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近代的危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论题，这显然不只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还有更深重的文化危机。故章太炎等思想家一再阐发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之辨，指出“亡天下”的文化危机比改朝换代更为惨烈。事实上，这场持续的危机并非全因外力所致。咸丰初年，披着西方宗教外衣而实为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太平天国起义全面引爆了危机。曾国藩的《讨粤匪檄》痛心疾首地指陈战争造成的社会破坏，毁灭了诗书典则及整个文教。

因此，所谓“同治中兴”，不仅是恢复社会秩序和清廷统治，而且包括大规模的文化重建。晚清地方督抚及清廷是如何进行文化重建的？清末梁启超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晚清士人的学术思想仍多植根于经学。此时，汉学由江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岭南和西南地区，理学也呈复兴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后各省官书局的兴起。同光时期，刊刻传统典籍一直是清廷和地方督抚复兴儒学、重振文教的重要举措，其重要性较之恢复数量庞大的族学和各类书院毫不逊色。与此同时，晚清官书局的刻书门类并不囿于儒经，而随时推移转重史、子之书，这也有裨于史学发展和诸子学兴起，推动了传统学术的多元化趋向。这些均为内忧外患中的学术文化延续了一线生机，也彰显了传统学术的思想蕴含与活力。

正如曾国藩统帅湘军克复金陵、延续了清朝命运一样，由他初创的金陵书局成为晚清地方书局的领头羊，乃至重建传统学术文化的象征。但长期以来，同光年间的刻书活动并没有受到研究者关注。1930年，曾任江楚编译局编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徴发表了《国学书局本末》一文，对金陵书局的历史沿革、兴衰进行了初步考察。迨至1968年，美国学者谢正光发表了《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论曾国藩幕府中的儒学之士》一文，探讨了金陵书局的人员关系及构成特点，涉及近代官书局的缘起。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史逐渐受到重视，金陵书局的研究随之跟进，有的论著对其历史沿革、刻书数量及局本等问题有所论及。总体而言，自1930年迄今近一个世纪，学界关于金陵书局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但多聚焦于同治年间书局的兴起，对其后的变化、发展鲜有论及；再则，既往研究多囿于出版史范畴，而缺乏学术文化史视角的分析。有的论著虽然意识到晚清官书局与学术文化衍变的关联，却又语焉不详或流于表象。

鉴于此，兰君秋阳在跟我读博期间，我们拟定对“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深入而系统地梳理金陵书局的兴衰、演变，辨正以讹传讹的史实。个人认为，刻书、售书虽是学者、人文的专职，却与士人的治学、交游密切相关，通过个案剖析，亦可从中窥见士人生活的变迁，展现晚清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画面，可谓拓展、深化晚清学术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之基础。

作者在四年读博期间，克服重重困难，辛勤耕耘，“竭泽而渔”地搜集史料，撰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书稿。该书对金陵书局半个世纪的兴衰历史进行了详尽研究，呈现了一部起自咸丰十一年谋刻《船山遗书》，终于宣统三年的完整书局史。其中对金陵书局的历史分期、刻校人员、刻书标准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梳理、讨论，又详考书籍数量，述其梗概，辨其史实，并揭示了晚清地方书局兴起的复杂缘由及相关学者的论学活动。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打通了出版史与学术史研究，试图通过研究金陵书局来探讨晚清的图书出版、发行和阅读传播，剖析士人的知识构成及思想状况，揭示此时的儒学变化与新学发轫，较好地回答了书籍出版与学术文化衍变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该书是近年相关研究领域的可喜收获，今得以修订、出版，也是嘉惠学林的有益之举。我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颇知作者诚心向学，苦心研究，今应邀略赘数言，亦望其学术精进，再创佳绩。

罗检秋 于202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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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