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短缺到充分的中国电视剧产业

追溯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以来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剧产业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发展轨迹。从一开始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由国家组织鼓励创作，电视剧在政治统帅和无偿供给中艰难生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电视剧事业进入全面停顿状态；再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电视剧事业逐渐向产业进行转型过渡；而21世纪以来，电视剧产业化探索向纵深迈进，在受众、市场、资本、科技、新媒体等力量的推动下，整个中国电视剧产量由短缺逐渐走向充分。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电视行业也不例外，其制作与播出完全受国家政府的行政指令安排，所有资金来自国家拨款，生产目的明确为国家宣传服务，因而形成了“制播合一，自制自播”的制播关系，没有产业分工与合作，也没有市场需求与交易。这一时期是中国电视剧作为纯粹事业的发展阶段，奠定了中国电视剧从事业到产业发展的物质与艺术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电视剧的“前产业时期”。

早期中国电视剧由于受技术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播出和编排方式上还不够成熟，电视台建设和电视剧集的制作处于试验探索阶段。1958至1966年这8年间，全国电视剧制作总量仅仅为210余部，在资金短缺与制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见图1.1）。中国电视剧早期历史中的一些经典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一口菜饼子》《党救活了他》《生活的赞歌》《愤怒的火焰》等产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期的电视剧以单本剧为艺术形态，并采取直播的方式，因此在产量和表现力上受到一定限制。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严重停滞之后，中国电视剧发展迎来了市场经济大潮。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第一条电视广告，标志着电视的产业属性开始显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力量逐步向电视剧生产领域渗透。电视剧的制作经费也开始由国家完全拨款转向以国家拨款为主，广告收入和市场交易为辅的方式转变。在生产方式上，从“制播合一，自制自播”向一定程度上的内部“制播分离”转变。在

“四级办电视”和“制播分离”的方针引导下，无论是电视剧制作能力还是电视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较大进步，电视剧供应量猛增以填补需求缺口。首先是电视剧产量和观众人数的明显变化（见图1.2）。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1998年达到11 322集；同时根据1988年1月第一次大规模“全国观众抽样调查”，全国拥有约6亿电视观众，电视剧日益成为受关注的文化产品。其次，电视台建设经历了大规模扩建，1989年达到469座的顶峰之后进行改革，控制在350座左右的较合理规模。

如前所述，1983年“四级办电视”政策的出台，带来了电视事业的大发展，电视观众的人数和电视剧需求大增。电视剧为了适应这种变革，生产与播出环节在电视系统内部逐渐分离，内部分工开始出现，专业性的电视剧制作力量不断发展。1986年4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开始推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进一步促进了电视剧生产体制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分工，也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电视剧交易市场网络，形成了以广告和电视剧交换为主的初级产业模式。1990年《渴望》的制作播出将传统中以电影为模板、依赖外景地拍摄的电视剧生产模式，向成本低、效率高的室内基地化、工业化生产方式转移，形成了电视剧独特的生产模式，吹响了电视剧产业化的号角。

1992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国家战略。1992年2月，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标志着中国电视剧产业化进程的大幕正式拉开。1992年6月，国家明确将电视剧划入第三产业，电视剧的产业属性得到正式确认。从此，市场机制开始在电视剧产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市场化运作渗透到电视剧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主体、融资方式、题材选择、拍摄模式、交易体系、交易价格、收视率评价等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人在纽约》虽然由国有单位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但通过企业赞助、贴片广告、商业贷款等方式操作，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回报，是中国第一部按照市场机制制作完成的电视剧。而管理部门对于拍摄许可证相对灵活的管理与允许港台力量参与大陆电视剧制作的规定，也进一步推动了电视剧的产业化发展。与此同时，电视剧类型意识也日益凸显，电视剧制作主动迎合观众喜好，出现了《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古典历史题材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室内剧，《一剪梅》《梅花三弄》等苦情剧。此外，电视剧海外传播与引进双向交流也日益增多。自1979年从南斯拉夫引进第一部海外电视剧《巧入敌后》之后，《大西洋底来的人》《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等海外电视连续剧也出现在中国荧屏，引发了观众的追捧。

总之，这一时期电视剧事业整体呈现向产业化迈进的趋势，出现了以植入广告为主的商业模式，私营企业和工业化大生产方式相结合推动中国电视剧产业走向市场化运作。

进入21世纪后，在电视行业整体产业改革的大背景下，电视剧产业化发展速度加快。2003年和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先后向24家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颁发了甲种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以政策形式开放了电视剧的生产，标志着非公有资本进入电视剧生产领域，电视剧制播分离制度得到确立，电视剧制作机构和电视台分别形成了卖方和买方市场。2004年，电视剧年产量突破了2万集大关，是2003年的两倍，电视剧交易规模达到43亿元。2006年，“电视题材规划立项审批”制度被“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制度取代，使市场调节从源头开始发挥作用，进一步开放了市场，提高了透明度。2009年开始，国有电视剧制作单位开始大规模转企改制，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占据了3 000余家具有电视剧制作资质市场主体的80%以上份额，华谊兄弟、华策影视、光线传媒等企业挂牌上市，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也逐步建立。通过发展，电视剧产业基本形成了创作、生产、购销、消费四个主要环节，以及包含创作方、投资方、制作方、发行方、播出方（购买方）、观众和广告等多方参与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态。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产业形态，如联合首播、植入广告、视频网站播出等也开始出现。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电视剧也迎来了媒体融合环境中的产业繁荣期。国家对文化产业、媒体融合与文艺政策的新战略，给电视剧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一些具体的监管政策，如黄金时间段的细化管理、取消电视剧插播广告、一剧两星新政、境外剧线上线下同标、网络剧先审后播、网台同标等，塑造了新媒介环境下的电视剧产业环境。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即“电视剧14条”），具体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电视剧的创作、生产、购销、消费等环节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在国家“互联网+”产业政策的促进下，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全面介入视频网站后，改变了电视剧行业的竞争格局，电视台与视频网站在博弈中相互融合，促进了台网共同投资、制作、发行剧集，催生了电视剧更加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定制剧、自制剧、IP剧、周播剧等新形式，电视剧类型化和精品化发展趋向越来越明显，“现象级”作品和超级剧集不断涌现，剧作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同时还在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融合中，培养了观众付费观剧的新消费习惯，打破了“先台后网”的播出惯例，形成了“先网后台”“网台同步”“网台异步”等多种播出模式。在海外输出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出口遍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日韩、欧美、非洲成为中国电视剧的四个主要海外市场，尤其是非洲，近年来是中国电视剧最具潜力的新兴海外市场，电视剧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中非民心相通的有力桥梁。

就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言，主要表现在电视剧产量突飞猛进，自2000年以来，中国电视剧的总量每年就已经超过1万集，2007年，更是拿下生产数量、播出数量、观众数量的三项世界第一，至今我国电视剧在生产总数上仍居高不下，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观众需求与内容生产的提升，我国的电视剧创作呈现出丰富的题材和类型样式，包括《宫》《步步惊心》等穿越剧，《人民的名义》《白夜追凶》等涉案剧，《仙剑奇侠传》《古剑奇谭》《轩辕剑》等玄幻剧，《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现实题材剧，而古装剧、历史剧、军旅剧、都市剧、青春剧、动画片等传统题材类型同样层出不穷。资本市场化运作的突破为电视剧大制作保驾护航，融资环境的改善促进了电视剧制作能力的拓展，四大名著的新版改编电视剧成为中国第一批投资过亿的电视剧，其后大投资大制作成为常态；而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网络新媒体崛起带来的跨媒介传播又为电视剧播放和制作提供了新平台。2014年被誉为“网络剧自制元年”，之后经历了2015年爆发期，2016年调整期，2017年又有了新一轮的增长，上线的206部网络剧总播放量达到了833亿次，2018年后，伴随着版权费用的陆续下滑，网络剧、古装剧、IP改编剧交织构成头部市场，2019年，剧集市场开始大幅度收缩，优质独播剧成为各大平台竞相争夺的高地。网络剧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也掀起电视剧产业的新一轮变革。总而言之，以历史回溯的角度来看，中国电视剧走上产业化道路夹杂着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特征，在伴随着政策制度、资本环境、制作技术、产业定位、受众市场、媒介形态等诸多因素而来的突破性变革中，毋庸置疑，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供给能力在持续增强。但是，围绕在电视剧产业供需两端的电视剧文化价值缺乏、生产机制阻塞、制度供给不足、受众需求失衡、新旧媒体竞争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在产业供给侧改革的视域下对电视剧供需两端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促进其结构平衡和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