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区货币：由分散到统一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为了调剂根据地的金融，解决劳动人民的借贷问题，便利商品流通，发展社会经济，各个根据地在废除高利贷剥削制度的同时，着手建立劳动人民自己的金融组织，以其作为旧金融组织的替代物。当然，囿于条件，各个根据地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只进行了一些尝试。

1928年春，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湘南活动时期，耒阳县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为了流通金融、便利贸易，该县财经委员会印发了一种面额为1元的劳动券（纸币）。同时，该县第十三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也印发了面额为1角、2角的劳动券，在耒阳县流通。这三种劳动券（纸币）均可十足兑现，1元劳动券可随时兑成1块光洋。同年4月，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后，耒阳县成为游击区，劳动券也随之停止使用。这三种劳动券是人们至今所知道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发行的劳动人民的纸币。

红色金融和红色货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各个根据地得到巩固后迎来大发展。为解决红色区域的货币流通问题，各个根据地先后建立银行。因为广大工农群众视其为自己的金融组织，所以多取名为工农银行、平民（贫民）银行或农民银行。各地工农银行成立后，首先规定在红色区域只有工农银行才有货币发行权，禁止所在地的私人银行、钱庄、商会等旧金融机构发行任何货币。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1年下半年的两年中，工农银行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发行货币、处理旧币、控制现金以及开展其他方面的货币斗争等，来占领金融市场和调剂货币流通。

由于当时各个根据地处于分割的状态，它们都是各自发行货币。各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发行货币的时间和方式也不一样。多数地区是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发行的。因为红色区域当时实行银本位制，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代替银圆来流通，它的价值与银圆相等，所以它又是一种可以兑换的货币。当时发行的纸币种类一般是1元、5角、2角、1角、5分这5种。

根据地发行自己的纸币，体现了红色区域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它能否占领金融市场、真正起到应起的作用，取决于它的信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工农银行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为储备基金。储备基金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群众集股，比如闽西工农银行“股金以大洋为单位，收现金不收纸币，旧银器每两折大洋六角，金器照时价推算”。二是政府或红军拨款，比如江西东固平民银行开始建立时，由当地红军二、四团拨大洋4 000元。闽西工农银行筹备建行时，共集得现金20万元。1929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所属鄂东农民银行成立时，从没收的地主财产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发行纸币的基金，现洋五六万元，金子270余两，元宝（每个重50两）二三十个，手镯项圈等各种零碎银子4万余两，铜圆1万余串（1块光洋换6串铜圆）。1930年11月创办江西工农银行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由财政部拨现金100万元。

第二，宣传发行纸币的好处。工农银行发行纸币，是根据地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让工农群众了解苏维埃纸币的意义，各地苏维埃政府和工农银行采取出告示、写文章、作诗歌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例如，1931年1月发布的《浏阳工农兵银行发行券币宣言》写道，这种券币是不比往昔的券币，是比现金还要好的，譬如拿了去买盐，就可以买盐，要买货，就可以买货，要兑现金，就可以兑现金，在苏维埃区域都可通行无阻。

第三，随时可以兑现。这是建立纸币信用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例如，江西东固平民银行为了取得群众对其纸币的信任，特别是为了取得外来做生意的人的信任，每逢东固镇的圩日，都准备一定数量的现金，随时让他们兑换。外地来这里做生意的人得到了纸币，在离开东固前要兑换现洋时，银行则随来随兑，有多少兑多少，应付利落，从未出过半点纰漏。1931年，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在庆祝《工农银行周年纪念歌》中写道：“工农自己设银行，纸票通行各地方，到处都有兑换处，随时可以换光洋。”为了具体而生动地说明工农银行兑换纸币的能力，闽西苏维埃政府曾专门举行为期7天的黄金白银展览会。会上用金条摆成一个金塔，用银圆做成一个银塔，供工农群众参观。群众看了都赞叹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金银财宝”。

自从根据地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之后，以前旧币充斥市场的状况逐渐改变，工农银行的纸币随即占领了红色区域的金融市场。当时主管苏区金融工作的领导层充分把握货币发行规律，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全党范围内反复强调：由于根据地发行的纸币是代替银圆来流通的，因此其发行数量必须掌握一定的比例和幅度，即“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流通数量”，而不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纸币的发行数量相当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银圆数量时，币值就稳定。反之，纸币贬值。

1931年之后，有的根据地在发行纸币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按照发行规律办事，曾经出现过纸币贬值的情况。

1931年“一苏大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根据地的金融是不统一的，各地苏维埃政府各自建行，各管发行。“一苏大会”之后，为了贯彻“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统一货币制度和统一金融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自国家银行总行成立以后，各省相继成立分行。

国家银行总行原来隶属于中央财政部门。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定，从1933年9月起，国家银行实行独立，只受中央财政部门的指导，而不隶属于中央财政部门。银行和财政部门分开是十分必要的。银行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财政支出的作用——有多少钱就支多少钱，改变过去财政部门随便开个条子，银行就得付款的现象。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银行曾长期成为财政部门的出纳，苏区时期银行与财政相对独立的观念可谓超前。

“一苏大会”以前，苏区货币的发行方式是各地银行发各自的钞票，省级工农银行、县级工农银行都发行纸币，甚至信用合作社也发行流通券。但是，当根据地扩大之后，在一个根据地内，继续流通不统一的多种类纸币，不仅不方便群众使用，也不利于金融管理。因此，统一苏区货币的发行权非常必要。所以，“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只有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临时中央政府和国家银行的成立为统一货币创造了条件。

货币的统一是一件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各个苏区的情况不同，采取的办法也不同。例如，在中央苏区，在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纸币后，原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随即停止流通，并用现金收回。但是，原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信用较好，仍在市场上流通了一段时间，后来才逐渐收回。

国家银行成立以后，中央苏区的纸币发行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2年7月（开始发行纸币）到1933年初。这个时期纸币的发行量控制在适当限度内，可以随时兑现。各地都设有“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因而币值比较稳定，群众比较满意。1932年11月7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指出：“纸币正在发行，银币也已开铸，纸币在群众中已有相当信用。”

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春到1934年初。这个时期，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和现金大量外流，中央苏区纸币从原来的充分兑换变成了控制兑换，后来发展到“要发动群众停止挤兑”。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同时加紧进行经济封锁，加之中央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影响，一方面迫使苏区战费猛增，另一方面使苏区从白区“进口”必需品更加困难且费用更高。

在此情况下，尽管发行了公债，提高了税率，但财政收支仍然不能平衡。最后，中央苏区只好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满足急剧增加的财政支出。据说，到1933年8月，中央苏区发行的纸币已达200万元。纸币发行过多，危害是很大的。“二苏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该决议同时指出，“为了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注意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地活泼起来，是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方法”，并要求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地审慎”。

第三个阶段是1934年1月到同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二苏大会”正确地总结了前段发行纸币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了稳定币值的途径，但由于中央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影响，战争形势日益恶化，根据地不断缩小，苏区和白区的贸易渐渐中断，财政来源日益枯竭，发行的纸币已根本无法兑现，纸币的信用在群众中几乎完全丧失。当时曾流传下面这样的故事。有一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到市场上用纸币向老乡买猪，纸币已严重贬值，但老乡又不好拒绝收钱，于是只好很客气地说道：“同志，不要钱了，送给你吧！”由此可见，1934年中央苏区的纸币贬值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国家银行及其分行发行的纸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根据拥有基金的多少来决定发行量的。例如，湘赣省工农银行到1932年7月共有基金6万元，仅发行纸币一两万元。因为银行备有充足的基金，能保证随时兑换现金，所以币值比较稳定，在群众中的信用也很好。但是，有些苏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根据银行的基金数量，不按照市场流通的需要，单纯按照财政的需要来决定发行量，结果发行纸币过多，无法兑现，造成纸币贬值。

对于纸币发行过多所造成的危害，根据地领导层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

为了稳定币值，临时中央政府也采取过许多措施。例如财政上开源节流，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设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尽可能地将苏区出产的剩余物资输出，从而增加现金收入；同时，发展工业品生产，尽量减少某些物资的输入和现金外流；与银行本身任务直接有关的措施还包括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制止现金盲目外流。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方针没有改变，反而日益加强，苏区生产人员日益减少，红军和其他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导致根据地日益缩小，最终无法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无法稳定纸币的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