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反思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

但是，无论是“民族寓言”还是西方其他话语资源，并不能阐释新时期文学出现的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要想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深刻把握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必须紧紧抓住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这个主题。张江先生指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不完美，存在着“强制阐释”的重大缺陷。例如，杰姆逊运用西方“符号矩阵”理论对中国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鸲鹆》进行匪夷所思的解读，将原本一个八哥和主人的小故事阐释为一个如何对待文明、如何解决独裁统治的宏大命题。这样的阐释是论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文本进行选择性解读和政治化阐释，脱离了文本本身，属于典型的“强制阐释论”，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预设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出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是强权话语的霸权行为[67]。

只有真正认识这类阐释的危害，并大力进行拨乱反正，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落到实处，建立起整体/主体意义的文化自信，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学道路选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的一系列文学思潮和种种文化现象，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的？为什么首先出现的是伤痕文学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学？为什么每一次文学思潮中政治叙事的意味总是那么强烈而深刻地影响文学的最终走势？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作家的创作从狂热、盲从的“完全西化”到理智、淡定“洋为中用”的根本性转变？所有这些，都是个人“小我”与国家、民族“大我”在中国作家身上得到充分融合、形成“文以载道”和“为民代言”等中国特色的作家形象之表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努力结合特殊国情和文化母土的具体语境，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并加以改进，由此创造了一系列作品，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世界各类重要奖项，这些成绩充分说明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应有的分量。

中国作家不仅学习第一世界/发达国家文学理论并积极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而且对与中国命运有相同特点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优秀作家和先进地区文学也不遗余力地学习和运用。中国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推崇和学习就是明显的例证，莫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胜”，把《百年孤独》和《聊斋》完美地杂糅到一起，形成中国特色的魔幻批判现实主义。而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等人的作品，都在中国作家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创作主体站在世界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话语之巨人肩膀上，充分吸取各国先进的艺术方法，取长补短，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大力发展中国文学，而且透过这种发展反过来对西方理论本身进行修补和拓展。

1989年以前形成了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文学主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形成了以王朔为代表的“颓废文学”、新生代作家、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新女性主义文学等，21世纪的非虚构文学和渐入佳境的网络文学等，都是中国作家在世界视野下对文学发展道路作出的自主选择，“中国的焦虑”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彻底的释放。

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伴随着中国作家、知识分子追求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同步进行的。尽管各个阶段的特色不一样，但总的来说，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是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和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和满足，自我“主体性”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也越来越高，对西方话语的质疑、反省、审视和批判也就越来越多。

例如，在对待后现代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作家、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而且视为这种边界和内涵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中国文艺界和理论界谈论“后现代”不是为了满足这套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进行反思和批判，[68]“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的转型期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69]

这种“诘问”令人振奋，它恰恰说明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权威理论不是盲目屈从，而是审视和怀疑。比方，杰姆逊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的一两个文本就断定中国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文本都是“民族寓言”，那么，中国作家要“诘问”的是：难道卡夫卡、福克纳或巴尔扎克、雨果、詹姆斯·乔伊斯的文本就不能被读成发达国家的“民族寓言”吗？[70]有了这种“诘问”和“审视”，就将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没有“主体性”、处于“被审视”的“弱者”臣属地位，从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学者周蕾认为，“看”（审视）与“被看”（被审视）实际上反映了中心与边缘的挤压关系。“看”的引喻和机制成为呈现自我身份的方式，并从种族、社会或性别上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划出本体论的界限。[71]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就处于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审视下的“被看者”的尴尬位置。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曲折之路，殊为可贵的是，创作群体（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进而延伸到广大知识分子）在对西方话语体系学习和借鉴时，尽管有过急躁、狂热和这样那样的“病症”，但总的来说，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之，同时还能结合文化母土的具体语境，对“输入”的理论进行修正、扩充和丰富。

例如，西方启蒙话语的最大弊病是社会解体，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庭、社群和国家等的撕裂，以及伦理价值崩溃、没有整合社会的润滑剂等。[72]中国知识界在借鉴西方启蒙话语时，看到了其中的“弊病”，而西方人自己由于自大看不到这一点，也由此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会。

西方中心论的“弊病”在于，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创新能力极不敏感，导致其对西方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创新能力也感觉迟钝。[73]而中国学者不仅看到了，还自觉地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进行修补，突出民族主义的“整合力”——中国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是其中的代表；但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被推向极端而成为极权主义的权力工具时，中国知识界又反过来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性主义对民众进行“启蒙”——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和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新生代文学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文学思潮或文化运动使西方话语既“为我所用”，充实本土的理性资源，又取长补短，丰富西方话语本身，也使得发达国家对中国民族特殊的精神品格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有了更多的“借鉴”和“吸收”。

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后又反思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在此过程中，每一步起关键性作用的文化大家都“借鉴”了中国文化——虽然是“外行地”借鉴。

例如，20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中推进现代意识的各位大家，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文学理论家如瑞恰慈、燕卜森，政治学家如狄金森，美学家如傅莱，诗人如庞德、罗厄尔等，他们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令人感动的赞美，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美学，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对现代性作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是一批人道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毛姆，以中国文化的受辱，抨击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伦理矛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尔罗、斯沫德莱、休斯、伊文思等作家艺术家，则直接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奥尼尔、杰弗斯，以及五十年代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希望在道、佛的清虚无为中找到对西方“过分的浮士德精神”的平衡；布莱希特、梅耶霍夫、阿尔陶等人推进的实验戏剧运动，则以中国戏曲为理想舞台，借以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批判。

西方思想界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剧烈变化。从文化逻辑上，这是上述第二波的自然延伸。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主要是越战、中苏对立，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直接推动了世界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中国精神，在安东尼奥尼、沃霍尔等人手中变成中国图像，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中与“深度生态主义”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以中国文字/文化传统颠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阿尔都赛、福柯、克里丝蒂娃等人，则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权力分析。杰姆逊则以中国为分析对象，把后结构主义导向后现代主义。[74]西方各路神明“你方唱罢我登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与西方各路大家借鉴中国相似，中国作家也善于“借鉴”和“吸收”别人的经验。只是这种“借鉴”和“吸收”往往显得吊诡和痛苦。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作家的文本创作总是包含着个人“小我”与民族“大我”的双重叙事，国家的经历和个人的生活相互交织、重叠，文本的主题、人物、声音和呼吸总是带着教化（启蒙）式的道德底蕴，有着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救世情结，但不同时期的这个寓言有着不同的经验显现，并总是与母土文化的具体语境相联系；即便是同一时期的各个作家、甚至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阶段在怎样表现这个民族寓言时，都有着不同的审美追求和个人诉求。

比方，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和《祝福》等反映的是国破家亡的民族痛苦历史的缩影，批判的是封建主义的专制窒息“人”的呼吸、造成“人”心灵的扭曲，呼喊和张扬的是个性的解放和生存的自由。鲁迅先生表达的这个寓言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民族寓言有着显著的不同，因为，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前现代文化”遗留下来的成分较多，而后现代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鲁迅先生的寓言即使是对新时期文学——特别是伤痕文学的某些代表性作家如刘心武、卢新华等有直接的启发意义，但刘心武、卢新华等人在重写这个民族寓言时，也有了显然不同的时代内容和批判锋芒：卢新华《伤痕》表达的是“文革”十年给全国人民心灵造成的伤痕，揭露的是一种非人的强权和强权下的一系列暴行；同时，鲁迅先生的《祝福》与20世纪50年代杨沫出版的《青春之歌》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批判指向与民族寄寓。

即便是跟鲁迅先生处于同一时代的郁达夫、柔石等人，后者在抒写这个寓言时（如《沉沦》和《为奴隶的母亲》）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个人追求与价值旨趣；就连鲁迅先生和他自己，如《伤逝》《在酒楼上》与他的《阿Q正传》的批判力度与精神指归都完全不同，更不用提以施蛰存为代表、在当时名重一时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了。施蛰存拥有“文体作家”“心理小说家”“新感觉派作家”三个名号，虽然他自己对于这些名号一个也不承认，但他创作的小说集《追》《上元灯》《梅雨之夕》《将军的头》《善女人的行品》《李师师》《娟子姑娘》等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纵使在有着“文学荒芜”之称的“文革”时期，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等以及同时代的“样板戏”中，也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如：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线形发展的时间观念、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新文学等民族的“神话寓言”，[75]这类品质独特的“寓言”正是由中国这个文化母国的特殊语境决定的。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使“民族寓言”说有了更大的扩展和延伸，从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到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随后的各种文学思潮，涌现出来的作品无不刻着民族寓言的时代烙印。例如，上海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可以说代表了作者自己的一种怀旧情绪，是个人式的，但仍然包括了对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76]而厚积薄发的藏族作家阿来以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的兴亡为主题“选项”，以政治、阴谋、战争、性、爱情、复仇、暴力、死亡、巫术、商业交易为叙述“菜单”写就的《尘埃落定》[77]十分大气地向人们走来。在文本中，阿来决心为万物重新命名，其处心积虑的“野心”是“洗去汉语几千年来的文化背景，使这种语言被一位藏族土司少爷在某个野画眉声声叫唤的下雪的早晨突然创造出来”。

原《当代》杂志的资深编辑周昌义更是指出：“《尘埃落定》的叙述感觉，像《百年孤独》；命运感觉，又像《红楼梦》……其实《尘埃落定》什么也不是，她比现实主义更浪漫，比浪漫主义更前卫，又比前卫更落后。与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相比，阿来没有把一些充满民族情调的生活场景简化为牧歌，而是精心组织成一部现代主义的民族寓言。”[78]

尽管如此，当代中国不少作家有着较强的逆反心理，急于摆脱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说，在对待“民族叙事是抹煞个体、受权力操纵的统治工具，还是朝向公众意义共有开放的必然”这个问题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在文本的创作上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态势与艺术追求，比方，以余华、苏童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在他们的文本中，公与私、诗学与政治、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有着杰姆逊所说的“是弗洛伊德对马克思”的审美态势，个人“小我”看似走出了民族“大我”的“阴影”，实则笼罩在更深的“阴影”中：因为这种试图摆脱的“集体努力”恰恰又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民族寓言”。也许，这正是余华和苏童等人在经历了深刻的反省后重新回到《活着》和《我的帝王生活》等这些闪烁着人道主义温情光辉的“民间寓言”（民族寓言的一个变种）来的理由。

一个具体的文本隐含着强大的民族寓言并非坏事，它是一种凝聚力的象征，一种特征的体现。这个民族寓言，如果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来形容的话，它就像风筝手中的拉线，联结着文本和作者。有了这根拉线，无论在美国、索马里或拉丁美洲来放飞风筝，你展示的是你自己的风筝，那里有你的汗水、心血、寄寓和梦想；它并不限制你的努力，它有一个明确的“根”在手中，使你不至于迷失，只要你有足够的能耐，你尽可以将风筝无限制地放飞。相反，如果没有这根拉线，风筝就会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它在摆脱你“牵制”的同时，也摆脱了原本写有你身份的标志，甚至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风筝”本身，成为不是风筝的“怪物”。重要的是要制作出有个人特色的风筝，如果每个创作者都制作出不同于别人的风筝，并且握着可以自由伸长的“拉线”的话，那么，天空中放飞的又何尝不是万紫千红、精彩纷呈的“风筝世界”呢！

因此，本书抓住的问题核心也正是“民族寓言”这根“拉线”，从此处切入进去，深入发掘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实力、文学引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力、文学韧力和文学定力，通过文本细读和认真分析，努力彰显中国文学应的自信力。论者试图站在全球化学术背景下，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民族习性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整体性聚焦与解构，并企图透过这种解构对西方理论本身进行修补和拓展，即对“八九”年以前的文学主潮如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进行重点的文本析义，在对这些文学主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的同时，又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的“阐释”。不仅如此，本书还将这种“解码”与“阐释”置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整个社会的文化场域中，其目的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试图获得“历时”的“深度”。如在分析伤痕文学时，将卢新华的《伤痕》和鲁迅先生的《祝福》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进行“互涉式”解读。这种解读不是机械地照搬克里丝蒂娃的“文本互涉”理论，而是批判式的继承和发挥。比方，文本的分析在诠释了“具体的互涉”和“抽象的互涉”之所指后，对这个理论中的骨架巴赫金“狂欢节”结构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进行了新的补充，指明《青春之歌》和《伤痕》都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中国式的“成长寓言”。

第二，希图获得一种“共时”的“广度”。如在对寻根文学的分析上，就是对韩少功的两篇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进行类比分析。这样做，不仅要借鉴于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又要调动克里丝蒂娃的女性主义理论，福柯、赖希等人的理论以及后现代、后殖民的有关学说，对同一个作家在同一时期两篇主题相似、而视角完全不一样的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解码，从中发现文本中强烈的“理性设计”和张扬的“软暴力”的特点恰恰是韩少功等寻根文学作家们在对主流文化精神的深刻理会和把握下所作出的向“乌托邦秩序”之献礼，是中国特殊语境下创作主体“既叛逆又妥协”的形象写真。

第三，更期望有一种立体的“厚度”。如对“朦胧诗”后期中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就进行了跨时空、跨性别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有人认为，现代“汉诗”自绝于古典文学，背离了中国传统；反传统和对西方文学的屈从，使中国现代诗不仅丧失了“中华性”，[79]而且产生出“双重危机”。[80]对朦胧诗经典文本及其创作群体的解构和分析就回答了“中华性”与“世界性”、个人“小我”以及民族“大我”的内在关系。

此外，在对先锋小说作家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解读前，先对先锋派作家中两个审美走势颇为不同的代表作家马原和余华进行“点击”式的勾勒分析，在此基础上再阐述残雪的小说。本书还对新写实小说中方方的《风景》从社区文化、后殖民和精神分析学等不同视角进行反复释义，并将余华、苏童这些先锋作家转型到新写实后与刘震云、池莉等新写实重点作家进行并置和分析等，所有这些都是运用西方话语在中国特殊语境下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还原性解读时所企望获得的精神维度。

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站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学术前沿，用西方话语体系和中国优秀文论观照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通过对文本“批判式”的精细解读，将一堆堆隐藏在文本之下的意义原态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还原性“解读”和分析得知：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不仅冲击了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怎样“不可轻忽”的意义。

总之，发展中国家文学、特别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疆域，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其文化构成元素既有“前现代”的内容，更有“现代”和“后现代”的成分。它表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颠覆与愈合、解构与重建、撕裂与规范、边缘与中心、宰制与受制、地下与公开、潜流与主流、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商业与政治、传媒与权力等隐性结构的深度模式或“文化秩序”。

这种文化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既有着自己的内在“界限”，又有着“无涯际”的可塑空间。在随处可见的商业因子和汹涌湍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辛，也更加富有挑战性，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在世界视野的参照下，都“必须直接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81]

---

[1] Hansen G.Eric，The Culture of Stangers：Globalization，Locatization，and the Phenomenon of Exchange，London，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2，以及Bendic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83；有关“文化想象”的命题在有着东方背景的西方学者、作家作品中也有很多的论述，比较有代表的如萨伊德和拉什迪等。请参见Edward.Said，Colonialism，Language & Imagination，London：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1990；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London；Granta Books；New York，USA：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1991。

[2] 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第10期，收入汪晖、余国良编《90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3] Arif Dirlik，“The Global in the Local”，in Global/Local，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又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少辉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 经典文献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同时，所谓全球中心论实际上是不可能，因为所有的界限都弄混了。阿里夫·德里克这样说，“在第三世界的人出没于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的人则奔波于第三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群，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所有的边界和界线都被搞乱了”。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1页。

[4] Thomas，Marlo，The Right Words at the Right Time，New York：Atria Books，2002，p.2.

[5] Masao Miyoshi and H.D.Harootunian，Postmodernsim and Japa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p.162.

[6] Mafei K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67.

[7] 格非：《当代小说与作家职责》，《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3期。

[8] Masao Miyoshi and H.D.Harootunian，Postmodernsim and Japa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p.163.

[9]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3页。

[10] 李杨、谢冕主编：《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1] [美]白璧德（Button，Peter）：《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李杨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08页。

[12] 索飒：《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与信息时代》，《读书》1991年第1期。

[13] 所谓“幻影”，就是一种原体的影像，没有自身模型的仿造。参见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trans.by Paul Foss et al., New York：Semiotext（e），1983，p.66。

[14] Edward，Said，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102.

[15] [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也见张颐武《发展中国家文化：新的起点》，《读书》1990年第6期。

[16] 王浩威：《回归和超越》，收入其书《台湾文化的边缘战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6—67页。其实，“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于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出现时，正值美苏两个大国意识形态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权。当时法国一些学者（如Claude Bourdet，Alfred Sauvy和Georges Balandier）使用的“发展中国家”（Le Tiers Monde），原本取“第三等级”（Le Tier Estate）之旧意，指那些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成意识形态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后来沿用这一名称，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抗议性的自称或自我表述（self-representation）。今天这个术语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参见John T.Marcus，Neutr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France，New York：1958；Peter Lyon，“Neutr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utralism”，Review of Politics，April，1960，p.45。

[17] Shiva Naipaul，Black and White，London：H.Hamilton，1980；Lawrence E.Harrison & Samuel P.Huntington，Culture Matters：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New York：Basic Books，2000.又见[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第10期。

[18] 有关“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请参见Rapley John，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ird World，Boulder，CO.US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2；Julie Fisher，Nongovernments：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West Hartford，Conn：Kumarian Press，1998；Gavin W.Jones & Pravin Visoarian，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Indonesia，Brazil，India，Oxford：Claredon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9] 在地理位置上，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地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522、306—307页。

[20]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文学”这个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由陈映真、李欧梵、郑树森和刘绍铭等人提出。参见刘绍铭散文集《遣愚衷》，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页。

[21] 吴晓都：《世界文学理念的生成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28日第3版。

[22] 叶维廉：《“比较文学从书”总序》，载侯健《中国小说比较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3—4页。

[23] V.Y.Mudimbe，The Invention of Africa：Gnosis，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Bloomin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24] 张承志：《真正的人是X》，载《大地散步》，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25] Richard，Rive，Buckingham Palace：District Six，London：Heinemann，1987；Alex La Guma，by Richard，Rive，Quartet：New Voice from South Africa，London；Ibadan；Nairobi：Heinemann，1965.

[26] Edward，Said，After the Last Sky：Palestinian Lives，London；Boston：Faber and Faber，1986.

[27] Edward，Said & Salman Rushdie，Writers in Conversation（Video-recording）：Edward Said With Salman Rushdie，London：ICA Video，1986.

[28] Nodine Gordimer，The essential gesture：Writing，Politics and Places，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Stephen Clingman，London：Cape，1988；Nodine Gordimer & Lionel Abrahams ed., South African Writing toda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7.

[29] Kwama A.Appiah，“Is the Post-in Postmodernism the Post-in Postcolonialism？”，in Critical Inquiry，17，1991，p.395.

[30] Homi Bhabha，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Routledge，1990，p.58.

[31] Chinweizu，Onwuchekwa Jemie，Ihechukwu Madubuike，Toward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Washington，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32] 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c，New York：Routledge，1990，p.48.

[33] Gayatri C.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pp.271-313.

[34] Ngni Wa Thiong'o，Decolonizing the Mind，Portmouth，Eng.：Heiemann，1966，p.4.

[35] 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ed.）by Leon S.Roudiez，trans.by Tomas Gora，Alice Jardine，and Leon S.Roudiez，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36] 拉什迪194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其长篇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New York，NY：Viking，1988.因激怒伊斯兰教而曾被有关组织列入“死亡黑名单”。拉什迪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Midnight's Children，London：Cape，1981；East，West，London：Cape，1994等，获得过一些重要奖励。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有关简介请参见Salman Rushdie 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London：Penguin Books Ltd., 1990，书前插页介绍。

[37] 其代表作主要有：Lewis Nkosi，Tasks and Masks：Themes and Styles of African Literature，Harlow，Essex：Longman，1981；Home and Exile and Other Selections，London；New York：Longman，1983.

[38] 其代表作主要有：Shiva Naipaul，Black and White，London：H.Hamilton，1980；A Hot Country，London：Abacus，1984；Beyond the Dragon's Mouth：Stories and Pieces，London：H.Hamilton，1984；An Unfinished Journey，London：H.Hamilton，1986；等等。199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下级勋位爵士。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8月11日在伦敦自宅逝世。

[39] 徐贲：《“第三世界批判”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2期。

[40] 对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分期，目前中国学界仍有不同说法。本书依据最流行的分期法，即将1976年“四人帮”垮台和“文革”结束以来及至今天的文学称统为新时期文学。而本书各章有关文学流派或思潮的界定也是依从这一说法。有关新时期文学的分期请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张炯《新时期文学格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正序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514页；吴家荣《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4页等。其实所有的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各个流派和经典文本的还原性分析。至于张颐武等人将198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为所谓的“后新时期文学”，我个人认为这种划分有“为命名而命名”之嫌疑，要言之，是他们为开发理论上的“后”字系列产品而预设起来的。因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无论怎么划分，都是与中国的政治背景分不开的。1989年虽然发生举世瞩目的政治风波，但以此为界，说又一个新时期已经降临，我以为说不过去。它仍然是“中国新时期”的延续。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王蒙《中国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主义》、谢冕《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宋遂良《漂流的文学》、陈骏涛《后新时期：纯文学的命运及其他》，以上四篇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收入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24页；另外张颐武《后新时期：新的文化空间》、赵毅衡《二种当代文学》和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这三篇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也收入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36页。以及张颐武的《分裂与转移》，载《东方》1994年第4期等。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新时期”和“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很多，说法也更混杂。其中，吴俊在2019年第1期《小说评论》杂志发表的《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流变与转型》一文中认为，“1980年代显然归属于新时期文学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1980年代是个相对有共识的文学史概念，1990年代则充满了文学史或学术上的更多不确定性”。吴俊一方面不希望大家对此过于“较真”，否则有些“无聊”；另一方面，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应该归于新时期是无疑的，而90年代以来，他就不一定认同是“新时期”这个概念了。这当然也是论者的一家之言。

[41] Leo Ou-fan lee，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In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1994；又见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评论》1999年第5期和李欧梵《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正中书局1996年版。此外，对中国具体语境的把握从李泽厚的转变中也可以看出，从八十年代“人类本体论”到九十年代的“吃饭哲学”，李泽厚总结了中国二十世纪政治话语和思想文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省，它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反思。参见李泽厚《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而叶维廉对后殖民的语境分析虽然着眼于香港，但隐含中国之意图显而易见，何况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叶维廉认为殖民国与被殖民国之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征服与对抗；二是“同化”和“同化”引起的情结；三是反叛与解放。这都是当代中国的真实语境。参见叶维廉《谈现代·后现代》，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

[42] 参见佚名《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虚构性》，《美苑》2001年第8期。

[43]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123.

[44] 南帆：《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45] 窦武先生指出，目前中国大陆住宅的“装修热”就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形式。具体表现在：第一，住宅装修中的不讲公德、搅得四邻不安是前现代社会里“宗法制度下的私德”之体现；第二，住宅装修的前现代性，还表现在追求把本来普普通通的家常日子的住宅，弄得豪华气派，而不求实用方便；第三，豪华装修中反映出来的“几十年不落后、不后悔”的想法，反映的是前现代农业社会发展缓慢近于停滞的状态，而“安土重迁”与作为现代社会标志之一的居住的流动性正好是相对立的。这种“前现代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农民式的造房子情结”。参见窦武《北窗杂记》（六十二），《建筑师》1998年第4期。

[46] 王晓明说，中国的“现代文化”是指清末民初30年间，经过康有为和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产生了一整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主义色彩的思想观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套观念占据了主流文化，进入20世纪40年代，它更逐渐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相当功利化的文化，它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几乎都是针对现实的政治危机提出来的”。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精神日益“规范化”，异己的成分越来越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并影响到今天。这种浸泡着国家权力的符号系统“强有力地制约着大多数文化人的思想和精神”。参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序言”，第6—7页。

[47] “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利奥塔对该概念进行了三种不同意义的文化分析，指出第一是审美意义，第二是思想意义。最重要的是第三，即文化和政治批判意义，它指的是随着精英政治的衰微，知识分子精神导向作用的消融，关于解放和进步的宏大话语的破灭，思想批判和不同政见空间的日益萎缩，后现代文化需要为有效的对抗批评探索新的观念和新的策略。参见Jean-Fracois Lyotard，“Defining the Postmodern” and “Complexity and the Sublime” in L.Appignanesi，Postmodernism：ICA Documents，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9。“后现代”理论最重要的有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女性批评等。参见John McGowan，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ix。徐贲认为：第三世界文化的“后现代性”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后殖民形态”的后现代性。参见徐贲《后现代、后殖民批判理论和民主政治》，美国《倾向》1994年第2、3合期。

[48] 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第6期。

[49] 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

[50]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瞭望》1999年第27期。

[51]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52] 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第6期。

[53]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 and Lodon：Duke Univerity Press，2000，p.146.

[54] Reich，Wilhelm，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the third edition，1942.trans.by Mary Boyd Higgins，New York：The Noonday Press，twelfth printing，1998，p.77.

[55] [德]弗洛姆：《梦的精神分析》，叶颂寿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56]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页；[美]鲁本·弗恩：《精神分析学的过去和现在》，傅铿编译，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陷》，傅雅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57] 有关巴赫金的“对话性”可参阅M.M.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assys，Michael Holquist，trans.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介绍性论著可参考：Michael Holquist，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London：Routledge，1990；Tzvetan 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trans.by Wlad Godzich，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也可参阅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汀文化理论述评》，（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3—116、181—205页。有关巴赫金理论中的“复调”可参阅M.M.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hy's Poetics and trans.by Caryl Emers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58] 陈岸峰：《李碧华〈青蛇〉中的“文本互涉”》，《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第6期。并参见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and Novel”，in Desire in Language，trans.by Thomas Gora，Alice Jardine and Leon S.Roudiez，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89。

[59] [苏]楚尔加诺娃等：《当代国外文艺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60] 刘擎：《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第6期。

[61] 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学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62] [日]酒井直树（Naoki Sakai）：《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白璧德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号。

[63] [法]让-弗朗索斯·利奥塔：《后现代的条件》，武波译，《天涯》1997年第1期。

[64] 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si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sity Press，1991，pp.xiii，xiv.

[65]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66]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78.

[67]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68]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 and Lodon：Duke Univerity Press，2000，p.69.

[69] 刘康：《后冷战时代的“冷思维”》，《中国与世界》1998年第3期；刘康：《对话的喧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读书》1995年第7期。

[70] 赵毅衡：《双单向道：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书城》2002年第1期。

[71]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麦田出版公司1995年版。又见她的著作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72]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6页。

[73]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 and Lodon：Duke Univerity Press，2000，p.68.

[74] 赵毅衡：《双单向道：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书城》2002年第1期。

[75] 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第6期。

[76] 王安忆：《长恨歌：长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77]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8] 呼延华：《尘埃落定：传达经典来临的消息》，《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1日。

[79] 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北京评论》1993年第3期。

[80] 奚密认为“西化”越多，“中华性”越丧失的说法是对两者关系的“割裂”。但他强调，现代中国出现“双重危机”：一是“时间危机”（temporal crisis）——总是落在西方后面；二是“典范危机”（normative cirsis）——总不及西方原本。因此，他呼吁要建立“超原本”（out-original）。参见Michelle Yeh，Modern Chinese Poetry：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Yale Universtiy Press，1991，p.79.

[81] Arif Dirlik，“The Global in the Local”，in Global/Local，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少辉译，《天涯》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