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主要是回顾和反思1949年以来[1]新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和展望新中国教育史学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之一。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新中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由此拉开了序幕，教育学科的发展同样由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教育学科的重要成员——教育史学科，在新中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征程中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新中国教育史学发展的70年历程，既体现了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历程和特点，又呈现出了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我们就是要在考察教育史学科外部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内部自身的学科背景的基础之上，追本溯源，立足于教育史研究本身来呈现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的发展历程。立足于教育史研究本身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两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教育史学体系；二是教育史学研究。教育史学体系，主要包括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功能与作用，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理论和方法，教育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教育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教育史学研究者的素养研究，教育史学评论研究等主要方面；教育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教育思想研究和教育制度研究的研究，体现为对教育思想/制度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教育思想/制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教育思想/制度史研究的体系、教育思想/制度史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同样，教育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教育史学的学术组织及学术活动、学术著作，也是构成教育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从教育史研究到教育史学研究，正是一个“学”字，开启了教育史学科进行自我反思的序幕；正是一个“学”字，提升了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品质。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的发展历程，正是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探索教育史学科发展70年的心路历程，正是新中国教育史学科70年的成长历程，正是共和国教育史学研究成果70年的繁荣历程。我们对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的梳理和研究，既是对70年教育史研究成果的再研读和再思索，又是为新时代教育史学研究寻找新思路、新方法、新范式的理论探索和学术尝试。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一、教育史学研究概述

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中，至今还没有以“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为主旨的学术专著。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学术关键词为：教育史研究、教育史学科及教育史学。我们将围绕上述三个关键词展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一）教育史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教育史研究分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外国教育史研究两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来分析中国教育史研究或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有部分学者从教育史研究的整体视角来进行回顾与反思。

1.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教育史学界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2]为代表，以对中国教育史发展历程（1901—1988年）的阶段划分为基础，在对各阶段发展中的重要教育事件和代表性著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概括和总结各阶段的教育特点并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学术判断。此后，教育史学界以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标志，开始总结和归纳中国教育史研究40年（1949—1989年）的发展历程[3]；以改革开放（1978年）为标志，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史研究30年（1978—2008年）的发展历程[4]；以中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史》的出版为标志，研究百年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历程[5]。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分析和研究改革开放之后10年或15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还有学者总结教育史研究某个专题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如中国学前教育史、中国农村教育史、中国数学教育史、中国语文教育史、中国科学技术教育史、中国成人教育史、中国工读教育史、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等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田正平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同潘文鸯发表了《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基于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6]，从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教育史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视角来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历程，并对未来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进行了学术思考。

上述论文是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历程及学术著作等视角，为我们总结和分析了中国教育史整体发展阶段及部分发展阶段的历史特征，有的学者则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内部特征的视角来整体上把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如《“新史学”与近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1901—1936）》[7]是从教育史观的角度来认识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8]则是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历程的，为我们更为深入、系统地把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学术基础。

2.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教育史学者对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分为对于国内外国教育史研究和国外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两个部分。学者们对于国内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四十年来的外国教育史》[9]（1949—1989年）一文为代表，从对40年外国教育史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及重要教育著作的梳理中，总结了外国教育史研究各阶段的特征，并对今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总体趋势进行了学术阐释。此后，外国教育史研究30年（1978—2008年）[10]、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现状及反思（1991—2010年）[11]、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2010—2014年）[12]、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现状及其反思（1994—2015年）[13]等相关学术论文的发表，形成了从1949年至2015年前后关于外国教育史总体进程的学术研究。学者们从代表性著作、博士学位论文等方面展开，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外国教育史研究历程进行了深度分析。与此同时，教育史学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中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对国外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形成了以美国和英国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回顾与反思的系列学术论文。比如，以《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4]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史研究历史与现状研究，以《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5]为代表的英国教育史研究历史与现状研究，乃至《国际教育史研究取向与趋势及其启示》[16]的学术论文，都为我们了解国外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学术条件。

3.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就是从教育史研究的整体视角来反观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比如，《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17]从教育史观的研究视角来剖析教育史研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并就教育史的整体发展给出意见和建议。从教育史研究的整体视角来反观教育史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中外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局限，为从学术研究整体上推进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学术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对于整体教育史研究的反观或多或少带有作者从事学科研究（或中国教育史研究或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视野限制。

（二）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分为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和教育史学科建设两大部分。其中，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主要回顾与反思中外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教育史学科建设主要探讨教育史学科自身的建设问题。此外，有的研究是在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来探讨教育史学科的自身建设问题的。

1.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相关研究

教育史学界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科相关理论问题的专门而集中的全国性讨论，是从1980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举办“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讨论会”开始的。这次讨论会收集的论文虽然多数在会后并未公开发表，但《教育研究》1981年第4期发表的综述性文章对有关学术观点进行了说明。自此，教育史学者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及相关理论问题持续进行了探讨。比如，《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试构》[18]在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进行学术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新构想，代表了同阶段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认识的新高度；《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19]主要集中于对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结构的理论思考；《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初探》[20]和《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再探》[21]则集中于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之后，教育史学者从教材建设[22]、学科建设[23]、研究取向[24]、结构方式等方面，来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历史探究》[25]在对过往的以“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为基本范畴的中国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性和学理性梳理的基础上，认为随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重心的不断下移，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概念已被逐步解构并融合于行动的世界中。主体性的发现和行动逻辑的探寻孕育着中国教育史研究实现概念重建和理论转型的重要契机，成为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科反思基础上提出重建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重要学术力量。

2.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相关研究

教育史学界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相关理论问题的专门而集中的全国性讨论，是从1983年9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组织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开始的。我们从会后安徽教育史研究会1984年5月编印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论文集》中，可以大体上了解教育史学者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相关学术讨论情况。在此基础上，以《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26]的发表为标志，教育史学界全面开始了基于学科危机意识背景下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相关理论问题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一方面在回顾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理论构想[27]；另一方面直接从建设性视角来关注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自身理论建设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从全球史观视野[28]、知识变迁[29]、“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30]等理论层面，来剖析外国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体现了教育史学者试图从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层面，来解决外国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危机问题的学术尝试。此外，教育史学界对于国外（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31]，为我们构建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借鉴。

3.教育史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教育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是21世纪以来教育史学者关注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另一种理论表达方式。从对教育史学科自身建设历程的回顾与前瞻[32]入手，探讨分析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方向与任务[33]、面向未来需要处理和面对的理论问题[34]、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35]、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转换[36]、学科发展的时代使命和时代特征[37]等方面的学术思考和探索，成为教育史学者试图摆脱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危机和遭遇的学科发展困境，并力图探索教育史学科重建出发点[38]的学术努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教育活动史研究为范式，力图构建基于三分法的新时期的教育史学科体系，成为引领同时期关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新路向。尤其是《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39]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教育活动史范式的理论思考逐渐趋于成熟，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教育史学科建设新范式。同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以开辟专栏的方式，从什么是教育史、教育史有什么用、史学方法论与教育史研究刍议、偏离了主体与主流的中国教育史学、教育史研究的价值论问题、西方历史观念的变迁与西方教育史研究前景六个方面，探讨教育史学界关于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学术问题[40]，为促进对学科重建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推动教育史学科的自我更新，起到了学术组织和示范引领的作用。

（三）教育史学研究的提出与发展

新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同样也分为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和外国教育史学研究两大部分，从教育史学的整体立场来探讨教育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

1.中外教育史学研究

（1）中国教育史学研究

教育史学界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专门而集中的讨论，在1999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就得以展开了。与会代表就20世纪的中国教育与教育史学进行了集中讨论。之后，教育史学者以研究著名教育史学家的教育史学观及教育史学实践为主题，对毛礼锐的教育史学观、田正平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丁钢的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史学思想、王炳照的教育史学思想、熊明安的教育史学观[41]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教育史学发展过程中著名教育史学家的教育史学思想提供了学术依据，同样也为我们深化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42]表明21世纪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即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可称为中国教育史学的“三大转向”。

（2）外国教育史学研究

教育史学界的国外教育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美国和英国为核心的教育史学研究，包括西方教育史学整体发展研究、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西方教育史学代表人物的教育史学思想研究等。以《西方教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43]为始端，教育史学者开始从不同的历史时段来研究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其中，关于美国教育史学的创立、流派、发展历程、发展转向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44]，为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美国教育史学提供了基础；关于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演变、发展与趋势及英美教育史学比较，包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教育史学方面发展的研究[45]，也为我们理解美国之外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教育史学者从西方教育史学的整体视角，来关注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西方教育史学主要流派等学术话题[46]，为我们整体上呈现了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全貌。值得一提的是，在不断积累国外教育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出版了以研究教育史学为主题的学术专著：《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周采，2006年）；《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史静寰、延建林等，2014年）；《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武翠红，2015年）；《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诸园，2017年）；《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周采等，2018年）等。其中，《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是我国学者第一次以教育史学为标题来研究美国教育史学的学术著作；《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和《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为我国学者通论西方教育史学理论的著作。

2.教育史学研究

教育史学界从《关于〈教育史学〉的构想》[47]一文的发表开始，就致力于从整体和系统层面展开关于教育史学的研究；1998年《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教育史学者对于教育史学（主要是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以《〈教育史学〉的反思与重构》[48]为新的思索点，教育史学者们试图从教育史学的整体视角来关注教育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后，教育史学评论、教育史学研究主体的素养、教育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教育史学的元研究、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教育史学实践等方面[49]的学术主题先后受到教育史学者的关注。同样，他们也从史学受众与教育史学、教育生活史、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教育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心态史学及新文化史学对教育史学方法论的启示、教育身体史等研究视域[50]，多层面、多视角、多方位来推进教育史学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史学》（杜成宪、邓明言，2014年）与《教育史学通论》（周洪宇，2018年）的正式出版，标志着现阶段教育史学研究达到了新高度和新水平。

我们从核心关键词出发，对与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研究相关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不难发现：第一，教育史学者对中外教育史研究和中外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并对各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体性阐述；第二，教育史学者关于教育史学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专著，并形成了对教育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初步的学术共识。教育史学者对于教育史研究、教育史学科研究及教育史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开展关于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实的学术积淀。

二、教育史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史学研究的优势，以各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存在的联结性或对比性关系为基础形成结构张力，以视角的流动贯通为基础形成整体性思维特点，依靠对话和行动并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蕴含于其间，从而为今人与“古人”之间展开对话提供合适的教育历史语境，并以此来呈现新中国70年教育生活世界的鲜活和生动，拓展现今教育史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二）研究方法

本书是一个由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一般研究方法两个大的方面及其相关层次构成的研究系统。

第一，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参考和借鉴近现代史学、教育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理论。

第二，一般研究方法。它是哲学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包括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其功能是分析教育历史现象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本质特点，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教育历史的规律。①历史文献法，就是要通过对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中的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厘清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的思想渊源及历史语境；②比较分析法，就是要将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的每个历史阶段，放在新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纵向比较，进而深入剖析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的阶段特征；③逻辑分析法，就是在对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分析的基础上，在归纳和总结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阶段特征的基础上，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并做出基于历史事实的学术判断。

三、本书的结构

本书就是要以对政策、学科、教材、著作的文本分析为中心，从转型、初建、重建、探索、形成五个阶段来全面呈现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的发展历程，进而为从整体上把握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提供全景式的历史图景。

第一章“教育史学的转型阶段（1949—1957年）”，包括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定位、教育史学体系建构的学术努力、新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学术传承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二章“教育史学的初建阶段（1957—1976年）”，包括教育史学体系的自立之路、教育史学研究的二维取向、教育史学者的学术态度、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三章“教育史学的重建阶段（1976—1980年）”，包括教育史学关键问题的重新诠释、教育史经典人物的重新评价、教育史教材跨年代的正式出版、教育史学者暨学会的鸣锣开张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四章“教育史学的探索阶段（1980—2000年）”，包括教育史学体系的中国化努力、教育思想研究与教育制度研究的深化、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内拓外延、教育史学者暨学会的理论化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五章“教育史学的形成阶段（2000年至今）”，包括教育史学体系的新进展、教育史学领域的新突破、教育史学者暨学会的新成就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此外，每章开篇的发展概括部分从整体上呈现相应阶段的总体情况，主要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与教育史学科相关的国家教育政策；二是教育史学科设置方面的情况；三是教育史学科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材建设；四是教育史学研究的学术结构、学术活动、学术期刊、学术著作；五是教育史学层面的国际交流和社会服务等。本书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再思考，以史为鉴，为新时期教育史学研究的再出发提供可资借鉴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本书的附录部分，主要为教育史学科70年发展大事记。

总而言之，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的发展历程，是在新中国教育学7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的；同样，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在新中国教育史学科7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获得发展和进步的。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研究，立足于教育学和教育史的整体学科立场，在对教育史学70年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全景式呈现新中国教育史学70年的发展历程，以此为构建系统、完备的新中国教育史学体系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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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本书写作时间的限制，教育史学研究内容的下限截至2019年年初。

[2] 蔡振生：《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

[3] 李军：《对四十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几点反思》，载《教育科学》，1991（4）。

[4] 田正平：《老学科新气象——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载《教育研究》，2008（9）。

[5] 李涛：《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6] 田正平、潘文鸯：《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基于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载《教育研究》，2019（1）。

[7] 郑刚：《“新史学”与近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1901—1936）》，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8] 杜成宪：《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

[9] 金锵、吴式颖：《四十年来的外国教育史》，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4）。

[10] 王晨：《从艰难恢复到积极革新——外国教育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6）。

[11] 王立：《重点与趋势：外国教育史研究二十年（1991—2010）——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载《高教探索》，2011（5）。

[12] 张斌贤、林伟、杜光强：《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2010—2014年》，载《教育研究》，2016（1）。

[13] 刘丽敏、洪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现状及其反思——基于1994—2015年104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14] 张斌贤、刘传德：《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教育评论》，1986（3）。

[15] 贺国庆、张薇：《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16] 周洪宇、周娜：《国际教育史研究取向与趋势及其启示》，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

[17] 张斌贤：《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载《高等教育研究》，2011（11）。

[18] 杜成宪：《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试构》，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1）。

[19] 田正平：《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2）。

[20] 刘海峰：《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初探》，载《高等教育研究》，1993（2）。

[21] 刘海峰：《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再探》，载《高等教育研究》，1995（1）。

[22] 刘立德：《中国教育史学科教科书百年剪影》，载《中国图书评论》，2001（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反思与前瞻》，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5）。

[23] 侯怀银、王喜旺、李艳莉：《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百年求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24] 李忠、周洪宇：《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取向的三次转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25] 于述胜：《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历史探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26] 张斌贤：《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4）。

[27] 贺国庆：《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刘新科：《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回溯与新世纪瞻望》，载《大学教育科学》，2005（2）。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杨捷：《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与回顾探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

[28] 王保星：《全球史观视野下的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断想》，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

[29] 王保星：《知识变迁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改革的新思维》，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30] 张斌贤：《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路径》，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31] 以英国教育史学科为例。周谷平、吴静：《二战后英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及启示》，载《全球教育展望》，2002（9）。申国昌：《英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孙益等：《2000年以来英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究》，载《教育学报》，2010（5）。

[32] 田正平、肖朗：《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载《教育研究》，2003（1）。田正平：《老学科新气象——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载《教育研究》，2008（9）。

[33] 廖其发：《论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方向和任务》，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34] 孙培青：《教育史学科未来的几个问题》，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贺国庆、张薇：《“教育史”学科面向未来的思考》，载《教育科学》，2005（1）。李娟、刘立德：《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析》，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

[35] 黄书光：《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及其思考》，载《当代教育论坛》，2005（17）。周洪宇：《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自觉意识》，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1）。

[36] 梁淑红、杨汉麟：《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转换》，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

[37] 申国昌：《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1）。周洪宇：《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考》，载《中国教师》，2013（2）。郭法奇：《教育史学科建设：新时期、新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1-4。

[38] 张斌贤：《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4）。

[39] 周洪宇：《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40] 张斌贤、杜成宪、肖朗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六人谈》，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

[41] 毛祖桓、王炳照：《略评毛礼锐的教育史学观》，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6）。刘正伟：《开放的教育史学——论田正平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载《教育学报》，2013（6）。刘来兵：《丁钢教授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载《西部学刊》，2014（6）。张亚群：《潘懋元高等教育史学思想初探》，载《山东高等教育》，2015（9）。施克灿：《王炳照教育史学思想及其对教育史学科的贡献》，载《山东高等教育》，2016（9）。徐挺：《熊明安教育史学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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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吴小平：《西方教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载《外国教育动态》，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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