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哲学研究应回答好时代之问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人类社会也面临一系列生存问题。这种变化和问题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为显著和重要。因为这些巨大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不是来自自然的变化或外部力量的侵入，而是来自人类自身通过自我改造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道德和社会规范的转变。面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挑战，哲学研究应主动作为，努力回答好时代之问。

一

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发生的显著变化，给当今哲学研究主要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全新挑战，特别是对人类传统世界图景的严峻挑战。从量子、质子和夸克领域的微观世界，到发现红移现象和证实黑洞存在的宇观世界，人类的世界图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当代哲学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同时，最新的技术发明在人类认知能力的扩展和心智能力的延伸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与环境、人与机器的交互作用使得传统哲学的认知理论也受到了极大挑战；人类认知能力被不断模仿，反逼人类对自我认知能力的重新认识，这些都使得对科学技术的哲学思考变成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对科学技术的哲学解释构成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挑战和反思，由此形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一元论与多元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哲学争论。

二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影响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在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相比较事实和证据，公众的情感共鸣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的舆论化和娱乐化导致了社会伦理的弱化，并直接危害到社会存在追求真理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以满足感官刺激等为目的的娱乐活动成为时尚潮流；另一方面，新技术的使用又使得复制造假变得更加简便易行。掩盖事实真相的无真相解释以“另类事实”的面目出现，用情感反应和个人视角作为借口，造成了真相和文本的缺失。这些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解构、注释与分析（如哲学考古学与谱系学的兴起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式的挑战，以及哲学上的反起源和解构主体方式对传统基础主义的反叛）、观念的分歧与争端等，这些都成为人文研究的普遍常态；在经典阅读领域出现的误区（如国学热中对《论语》“心灵鸡汤式的”解读以及对西方经典著作的简单套用），又引发人们对“厚古薄今”与“古为今用”关系的重新思考。当代新技术的普遍运用也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短平快的文化生活方式，以速食主义的碎片化知识和表象主义的片面意见，取代了需要独立反省的思想观念和系统理论。这种社会风尚的变化造成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被普遍边缘化，尤其是哲学研究更被看作象牙之塔中的扶手椅工作，普通大众失去了对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切身关注和普遍兴趣。哲学研究能否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帮助和理论指导，这就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

反思当代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语义上行”的概念分析占据了当下哲学研究的主要方面，考察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追求这些理论的逻辑自洽，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看，这样的研究的确有助于梳理哲学理论内部的思想联系。但是，这样的研究由于缺少现实关怀和时代追问而失去了哲学研究应有的思想影响，由于满足于概念分析和历史考察而无法把哲学思想运用到社会实践，这就必然导致象牙之塔中的哲学研究成为惆怅思古的“博物馆学”而远离普通大众的哲学要求。

二

面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时代对哲学的重要挑战，哲学研究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决定了当代哲学能否适应时代发展，能否回答时代问题，能否把握时代精神。在每一次历史变迁中，哲学都充当了重要指路人的角色，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走出象牙之塔，才是哲学研究担当历史重任的必由之路。无论是作为个人践行的道德修养，还是作为天下之公器的思想学术，哲学都应在固本培元的同时采取开放心态，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应对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

基于当代科学发展和社会变化，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当在以下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努力回应时代发展的挑战。

第一，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人工智能对哲学的挑战构成了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发的人工智能伦理学、无监督学习与自由意志、机器思维的可能性等问题都成为哲学讨论的主要热点。而智能化生活与人类行为方式的变革，引发了关于社会构成方式的讨论；新媒体作用下的现代管理制度，则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政府的社会功能。同样，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有着密切关系，如何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大数据与人类尊严、机器存在与生命伦理学等问题入手，探讨人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世界各重要大学组建的人类未来研究中心，大多是以哲学家为主导的研究团队，试图以多维度、多视野、多学科交叉等方式描绘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图景。值得注意的是，哲学研究对当代科学发展的回应，并非简单地从哲学上解释科学理论的普遍意义，而是从人类存在方式上探讨科学进步对人类及其社会变化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帮助人们认识到科学研究的限度，另一方面则为科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政治生活的复杂化与社会伦理的规范性之间的冲突。政治哲学被看作是哲学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密切联系的重要纽带。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讨论政治理论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公平与正义原则、全球正义等概念，早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概念也被哲学家们反复讨论。同时，德性伦理学的衰落和义务论伦理学的复兴，也使得伦理的规范性意义得到了增强，围绕规范概念引发的讨论推动了哲学家们反思当代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如何过一个好的生活与如何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这既是哲学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也是每个普通人关心的重要问题。

第三，哲学传统中追求确定性的思维模式与当代哲学追问不确定性的冲突。这引发了当代哲学对哲学传统的重新反思和评价。无论是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近代西方哲学家，还是从中国先秦思想家到当代中国哲学家，对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反思批判不仅是纯粹的理论探索，更是对以往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某种或某些思维方式的重新理解。哲学研究作为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考察形式，只有从对以往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入手，才能更直接地把握每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也便于了解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因此，通过反思传统而审视当代哲学的变化，这是哲学研究的必经之路。当代哲学家们对行动与实践智慧的讨论，正是试图从传统的认识论研究转向方法论研究，由此展现当代哲学的时代特征，这就是以否定的方式反思传统，通过对不确定性的追问而获得哲学研究对当代社会的时代价值。无论是对现代性的哲学追问还是对后现代社会特征的哲学反思，哲学研究者们都需要从概念上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特征。新时代的哲学应当体现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哲学概念，它们是新时代哲学的精华所在。

第四，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成为当代哲学的热点。从传统科学哲学到认知科学哲学，当代哲学家们一方面从不同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入手，从理论建构走向了现象描述；另一方面则试图以实验哲学为平台，结合认知科学中的不同研究领域，最后形成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解释。这种研究并非如传统实证主义哲学那样以科学研究为摹本去改造哲学，相反，它是以哲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去审视当代认知科学提出的问题，并以哲学解释作为对科学问题的最佳回答。这就涉及科学与哲学研究互动的不同模式，哲学研究面对科学问题已经从以往的向导身份转向为共同合作者，从单纯的语言分析转向到实际的研究活动，从强调涉身性（embodiment）转向为生成论（enactivism）。哲学研究的问题在科学讨论中逐渐成为显问题而引发更多的重视，如意识、知觉、记忆、因果关系与决定论、自由意志，等等。事实上，哲学研究在作为交叉学科的认知科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与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当代认知科学的基础学科，并推动了认知科学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发展。

第五，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现代形态研究。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挑战在哲学上主要反映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层面。无论是在道德信仰上，还是在对世界整体的哲学把握上，哲学家们都努力从本体论的维度，从揭示人类生存的基本根源上，去说明当代人类目前的存在状况。这里的本体论不是传统哲学中的思辨论证，而是对人类现实存在状况的基础说明，是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提供哲学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时空、进化与突现、心脑问题、宇宙论等，也使得哲学家们重新考虑科学研究的本体论地位。在原则上，形而上学问题的缺失，会使科学研究偏离正确方向，而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试图为科学研究和人类活动奠定形而上学根基。包括社会存在中的集体意识问题、社会本体论和社会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都应成为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六，面对时代问题的挑战，如何保持哲学与社会之间一种必要的张力，也是当代哲学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能否做到坚持哲学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既是对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是否有效结合的巨大考验，也是验证这个社会能否保持活力、为哲学提供思想平台的重要试金石。这里的必要张力主要体现为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合关系。一方面，哲学理论只有保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恰当距离，才能保证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但另一方面，哲学理论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中，才能验证理论本身的真理性。这就需要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达到恰当的结合度。最终，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做到知行合一，达到哲学理论与时代问题的结合，我们的哲学研究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原载《光明日报》2019年5月2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