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篇

长者·学者·智者
——忆陈锡祺先生

业师陈锡祺先生辞世已近周年，学界同仁聚会追思。作为忝列门墙的弟子，虽然了解尚浅，亦将点滴记录。未必可以反映陈先生的人格学问，只是表达个人的印象体悟。

一 长者

陈先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业师。“文革”前后，他一共招收过好几届研究生，每届大都数人，而我这一届，仅录取一人。由于当时陈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因而前后两届或设培养小组，吸收中青年教师参与指导工作，或与其他教师联合招收。只有我这一届，由陈先生独立承担指导之责。虽然平时也要求我向其他各位老师请益，论文修改时还委托陈胜粦老师协助审阅，全程的培养指导，则主要由陈先生亲力亲为。即使在陈先生到从化疗养期间，我也是专程前往疗养院，当面聆听教诲。

入校后，我一直以“先生”相称，除了遵从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习惯，还因为此前就读于四川大学，那里通常将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先生即老师的老师尊称为先生。作为本师，以“先生”相称，主要是表示极其敬重之意。由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展相对较晚，在海内外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界，陈先生都在长者之列。所以年龄、辈分各异的多数学界同仁，也尊称“陈先生”。

史家既要用笔书写历史，同时也要高度自觉其自身的言行，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阅历丰富的陈先生参与其中的一些历史事件，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1948年，陈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年，当时的中大校长王星拱因所谓纵容左翼学者而去职，陈先生和多位中大教授联名上书力保，与当局抗争对峙。此事背后，牵扯国民党内朱家骅与二陈的CC派在学界的恶斗，二陈一脉的特务告了御状，王星拱最终去职，实由蒋介石钦定，所以众意难违一时间不如一手遮天来得有力。王星拱是老国民党员，与陈先生是武汉大学的旧识，陈先生南下广东任教，主要出于王星拱力邀。不过，陈先生此举显现一个知识分子为社会正义与公德拍案而起的无畏，公道自在人心，不能仅仅于无声处。此事详情，已写成专文，可见中山大学的历史，决非院墙内一校的校史可以范围。朱家骅曾说其一生参与办过三所大学，即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都是作为学界和青年乃至全社会风气转移的中心。陈先生的言行，确在历史创造者之列。陈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60年纪念之际，我曾将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朱家骅档案中查到的当年中大教师联名上书的复印件呈上，经过一个甲子，陈先生的亲笔签名依然相当醒目，成为那一段精彩历史的重要物证。

二 学者

陈先生不仅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学者。从陈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教学研究生涯，可以真正领略到学者的风范与坚守。学术研究不可随波逐流，要引领风气，而不被风气所推动转移，否则难免趋时者容易过时之讥。陈先生转而研治孙中山之时，这一领域还在相当冷淡的环境。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局社会波诡云谲，常常冲击学术研究，而他始终坚持不懈，坚信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待到风云变幻，峰回路转，孙中山研究渐成显学，也始终沉潜，并不因此而躁进。后学者须继承学统，方能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今人好谈“接近国际前沿”，而且保持较快的“接轨”速度，结果“国际”何在，无从把握，一如墙头草般随风摇曳，凿空蹈隙，游谈无根，往往今是而昨非，自我迷失。其实大道无形，万变不离其宗，有定见，固根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趋时亦不会过时。要做到这一点，须眼光抱负远大，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读书为人的部分，必须有千秋万代的自觉。陈先生几十年沉浸于孙中山研究之中，置身于喧哗的风潮变幻之外，坚守学术原道，将冷学问做热，将热学问冷做。治史亟需这样一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于为己之余再去为人，深研之后进入高明，不必辗转反侧，自然处处皆是大道前沿。

作为近代史学界屈指可数的长者，陈先生不但有一般老人的雍容淡定，而且有老辈学人的气度风范。其中最令人感佩的，是君子不党、无欲则刚的风范，在任何情形下，绝不以学术为手段工具，既不为所谓吃饭的工具，更不为利益交换的手段。学问在他即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此外无他。孙中山研究领域常有所谓饭碗之喻，虽然大都不过玩笑话，却从未听到陈先生沿用附和。他也从不以自己由学术而来的身份地位，与其他方面做利益交换。对于学术的判断，陈先生不作学术以外种种因素的权衡取舍，而一概秉承公理公器的精神准则，不以个人的利害亲疏好恶影响学术评判的尺度。读书期间因性情执拗，有时难免固执己见，陈先生或许并不赞同，但从来不以为忤，至多只是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委婉表达意见。这种纯粹的学者向学态度，本来就是学人的理所当然，却与时下种种斯文扫地的学界乱象形成鲜明对照。学术是高度自律之事，一旦失足，即失去道德屏障和资格，没有改过的机会。此节前辈学人无论观点倾向如何，往往有共同底线，反而后进大都不能了解把握，何况坚守，令人无限感慨。

三 智者

陈先生由治隋唐史转而治近现代中国史，而民国时期中古史研究大家辈出，成效显著。陈先生曾先后在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校读书教学，受此浸染，其教法与做法，颇得中古史的高妙，与晚近史的一般通行有所不同。犹记得陈先生指引读书与治学门径，一曰以朱寿朋所纂辑的《光绪朝东华录》为入门读物，二曰用长编考异方法入手展开研究，并说明理由。当时虽然谨遵照办，连知其然也不得其详。后来读书日多，涉及方面渐广，逐渐体会到，二者既是史学的基本功夫，又是取法乎上的大道所在。治史须于编辑长编过程中四面看山地比勘参证各种材料，梳理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方能近真并得其头绪。此为宋以来“新史学”之不二法门，近代古史家的治学绝技。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渊源有自，取径办法，难免横逸斜出，如果不是在中古史的领域浸淫有年，很难对于治史的正途大道心领神会。

陈先生于孙中山研究大热之际，适时要求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进行扎实的资料梳理与比较，使得后来的孙中山研究无法天马行空，任意驰骋，整体提升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难度和水准。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并细心体味陈先生所说编撰长编的用意，尤其是他一再强调的须将孙中山的思想与其生平活动交往融会贯通，相互印证，感悟颇深，这不仅影响个人的治学风格变化至深且远，也是后来指示新进的重要门径。今日学界无不推崇陈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就具体内容而论，其中固然不少可以改善之处，就主旨方法而论，则确系颠扑不破，只是各自的领略有所不同罢了。

广东僻处岭南，学术眼界容易流于固陋，非见多识广，难以开展。陈先生阅历丰富，接触过的民国以来学界名流为数众多，耳濡目染，自然目光远大。我后来关注的重心之一，即晚清民国海内外研究中国的学人，曾经几次听陈先生谈起相关的学林掌故，大都亲身经历或直接听当事人陈述，颇为生动深入，非一般坊间传闻可比。只是陈先生为人沉潜，行事低调，不愿附丽，加之年事已高，每每谈及旧事，兴致甚浓，事后则身体感到不适，因而不便打扰。如今陈先生仙去，多少疑问，无从解惑，实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