大大增加，然而，与前人一样，他也从第3卷起直接讨论公元前305年、前304年的事情[Livy，9.44.2；格利乌斯（Gellius）《阿提卡之夜》7.9]。因此，皮索不是未曾得到被用来支撑李维前十书的档案材料，就是没有对此加以利用。最后，古代作品中提及《年代纪》的几处既包含一些疑点（如公元前400年的日食：西塞罗《论国家》，1.25；参见边码21页），同时也存在不少编造的成分（特别是引用了公元4世纪的《罗马种族之起源》一书）。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大祭司年代纪》负责把每年的通告改写成纪要[可能始于公元前500年，或者是Cn.弗拉维乌斯（Flavius）约公元前300年所作]，这些纪要具有实用性，如可为后人提供处理宗教危机事件的先例等。法比乌斯·皮克托或波里比阿等历史学家由于其社会地位，一直都可以查阅这类纪要，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但80卷的出版物似乎更像是公元前1世纪的[11]某位博古学者的臆测。并且也很难看出皮索的史书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后人通常认为如此。

这个时代还有别的历史学家[12]，但我们无缘欣赏他们的成果。正是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罗马史学出现了一股新的活力，这是由两个重要因素促成的——一方面是对卷宗、铭文和其他档案材料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来自从政治角度理解历史的需要（如有必要，也需从政治角度改写历史）。这一时期有4位作家的名字十分醒目，尽管他们的作品只留下可怜的残篇。他们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里乌斯（Q.Claudius Quadrigarius）、李锡尼乌斯·马凯尔（C.Licinius Macer）、瓦勒里乌斯·安提阿斯（Valerius Antias）和埃利乌斯·图贝罗（Q.Aelius Tubero）。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的作品较前人的长得多——夸德里伽里乌斯的至少有23卷，马凯尔的16卷[13]，安提阿斯不少于25卷。丰富的细节突如其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夸德里伽里乌斯似乎把史书开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390年，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公元前5世纪及之前的早期历史充斥了太多的传说成分。[14]

李锡尼乌斯·马凯尔是四人中最知名的。他是公元前73年的平民保民官，诗人李锡尼乌斯·卡尔乌斯（C.Licinius Calvus）之父，政治上属于平民派，于公元前90—前80年间的动乱中支持马略。毫无疑问，这一点在他对历史的解读中留下了印记，特别是使他极易拿遥远的史事和晚近的政治措施（如格拉古兄弟的议案）进行类比。这必然使他扩充了记载早期罗马史所用的篇幅，其痕迹可在李维的书中窥见一斑。但残篇显示，马凯尔也是一位博古学者。他在朱诺·莫内塔神庙（Iuno Moneta）里找到了一些亚麻书卷[15]，上面提供了一份行政官员名录；他还发掘出了一份罗马与阿尔戴亚（Ardea）签订的条约，并确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44年（fr.13P）。西塞罗对他评价不高（《布鲁图斯》，238），批评他夸夸其谈（《法律篇》，1.7），正如李维批评马凯尔编造故事以便为自己的家族添彩一样[7.9.5：他儿子的名字卡尔乌斯（Calvus）就有些许浪漫色彩]。

瓦勒里乌斯·安提阿斯的问题更多。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如何。有位卢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安提阿斯曾在公元前215年统领过几艘舰只（Livy，23.34.9），这表明他的家族在瓦勒里乌斯氏族的罗马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次要角色。我们也无法确定他的年代。威莱乌斯·帕特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2.9.6）认为他是西塞纳（Sisenna，公元前78年大法官）、鲁提里乌斯·鲁福斯（P.Rutilius Rufus，公元前118年以前的大法官，前92年被放逐）和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里乌斯的同代人，这说明他的写作年代可能在公元前80—前70年，但西塞罗在评价之前的历史学家时没有提到过他，这使得一些学者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认为，他是到了恺撒时代才开始写作的。然而，残篇里也没有任何可以确定提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期事件的内容。另外，跟马凯尔一样，他显然记载了自己家族和瓦勒里乌斯氏族的许多法令与事迹，这些在早先必然会遭到忽视。甚至在古代，他就已经因轻率地进行数字方面的判断（如军事行动的伤亡人数）而受人指摘，这些数字显然来自他丰富的想象力，而不是新近发现的档案材料，尽管他似乎确实对凯旋式、世俗竞技等罗马制度抱有兴趣。他的政治立场不明：如果他是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写作的话，那么他可能是苏拉专权的崇拜者。但安提阿斯无疑是位多产作家，并为李维自己的史作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

昆图斯·埃利乌斯·图贝罗出身书香门第（卢奇乌斯·图贝罗是公元前60年昆图斯·西塞罗的副将，多少也可算作一位历史学家，见Q Fr，1.1.10），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曾将一篇很长的文章《论修昔底德》献给了昆图斯·埃利乌斯·图贝罗。历史上还有一位同名的著名法官（格利乌斯《阿提卡之夜》，1.22.7）。李维不时引用昆图斯·图贝罗的书，以作为编年史的材料。有可能，那位法官、编年史家和狄奥尼修斯的赞助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公元前11年那位执政官的父亲。[16]图贝罗的史书至少有14卷（fr.10P），跟稍早的作品一样，书中的视野都较为开阔，但现存残篇很少或几乎无法说明这部书的性质，只能说明他也参阅了档案（Livy，4.23.1）并进行了独立的研究（fr.9P）。他可能是在公元前50—前30年从事写作的。

具有讽刺意味，但或许并非出于偶然的是，在帕多瓦（Padua）人提图斯·李维（Titus Livy，约公元前59—17年）卷帙浩繁的142卷巨著中，仅存的部分是第1—10卷（公元前753—前293年）和第21—45卷（公元前219—前167年）。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李维并不属于统治阶级。他不曾担任公职；他甚至没有瓦勒里乌斯·安提阿斯那样的家庭背景；阿希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批评他“土里土气”（‘Patavinitas’）；他虽然认识奥古斯都[塔西佗（Tacitus）《编年史》，4.34]并曾担任克劳狄乌斯年幼时的文学教师[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克劳狄乌斯传》，41.1]，却从未跻身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坛，并且死于帕多瓦，而非罗马。他的希腊语水平还算差强人意，但也只是差强人意而已；他对深入研究的兴趣不大。但他的作品部分流传了下来，而夸德里伽里乌斯、马凯尔、安提阿斯和图贝罗的作品却没有。这是什么缘故？显然，出色的文学天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熔自由精神、道德劝谕和爱国热忱于一炉的风格同样重要——那也正是《埃涅阿斯纪》的典型特征。

李维的《历史》只简要地交代了罗马建城以前的神话传说，与早期共和时代相比，王政时代的历史也被删减压缩了。这似乎是李维本人的创举，反映了他对罗马的历史成就，特别是军事领域的成就，及其道德、政治背景的特别关注。李维不像狄奥尼修斯那样强调政体发展自身的意义（例如，财务官和平民营造官的设立都被略去了），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早期共和时代固有的制度失衡。对他而言（比对狄奥尼修斯更甚），真正重要的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道德品质，这对于保证内部和谐与外部胜利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在总的原则和具体细节方面，李维受到了晚期共和时代历史经验的影响；他对罗马当前缺陷的观点强烈地制约了他处理材料的方法。然而，他基本上只通过二手、三手甚至四手材料复述了早先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并且在撰写时心怀偏见，缺乏批判性与学术性的思考。由于早期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已不复存在，判断李维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复述了他们，以及他们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权威论述，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每一处细节都应当得到认真的对待。

二 博古学者

李维是编年史家，总是试图逐年记事，无论这种方式有时是多么难以实现。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也是如此。但这种局面在公元前1世纪有了新的变化。纯粹的文物研究开始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希腊化时代，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博古的作家，他们纯粹为了文物研究而研究文物，仔细阅读相关记录（尽管可能不加批判），因为他们视之为历史学的原始材料，他们主要研究的是罗马宗教、制度的漫长发展历史。

在这方面做出主要贡献、值得专门研究的早期学者有两位。但从公元前2世纪后期开始，这个群体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尤尼乌斯·格拉卡努斯（Iunius Gracchanus）与塞姆普洛纽斯·图迪塔努斯（Sempronius Tuditanus）（两人都写了关于罗马行政制度的著作）、辛奇乌斯、昆图斯·科尔尼菲齐乌斯（Q.Cornificius）、尼吉迪乌斯·菲古路斯（Nigidius Figulus，《论雷霆》）、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Cornelius Nepos，约公元前99年—约公元前27年）和阿提库斯（Atticus，公元前110—前32年），后者第一次认真尝试利用埃拉托斯特涅斯（Eratosthenes）的原则去建立罗马年表。此外还有老塔尔奎提乌斯（Tarquitius Priscus）、A.凯奇纳（A.Caecina）和斐涅斯特拉（Fenestella，卒于公元19年），这里只提及一些研究史学分支的作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位，特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年）只留下来两部著作（且不完整），这两本书跟罗马史都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论拉丁语》和《论农业》），但他的惊人成果是值得注意的（据说达620卷之多）。这些精深成果中的大部分都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媒介是教会中的拉丁教父们）。在涅波斯和阿提库斯的成果基础上，瓦罗可能建立了标准的早期罗马史年代体系（“自建城以来”：按我们使用的纪年办法是公元前753年）。[17]有人认为，这是他在作品《编年史》中提出的，该书创作年代不详。瓦罗还创作了42卷的《圣俗古事记》，该书可能完成于公元前42年（但这个数字存在争议，并且其出版可能是在随后若干年中逐步完成的）。这部作品包括了对许多宗教派别和神话传说的解释。我们从《论拉丁语》中得知，他的一个主要研究工具是词源学，这种方法经常是不准确的[如果不是谬以千里的话，如关于某个科尔涅利乌斯（cornu的意思是“角”）在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祭杀神牛活动中作用的分析，见普鲁塔克《罗马问题》，4；参见Livy 1.45.3以下]。但瓦罗的研究深入而系统，Livy 7.2.3以下对罗马喜剧起源的引述很可能来自他的作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这可以表明他对埃特鲁里亚和罗马的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尽管他关注的不是历史发展的宏观哲学背景，而只关注趣闻逸事，但对其著作的一切引文都值得被视为严肃的证据，即便它们最后会被弃之不用。

与瓦罗（一个地位显赫，曾为小庞培撰写过政制手册的学者）相反，维里乌斯·弗拉库斯（Verrius Flaccus）只是一名释奴。我们不知道他的早年情况，但奥古斯都对他十分赏识，给了他一套住房、一笔年金，并让他负责自己孙子的教育。维里乌斯显然受到了瓦罗的影响，时常在作品中提起他，并撰写了一部涉及众多博古题材的图书集成。他最长的作品是一部词典《论词语的重要性》，其中反映了瓦罗关注语言学的传统，但采用字母顺序取代主题顺序进行汇纂，这在拉丁文献中可能还是第一次。该书的部头是如此巨大（词条A就占去了整整四卷），因此按照帝国时期日渐流行的传统，它先被2世纪末的庞培·斐斯图斯（Pompeius Festus）节编，后又在加洛林时代（Carolingian age）再度被节编。现存的只有这些节编本，其中保留了文物掌故方面的稀有资料，对现代史学家们来说是无价之宝。教父们和其他有作品传世的后期作家们，如塞尔维乌斯和马克洛比乌斯（Macrobius）也引用过维里乌斯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人物。地理学家们贡献颇多，其中斯特拉波[埃利乌斯·斯特拉波（Aelius Strabo），生于约公元前64年]留下了一部渊博的《地理志》。同狄奥尼修斯一样，他也于31年的亚克兴之役（Battle of Actium）后来到罗马。他游历广泛，并创作了一部现已佚失的《历史》，但他的《地理志》展示了对早期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姆的关注，保存了一些宝贵史实。

三 铭文

尽管字母表在约公元前700年已从希腊世界传入中意大利（图1），并且在7世纪末，铭文已经在罗马出现[18]，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公元前600—前250年的真实铭文材料留存下来的极少。这或许是出于偶然；也可能是因为书写起初只是贵族阶层内部世代承袭的活动，直到罗马同其他势力（如希腊和迦太基）的交往日益密切，它才在较广的范围内成为行政和交往所使用的工具。无论如何，早于公元前3世纪西庇阿墓志铭的铭文极其贫乏，并且经常彼此矛盾[19]，几乎无法增加我们对早期罗马历史的知识。

图1 可能是已知最早的埃特鲁里亚铭文，刻于出土于塔尔奎尼的早期科林斯式陶制酒杯（约公元前700年）底座上。铭文原文为（自右向左读）：
mi velelθus kacriqu numesiesi putes kraitilesθis putes
全句含义不明，但这段文字显然记录了某个Velthu为某位Numerius制作（或向后者馈赠）这件陶器的事情。见M.Cristofani，ASNP set.III.1 （1971）295-299（图片引自上书，第296页）。

然而，这里面确实存在另一部罗马史。它的内容可能并非截然不同，但读起来会是有趣的。罗马埃斯奎林山（Esquiline）的法比乌斯家族墓里有一幅壁画（图2），可能记录了萨莫奈战争中若干鲜为人知的事件；伍尔西的弗朗索瓦墓中的一些壁画更为著名，它们证实了一个传统说法[除这些壁画外，我们只有通过克劳狄乌斯演说中的一处古怪的引用（ILS 212）和斐斯图斯的残篇中得知这一说法]，一个名叫马斯塔纳[Mastarna，也许相当于拉丁文中的“长官”（Magister）]的雇佣兵和其他战士（其中出名的有维本奈兄弟，我们也通过其他史料知道他们，如瓦罗的《论拉丁语》，5.46）从伍尔西前来，他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王。[20]可能这种别史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在萨特里库姆（Satricum）的第二神殿中发现的，年代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铭文，它记录了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的同志们（suodales）献给战神玛尔斯的祭品（边码第97页）。历史上有一个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Pubulius Valerius，边码第174页），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此人。但这些“同志”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向玛尔斯献祭？

图2 来自埃斯奎林山墓穴（公元前3世纪？）的壁画。画面的含义难以确定，它们可能表现了萨姆尼特战争中Q.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鲁利亚努斯（Fabius Maximus Rullianus）参与的军事行动（第412页）。引自Roma medio -repubblicana 1973 [B401]，fig.15。

另一些铭文补充或证实了文献资料中的信息。来自塔尔奎尼的一条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希腊铭文[“我属于埃吉纳的阿波罗，造我的是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21]]为我们理解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新视角（边码第49页）。人们在塔尔奎尼还发现了一些纪念性铭文（elogia），其中记载了一些没有在编年史（边码第300页）中留下痕迹的骚乱事件。毫无疑问，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但最吊人胃口的还是那些业已佚失的铭文史料。希腊、罗马的学者们经常引用铭文（尽管是不加批判地），但它们要么是伪造的，要么被改写过了，因为可能原文已经残缺，也可能是为了让后世读者能够理解铭文中所写的内容。这种更新的一个明显例子是保存在斐斯图斯作品中的一段铭文（180L），由于其出处的缘故，它肯定来自瓦罗或维里乌斯·弗拉库斯。文中纪念了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伍尔西战争中被杀的九位前执政官。斐斯图斯的版本可能是伪作（因为其中包含了cognomina 一词）[22]，而这是不可能由瓦罗或维里乌斯·弗拉库斯编造出来的。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392年的监察官档案（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1.74.5）：它同样违反年代特征，使用了cognomina 这个词，并且还采取了文学化的而非符合档案格式的纪年法（“在推翻诸王后的第119个年头”），事实上，那一年可能根本没有监察官（参见斐斯图斯500L）。

事实上，确曾存在过一大批铭文（或真或伪）。它们为古代学者所知，但现今已不复存在了。对于早期共和历史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一部公元前5世纪的法典（十二表法），其中的许多条款还可以通过后来作品的引文得到复原。但同样具有国际影响的是波里比阿（3，22-5）和李维（7.27.2；狄奥多鲁斯16.69）所记载的，同迦太基签订的条约；而皮尔吉铭文（边码第256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其内容。更饱受争议，但并不存在真正问题的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4.26）所描述的，“用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母书写”的祭文，其中透露了阿文丁山（Aventine）上的狄阿娜崇拜规定（边码第267页）。它也肯定同阿里奇亚的崇拜铭文（边码第272页）存在些许联系。还有罗马战斗英雄科苏斯（Cossus）的铠甲祭文（Livy 4.20.7：边码第298页）和马凯尔所参考的亚麻书卷，后者的内容殊异于《大祭司年代纪》。还有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回忆录》”（Livy 1.60.3），据说曾被用来指导执政官选举。事实上，它可能与一篇约公元前213年至179年间编撰的文献如出一辙，正是这份文献确立了公认的塞尔维乌斯“政体”（边码第164页），其中包括五个等级（classes ）及其附属的森都里亚组织。还有关于在朱庇特神庙举行年度献订礼的法律条文。[Livy 7.3.5（边码第187页）]。在公元前5世纪的史料中，有人提到过卡西乌斯同拉丁人所签订条约的留存文本[约公元前493年：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6.95（边码第274页）]；还有卢奇乌斯·庇纳里乌斯（Pinarius）和弗里乌斯（Furius，前472年执政官）刻在铜柱上的法典（瓦罗，引自马克洛比乌斯《农神节记事》1.13.21）；阿尔戴亚条约（边码第174页注8）。到了公元前4世纪，铭文和档案的名目增多了，但其真实性的可疑状况并无太大改变。

四 考古资料和其他材料

一个民族的墓葬、建筑和工艺品揭示了其性格、兴衰历史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许多内容。这一点对早期罗马尤为适用。最近在拉丁姆、坎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的发现表明，罗马在其发展历程中并非独具一格，只是凭借其地理位置和坚韧不拔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中意大利几乎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化。威伊、伍尔西等埃特鲁里亚城镇中的生活方式跟罗马、拉维尼乌姆、滨海普拉提卡（Pratica di Mare）、菲卡纳（Ficana）、伽比人（Gabii）聚居区、德奇玛（Decima）和其他地方的极为相似。这一现象还向南扩展到了坎帕尼亚地区，因为尽管存在民族上的多样性，整个聚落网络却被重要得多的商业纽带捆绑在一起。这一特征反映在埃特鲁里亚和希腊对罗马特别是其他邻邦的影响方面；也反映在瓦勒里乌斯铭文中（但我们必须解读它；边码第97页）；反映在拉丁文化对坎帕尼亚艺术品的影响上；还可能反映在罗马政治组织和社会类型的演变轨迹中。[23]认为公元前6世纪的埃特鲁里亚人、拉丁人和希腊人在生活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的假设是错误的。

对古罗马城的发掘无法进行：太多的宝贵历史遗产将它层层压住。只有个别地方的几个洞口可以挖开[罗马广场，或在今天圣奥莫伯诺教堂处的牛市（Boarium）]，但即使这些局部的挖掘也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至少可以在总体上证实对罗马城发展历程的传统叙述[例如：人们已找到了帕拉丁山的原始定居点；广场地区的排水系统基本可以确定建造年代；努马王宫的建造阶段，共和时期的“祭司王”宝座（rex sacrorum），可能也被其王政时代的前任使用过]已经可以分辨出来；发掘出的艺术品表明，卡庇托林山上的朱庇特神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500年[24]。与此相反，这些挖掘并未提供约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纵火的证据（边码第308页）。然而，它们确实提供了早期罗马同埃特鲁里亚、拉丁邻邦文化同一性的证据。例如，我们必须打消寻找任何具有独一无二的“拉丁风格陶瓶”的念头，也不该认为存在“埃特鲁里亚对罗马的征服”，而应当视之为一种村社联合运动，它导致埃特鲁里亚人的家族永久定居在罗马（如同在阿尔戴亚和萨特里库姆一样），埃特鲁里亚的政治、宗教制度得到采纳，埃特鲁里亚的艺术品因其美学价值而受到欢迎。

相反，到目前为止，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初的重要考古材料还十分有限，无论在罗马城内城外都是如此。例如，人们预期，可以利用要塞和军营的遗迹来研究罗马在萨莫奈境内进行的战争，但至今的相关发现都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萨莫奈人自己的山头堡倒是提供了不少证据）。部分证据说明了被罗马攻克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命运[如法尔勒里（Falerii）或波塞纳]，但比我们设想得要少。罗马的许多公共建筑已经得到发掘，如圣奥莫伯诺的命运女神、大母神（Mater Matuta）共用神庙。然而，在这一阶段，跟较早的时期一样，详细的、历史性的信息主要来自编年史家（特别是李维），他是站在另一个立场看待历史的。只是从皮洛士时代开始，更加充足的考古材料和更为可靠的史学记载才为后人全面认识罗马史提供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