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篇发表在爱荷华古典协会的新闻通讯中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自传性访谈里，彼得·格林曾形容自己为“本质上我是一位作家”。他接着引用哈姆雷特对“您在研究什么，殿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哈姆雷特回答说：“言语，言语，言语。”就是言语！对格林来说，不仅是英语，还有拉丁语、古代和现代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他在著名的卡特豪斯公学接受古典学的训练，但是二战期间他在英国的远东军队中服役数年，这打断了他的正常教育。战争结束时，他成为了剑桥三一学院古典学系的研究生，在那里他于19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时候，他为古典学专业的僵化而感到幻灭，于是格林决定回到他最爱的文学世界（据说他六岁时就把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全部读完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位文学批评家、影评人、电视解说员以及古代和现代文学翻译家。由于早年对希腊的热爱，他携全家离开英国到累斯博斯岛定居，在那里他专心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著作，同时也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最终，他加入了雅典年岁学院，教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古代史，于是重新唤醒了对他先前放弃了的东西的热爱。1971年，他移居美国，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得到了一个终身教职，此后他一直在该机构服务直到退休。在得克萨斯，他指导过许多研究生的学习，并且是一位成功的本科生任课教师。1997年，他以杰出的荣休教授的身份从大学中退休，这时他迁到爱荷华大学去和他的妻子卡琳（Carin）团聚，当时他妻子是那里的古典学系的一员。自此以后，他成了爱荷华大学古典学系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担任爱荷华大学的古典学期刊《古典学集刊》（Syllecta Classica）的编辑。

有两个彼得·格林。一个是古典学者，在希腊史领域笔耕不辍，创作过针对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文学批评，并因其将几位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语而受到高度赞扬，其中包括尤维纳利斯、奥维德、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和卡图鲁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产的操英语的古典学者之一。另一个彼得·格林是评论家和记者。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他的艺术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不会陌生。他是《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定期评论员。他以其强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卓然于众，例如他惊人地给二十五本（!）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写过批评性书评，在1979年图坦卡蒙国王的展览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开幕时发表在《纽约书评》上。1981年，在辛辣地评论国家美术馆的“探寻亚历山大”展览时，他也创作了规模稍小的关于马其顿的书籍的一系列书评。在这些评论中，他不仅奉献出针对相关对象的令人深思的叙述，而且对那些站在背后、促成古代财宝到外国展览的政治力量也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来没有其他的古典学家——或许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和已故的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除外——能把文学与学术技艺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格林的天分更为广泛：在他的人生中，除了是古典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外，他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和诗人（“言语，言语，言语”）。他这部卓越的亚历山大传记展现了他的两大兴趣是如何相得益彰的：格林对描绘人类境况的文学艺术的深切热爱，丰富了对亚历山大之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刻画又是源于对古代史料的精细研读。这不仅仅是亚历山大的历史，还是一部全方位的传记（正如标题所示），意在阐释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性格和动机。格林完全理解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的开场白：

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阐释美德或者邪恶；比起尸堆如山的战役、最为庞大的军阵和围城战，微不足道的行动、言辞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因而就像画家在刻画人物时，着重面容与眼神而较少关注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我将更专注于灵魂的种种表征，据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而把鸿业与战功留给他人去写。

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的亚历山大传记，其中多数是为了满足大学本科生市场的课程需求。这些著作主要是重述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功绩——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是历史但不是传记。有些批评者反驳说格林经常越出古代史料所允许的范围，对此他在本版的序言中有详细的回应。在其初版近四十年之后，彼得·格林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旧是对这位著名国王的最博学、最优美全面的现代评述。

尤金·N·博尔扎
古代史荣休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