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生许多事，往往出于情非得已，可是一旦做了，就是作茧自缚。事到如今，学术不应随笔的理念勉强还能坚守，不以自选为然的道理，在被迫无奈编了几本集子之后，只能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了。

既然骑上虎背，索性无须顾忌，敞开来讲，把意思说得透彻些。

史学有什么用，曾经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常被问及的问题，如今也还是不大自信的史学工作者经常感到无法心安的困惑。其实，关于此事，古今中外早有不少答案，例如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古知今，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等等。这些说法，在对历史缺少温情者听来，当然很难信服，觉得不过是专业人士的自我开脱与标榜，而社会发展早已经过了温故知新的阶段，进入后喻文化时期，所以历史学无疑就是明日黄花。

近代国人以西为新，认定分科为学术的天经地义，曾经相信史学是一切学科的总汇，不料分科之学发展的结果，却出现让史学消失于一切学科之中的可能。既然一切学科都有其历史的部分，史学的专史与之混同，那么历史学的独立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历史包罗万象，概言之，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说史学无用，等于说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显然不能成立。从消极的角度看，史学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保留人类记忆，二是保存文化物种。一个人如果陷入失忆状态，忘记了之前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无疑是极为痛苦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完全不知自己的来历，连我究竟是谁也无从知晓，也就无法判断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茫然不知所措。同理，一个民族，一个特定的人群，如果陷入集体失忆状态，势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记忆一片空白，就丧失了特定身份，不知如何立足于世界。

无论如何疑古，中国仍然毫无疑义是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不仅长，而且一脉相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受进化论的误导，将整个人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内，又按照先进落后排序，以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至高无上的社会法则，历史悠久非但不是值得骄傲自豪之事，反而成为民族振兴的负累，中国之所以百事不如人，原因就在于历史太长，包袱太重，以上古为黄金时代，凡事皆喜欢向后看。甚至以想象的西方为楷模，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作一成不变。其实，曾经被国人指为落后原因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形态载体，后来大都被证明并非社会发展的障碍，其中许多还是必不可少的强劲动力。中国文化不仅如同所有的生物物种一样，具有毋庸置疑的保存价值，而且必将在中国进入先进行列时提供我为何是我的充分理据，不仅成为世界多元化的一种，甚至可能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不一样的共同选项。

历史的有用无用，说到底是史学是否具有即时的实用性的问题。与通行的认识相反，中国人过于追求实用，恰是学问之事不易发达的要因。1919年12月14日，留学美国的陈寅恪对吴宓讲论天下大势，诉说了一大通深思熟虑的道理，他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界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业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陈寅恪说这番话的时间点是1919年，刚好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在欧风美雨的冲刷和强权公理的夹击之下，不少人对本位文化失去自信，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凡是中国固有的，都要破除消灭，甚至主张中国必须改换全部人种，才能于必死之中求得新生。而那些主张区分文化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意见，则被斥为东方文化的自大狂。陈寅恪独辟蹊径，所论的主旨是，中国人惟重实用，致富不难。这一观点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乍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可是如今已经得到应验，基本成为事实。实际上，海外亚裔聚居之地，从来都是华人华侨掌控商业，日韩侨民则是在国家富强之后，背靠大树，地位才相应改变。华人华侨的经商与组织能力，早就在欧美大陆上展现无遗，令充满种族偏见的白人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隐藏于“黄祸”等歧视性语言以及粗暴排华行径的背后，其实是丛林法则驱使的霸道和发自内心的巨大恐惧。

更为重要的是，陈寅恪指出中国人不究虚理，因而科学和形而上的哲学、美术不大擅长。可是太讲实用，便容易过时，变成无用，所以虽然可以发达实业，成为世界之富商，却很难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这一层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能否通过追赶先进进入世界前列，富强即可做到，但是中国能否引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却取决于是否可以形而上的学问、美术独步天下。也就是说，成败不在于立竿见影的实用之学，而在于无用之为大用的虚理尤其是精神学问。近代留学生只求实用，不能学德的偏蔽已经泛化，读书求学，目的都是为了找工作，而工作的好坏则以能否即时兑现回报成本为考量指标，大学的专业设置与就业率直接挂钩，实用性的技艺之术大行其道，相比之下，不能与找工作形成对应关系的形而上的学问，自然弃之如敝屣。风气所被，连一些专门从业者也不免怀疑人生，相关机构和部门则屡屡试图通过调整专业设置来达到供需平衡。

然而，如果陈寅恪的推断属实，最终决定中国成败盛衰的，恰恰是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这些学问看似无用，却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不过时。对于中国而言，能否在这些学问领域达到精深博奥的程度，不仅关系到一时间的救国经世，起弊振兴，更重要的是决定中国是否可以国运长久，并站上世界巅峰，引领人类未来。二者相辅相成，中国的长治久安与再一次鹤立于世界之林，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以有无实用质疑这些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视为在应当取消之列，无异于自废武功，断了再度辉煌的生机。

历史与政治伦理关系紧密，中国的历史学发达，本来一定是实用性极强的。史的基本功能是记事，记事一是要记录发生过的事，以免忘记，二是要记住发生的情形，以便斟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大概都经不起完全彻底的如实记载。海峡对岸的名嘴揭弊，无论是否专业出身，独门秘技都是历史学的卡片分类。可是历史上由于史家记录所发生之事太过实用，伤害过甚，以致于如何记录成为问题。各方不断博弈之下，史学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如实，以换取相安无事，从而留下让来者不断求真的空间。如果有人仍然怀疑史学是否有用，只要掂量一下自己是否经得起事无巨细的全时段全方位无缝记录，就不难领悟答案所在。

既然历史的记录难以如实全面，与之相应，看待历史上的人与事自然就不能绝对化片面化。所以认识历史必须前后左右，单一视角是非常危险的。史学进化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学会相对地看待一切人与事。治史而片面绝对，一定是等而下之者所为。如此一来，历史看似简单，治史却是难上加难。涉猎专业甚多的胡适曾经慨叹治史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的确是经验之谈。

史学是整体性的学问，因此治史必须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并非轻而易举。在这方面，老辈学人的做法，值得学习仿效。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有缘随缪钺先生到他家中旁听讲解诗词，每周一次，持续一学期。缪先生出道甚早，在《学衡》上就发表过文章，兼论新旧。他文史双修，尤以魏晋隋唐的文史之学名于学林。现在的一些诗词大家，当年即不断前来问学。听讲期间，缪先生时常提及相关人事，对于当代文史学界的脉络多少有所了解。

缪先生祖籍江苏，但生长于河北，算是我的大乡前辈。他虽然只读过北京大学预科，却能够长期任教于各大学。抗战期间，他在浙江大学中文系教书，与系主任郭斌龢交好。后者中西兼通，能够胜任中文系和外文系教职并主行政。闲聊之际，缪先生谈及不少浙江大学的掌故，尤其对郭斌龢推崇备至。这一段因缘的潜移默化，对于我近年移席浙大不无作用。

缪先生慈眉善目，身形纤瘦，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表达意思极其清晰准确。日常虽然运动不多，但生活极有规律，连喝茶饮水也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进行。规律化的生活，使其保持极佳的心绪，不仅高寿，而且健康。他的相貌、形态、言谈、举止，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中国学者应有的理想风范。

我的兴趣在于晚清民国的历史，亲炙前辈大家的学行，令我印象深刻、感触良多的是诗词之外的治学方法。当时缪先生这样的大先生一般已经不为本科生开课，而一位担任古代史课程的老师是缪先生的门生，为了让同学们领略一下学问大家的风范，特意请缪先生来讲几课。讲题是历代制度，从先秦直至清代，计划一共八节课，每次两学时，分四次讲完。据任课老师说，缪先生讲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变迁，无论时间长短，多则一年（每周两学时），少则一次（两学时），都能够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而且讲述的内容依据课时的多少，详略得当，轻重适宜，有始有终，既不会讲了一学期武王尚未伐纣，也不是一味在自鸣得意处反复盘旋。即使吾等于历史全然门外汉的后生小子，闻听之下，亦如泛舟江上，顺流而下，既体验曲折回澜，又领略两岸风光，真是美不胜收。如此成竹在胸，收放自如的化境，即便任课老师已经年近花甲，也只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缪先生问学的时代，已是新旧杂糅，许多名学者由新式学堂出身，旧学根底不深。而缪先生则有童子功在身。当时他双眼白内障严重，近乎失明状态，几乎不能看书写字。有一次说诗休息，他出示了一本“文革”前抄录的明末一位不知名作者的诗集，居然还能够整本背诵。仔细对照，其中一些地方并非完全逐字复诵，但是意思不错。可见过目不忘并不仅仅是坊间传闻，只不过记诵与熟能生巧相得益彰，不是单凭死记硬背就可以实现。稍后经过手术，摘除了白内障，他的生活研究得以恢复常态。

老辈治学，虽然术有专攻，但绝不畛域自囿，划地为牢。在读完基本书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往往兴趣广泛，牵涉的范围广大。其扩张学问的办法是，平素大量阅读，并不是为了找特定题目的材料而翻书，一旦发现有意思的材料，就用专门的本子记录下来，久而久之，集腋成裘，便可以撰写成专题论文或专书。缪先生依然习惯用毛笔，过录的材料分别抄在特制的本子上。其中一项是清代文集中有关《红楼梦》的资料，已经累积了不少，据说当时均为前人未曾使用，不知后来是否撰写成文。

结合《红楼梦》的实例，缪先生又补充介绍其他收集资料的具体做法。他说自己习惯的是旧办法，已经少有人用，比较先进且通行的做法是使用卡片，好处是比较灵活，便于归类编排。后来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初期从事教学研究，即采用卡片的方式抄录史料，持续多年。累积的数量甚多，后来大都用于论文和专书的写作。

不过，随着年龄和学问的增长，以及研究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从上世纪末开始，越来越觉得老辈学人的治学方法更胜一筹，包括用本子记录的方式，适合多题目齐头并进的研究，因而弃用卡片，改成阅读各种书籍时用本子记录不同专题的资料。二十年下来，觉得这样更加得心应手，有利于读书以发现问题，而非一味悬问题以觅材料。具体而言，可以体悟的好处有三：其一，读书不再是单纯为了找材料，可以读通篇知本意。读书成为一大乐事，各种问题和各种材料也源源而来。其二，研究不再局限于专家之学，可以将有生以来读过的书乃至获得的所有知识全都连贯起来，以便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其三，读书与治学相得益彰，起步之初看似迂缓，实则整体推进，累积成熟的题目越来越多，进度能够不断加快。而且基本不必因为更换题目翻来覆去搜捡相同的文献，可以一劳永逸，事半功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没有预设题目的先入为主，又有放眼读书的随机覆盖，相较于先定题目再找资料，翻阅文献的比例可以减少，而错误的概率则大为降低。

历史在失去时才会觉得可贵，但是一旦失去就永远没有机会从头再来。治史就是反复梳理人类的集体记忆，以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堙灭。而借助维护历史记忆的努力，可以不断发展人类的思维。

我的几位老师都是高寿，能够长久沉浸在珍贵的历史之中，从事着史学的事业，想必是无比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