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版序言

去年我的被题献人去世，随后他的《论亚历山大大帝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Alexander the Great）最终出版，这两件事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契机，让我得以回顾自1991年以来本书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术洪流中幸存下来的。当我经过深思熟虑，故意模仿艾略特（T. S. Eliot）把il miglior fabbro（“更卓越的匠人”）附加到献辞上时，普遍的反应是我明显没有理解艾略特事实上有多么获益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为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做了全方位的编辑工作。相反，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也知道恩斯特·巴迪安多么耐心和全面地审阅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显然，要是我先前没有发现恩斯特的文章，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在那些文章中——正是这些文章驱使我首先跟他取得联系——恩斯特在方法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史学方面他比我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其他一般理论都更令人信服。最近在本传记初稿完成约四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看看本书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我不禁要惊讶于它们彻底的逻辑，对支配人性的霍布斯式“现实”的悲观承认，它们把每一条古代证据都放在语境中根据常识进行分析，在形成判断时，只有将古代或现代的偏见作为历史因素时，才会对其有所让步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在本传记中，被归到亚历山大身上的政治、家庭和个人的动机，就是全然基于恩斯特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非常谨慎地得出的诸多结论。恩斯特对史料审视得极为透彻，对人们在追逐权力时所能做出的事情有着冷峻的认识——这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获得的；今天我感觉无论怎样都很难反驳那些结论，这正是对以上两点的证明。（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当他听说暴徒在水晶之夜捣毁犹太会堂，叫嚣着要进行屠杀时，他还是个孩子；一直到1938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时他才和父母一块从维也纳逃到新西兰。）从一开始，对我著作的批评（据我所知，最近的是在沃辛顿的著作［Ian Worthington, Alexander the Great, Man and God, 2004］的第329页中），总是说我过于轻信古代可疑史料中的各种故事，一般认为这些故事乃恶俗、野蛮、血腥和拙劣的小说家言，并非真实历史。过去几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东和中东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使这些故事看起来相对温和了许多。古代的andrapodismós（变卖为奴）和现代的种族清洗几乎毫无区别；跟已灭亡或尚存的阿拉伯各王朝相比，马其顿的宫廷阴谋并没有更加残忍、贪婪或下流，更不用说跟第三帝国相比了。

因此，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有益成果，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本传记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是一个在军事方面才华横溢的着魔之人，痴迷于征服事业；随着一个个无与伦比的胜利接踵而来，他迷信般的自恋很容易就滑入妄自尊大和升格为神的幻想之中；为了获得至尊地位，他在内部与马其顿的权势贵族不断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的亚洲远征，其残酷不亚于希特勒；他洗劫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财宝，然后用这些财宝来大规模地讨好疲乏的军队，由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他对反对他的阴谋的猜疑日渐增长，验证了那句古老的箴言，即猜疑之人总有可猜疑之事；到了他短暂一生的末年，他的目标与他所领导者的目标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以致他一死他所制定的每一个计划，无论军事的还是其他的，统统被取消掉，可以说就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想把这种冷峻的形象修饰一番。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所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的作品醒目地题作《亚历山大大帝——对一种新的过去的探寻》（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2004］）。此书明显理智而稳健，在书中卡特利奇反对所谓的巴迪安式的“冷嘲热讽”，而支持塔恩（W.W. Tarn）的“相信人类团结的空想家”的说法；他强调事实很明显，亚历山大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在一种永久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把希腊人与东方人的合作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人”（第338—339页）。但是，事实上这种举动是迫在眉睫的，正如其动机是非常实际的：征服者需要军队，而对马其顿人的持续疏远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往其他地方去征募新兵。有些姿态，譬如苏萨的集体婚礼（不幸的是，这让我想起了文鲜明［Sun Myung Moon］牧师为统一教而举行的类似的公共婚礼），就意在为未来的远征军提供有意愿的军人，目的在于把亚历山大所期望的波斯—马其顿混合体，打造成一个一直处在运动之中的军人社会。

另一方面，恩斯特革命最杰出的继承者布赖恩·博斯沃思（Brian Bosworth），就其整体而言亦是当前最好的亚历山大历史学家，他则强调亚历山大对屠杀的纯粹喜好；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Alexander and the East: The Tragedy of Triumph ［1996］）中，他把相关记载与中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杀做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杀戮和指导杀戮，大概杀戮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第 v 页）。这一次我要站在分歧的另一边。这种激进的简化论其实跟塔恩的理想主义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只需稍微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亚历山大的情况要比科尔特斯（Cortés）复杂得多。在遥远的东方，他梦想着到达大洋和世界的尽头，然而却受挫于雨季的暴雨、热带的潮湿、地理方面的致命错误、强悍的印度战士、前线的大象以及最后不堪重负的军队的抗命，于是，亚历山大心中生发一种充满愤恨和受挫的狂暴，不仅指向敌人，还指向他自己的过分膨胀的远征军（因此故意利用格德罗西亚沙漠中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来清洗商贩和其他随从人员）。自那以后，猜疑支配了他的余生。

亚历山大一向残酷无情，特别是对那些曾挫败他意志的人（他对加沙当地指挥官的处置就是明证：就像阿基琉斯对待赫克托尔那样，他把此人拖在战车的后面，但与赫克托尔不同，此人当时还活着），但其波及的范围从来没有这么广，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失控过。

在本传记的主要事实方面，我可以说（当然，我可能遗漏了一些，但我不这么认为）最近的学术发展并没有表明，它们跟当前的研究相比已经完全过时了，或者急需重写一遍——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我去努力出一个新版。另一方面，这些内容总的来说并没有为新颖的研究模式所触动，无论性别研究还是叙述学，抑或后殖民主义，这些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与如何看待旧事实而非与发现新事实相关。再者，由于它们多数还处于发展阶段，当需要对证据进行评判时，它们仍然不够可靠（或者说至少容易为短期的变革所影响）。不管任何时候，要做出长久的历史判断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我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自其在英国初版近四十年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这方面还不至于太糟；我不想把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只是一时之风尚的东西，运用于对本书主角的人生的评价，由此削弱它如今已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如今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它们可以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更好更容易地理解亚历山大及其世界，这篇序言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此类读者去了解对补充本书内容特别有价值的书目。例如，在往日唯一可用的（但是对英美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获得）亚历山大世界的人物志指南是两卷本的贝尔佛的《基于人物志的亚历山大王国》（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Munich, 1926］），但现在我们有了沃尔德马·赫克尔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各色人等——亚历山大帝国人物志》（Waldemar Heckel, Who’s Who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rosopography of Alexander’s Empire［Malden, 2006］），这本人物汇编兼具完全的学术性与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可以查阅数百个吸引人人物的资料，甚至比最啰唆的传记作家都更详细得多。最近新出的三部指南为了解过去数十年关于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参考文献，提供了便利的一般性入门指引：罗伊斯曼（J. Roisman）主编的《博睿亚历山大大帝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lexander the Great［Leiden, 2003］）；罗伊斯曼和沃辛顿（I. Worthington）主编的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古代马其顿指南》（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Blackwell, Oxford, 2010］）；和福克斯（R. Lane Fox）主编的以考古学为主的《博睿古代马其顿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Leiden, 2011］）。

关于亚历山大远征实际过程，阿里安的叙述是我们的主要史料；现在远征的经过可以比之前更有深度地探讨下去，这得益于两部杰出的作品：卓越的牛津古代史学者布伦特（P. A. Brunt）修订的两卷本的洛布版阿里安（Loeb Arrian ［1976, 1983］），和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编的《路标版阿里安——亚历山大征远征记》（The Landmark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New York, 2010］）。前者提供了可靠的希腊文本，并带有经过修订的对照译文；后者则是全新的译文，并带有路标版惯有的精良的地图和照片；二者都提供了关于重要话题的极好的附录，从“拜访西瓦”到“亚历山大之死：毒杀的谣言”，全部基于顶级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也大大发展了我最初关于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和建设的观点：详情可参见我的文章《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s Alexandria”），最方便获得的是在《从伊卡里亚到星星》（From Ikaria to the Stars［Austin, 2004］）的第172—196页。

某些时段和地区会研究得比其他的更好一些。现在关于古代波斯和阿契美尼德帝国，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半个世纪之前多得多。即使这些知识很少可以直接运用于这场因马其顿入侵而引起的最后冲突，进一步认识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享有的广大权力和声望，也会大大提升我们对亚历山大在推倒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尊敬。有两部概括了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著作有着特别的重要性。皮埃尔·布里昂（Pierre Briant）的《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波斯帝国史》（From Cyrus to 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Winona Lake, Indiana, 2002］），由彼得·T·丹尼尔斯（Peter T. Daniels）翻译，既更新了布里昂原始的法文版，又订正其中的许多错误。阿梅莉·库特（Amélie Kuhrt）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时期史料集》（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提供了所有现代史学阐释所依赖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库特本人还写过对该时期的阐述：参见她所写的《古代近东：约公元前3000—330年》（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London and New York, 1995］）的第二卷第13章。

另一个极大得益于学者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的上乘研究的古代地区是巴克特里亚——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对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犹如阿富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先后落入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之手：《进入白骨之地》（Into the Land of Bones［Berkeley, 2005］；第2版于2012年出版），此书将古代历史和现代结合起来，透彻地说明了无比崎岖的地形、好战的部落和暧昧的忠诚，这些因素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前景，对亚历山大如此，对一心想要入侵此地的当代后继者亦是如此。五角大楼里的每一位乐观的指挥官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然后严肃地自问是否觉得自己比亚历山大更聪明，在后者远征亚洲期间从未有一个地方像巴克特里亚这样差点儿让他栽了跟头。《进入白骨之地》——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巴克特里亚》（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New York, E. J. Brill, 1988］）——对任何叙述亚历山大的巴克特里亚征战及其后果的著作、特别是本书来说，都是一部基本的指南。以更为轻快但同样深入的风格写就的，是霍尔特精巧的侦探性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与大象钱币之谜》（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Berkeley, 2003］）。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总是基于他的钱币学背景，在此他巧妙地揭示出，亚历山大之所以能用宣传手段引导他疲乏的军队，关键在于他自称的不可战胜的领导力。正如霍尔特所说，“他在钱币上夸耀的领导力确实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替代的”（第164页）——亚历山大死后的那些年就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然，那是另一故事了。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多年来读者们反复询问的话题，我不得不坦承有些失败。这个问题便是我在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中所处理的著名难题。人们会想起关于那场战役有两种不可调和的叙述。在阿里安所给的且得到普鲁塔克支持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在他抵达的当天下午强行渡河，并赢得了随后的战斗。而在狄奥多罗斯所用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等了一夜，未遇抵抗地渡过了河流，然后打了一场仗，在大部分细节上都和阿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载的一样。我的解决方案是假定当天下午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于是撤退，在河流下游未遇抵抗地渡河（可能是在晚上），次日赢得了像其他版本所记载的那样的战斗。我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这是非常巧妙的，但正如恩斯特马上指出而我当即紧张地记下的，“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尽管阿里安的版本在我所假定的情况中是可以理解的，但狄奥多罗斯的却完全讲不通，更糟的是我违背了在处理史学证据时所应遵循的准则，试图在重重困难中调和两种根本对立的文本。我也无法解释矛盾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必须说一下，恩斯特在其支持阿里安版本的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文章《格拉尼科斯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注释15，见于他的《文集》第224—243页）中也忽视了这一问题，因而违背了他自己的史学准则之一。

这些年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不像1991年那样确信我的假说“绝对错了”，但是根据史料来看，我的假说依然站不住脚，而矛盾依然无解。在古代史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证据不足要求我们承认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情况比我们愿意承认得更多，而此处便是这样的状况。由于缺乏新的史料或更加有力的论据——未来几年也不会出现——正如戴维斯（E.W. Davis）所说，围绕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仍将是个谜团，而对此我们根本没有答案。

彼得·格林
爱荷华城，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