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走进《红楼梦》之前，我们要知道的这些事

一、众说纷纭的红学

在我的课堂上，经常有学生问我这样的问题：《红楼梦》的主题是反清复明吗？贾家是纳兰容若家吗？跟雍正夺嫡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有人总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

一次，我在南京一所中学讲《红楼梦》，到了互动环节，一个学生问我：“有人说，绛珠仙草下凡成了黛玉，但神瑛侍者下凡后应该不是贾宝玉，而是甄宝玉。贾宝玉是女娲补天弃在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象’，所以，顽石和神瑛侍者压根就不是同一个人。那么，从字面看，贾宝玉就是假的宝玉，而甄宝玉才是真的宝玉……老师，您怎么看？”我问他是不是读了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文章，他回答是。

在这样的问题上停留太久，是很难进入《红楼梦》的文学世界的。

比如，周汝昌先生在《和贾宝玉对话》中还认为《红楼梦》的女主角压根就不是林黛玉，也不是薛宝钗，而是史湘云。周汝昌先生说，林黛玉还错眼泪了，她还泪的对象不应该是贾宝玉，而是甄宝玉，甄宝玉才是神瑛侍者下凡。他直接否定了宝黛爱情，说贾宝玉的真爱不是林黛玉，而是史湘云。

就这样，通过否定宝黛爱情，周汝昌先生几乎全盘颠覆了《红楼梦》。按照他的思路，书中很多地方都写错了。比如第三回宝黛初见，黛玉见到宝玉便大吃一惊，因为像在哪里见过他一般；而宝玉见到黛玉也脱口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看到这里，读者自然心领神会，因为两个人确实有前世的因缘，因尚有前尘记忆，初见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是东方式的爱情美学，如梦似幻。但按周汝昌先生的说法，这宝黛一开始就认错人了，难道连曹雪芹都搞错了？《红楼梦》岂不成了《红楼错梦》？

周汝昌先生是公认的红学大家。什么是红学呢？一言以蔽之，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问世近三百年，红学的历史也有近三百年。从清代乾嘉年间至一九二一年以前，属于“旧红学”；自一九二一年到现在，算是“新红学”时期。

“旧红学”中最主要是评点派和索隐派，“新红学”的主流则是考证派。

评点派以及脂砚斋是谁

评点派即对作品进行评点。古人欣赏一部作品，遇到精湛之处，往往在书中圈圈点点，加上评语以示赞赏。卷首有题词、读法，回末也有总评，页面上部空白处是眉批，文中空白处是夹批。比如清代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评《三国演义》、张竹坡评《金瓶梅》。

《红楼梦》的评点派中，有代表性的是清代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等。对书中的典型人物、故事情节、著书旨意，以及美学特点都提出了一定的见解，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名鼎鼎的脂砚斋不仅是第一读者，也是第一评点者，他留下了大量评语，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过，严格来讲，通常说的“脂评”不是脂砚斋一人评点的，署名的还有畸笏叟、常（棠）村、梅溪、松斋、立松轩、玉兰坡、绮园、左绵痴道人、鉴堂。

据学者统计，署名的评语有一百七十四条，其中脂砚斋有三十五条，畸笏叟五十五条。脂砚斋是谁？脂砚斋和畸笏叟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至今尚无定论。

这些评点好似现在的视频弹幕。每遇精彩之处，评点者就击节赞赏。以下所摘评语，多被认为是脂砚斋的手笔。

比如“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此为甲戌本第一回的一则评语，这是盛赞《石头记》的文学品格高，可比肩《庄子》和《离骚》。

第三回写黛玉来到王夫人的正房，只见——

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第三回）

此处有甲戌本旁批如下：“三字有神。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

甲戌本眉批如下：“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捎）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

“半旧”看来似乎不符合贾家的世家身份，但脂砚斋提醒我们，曹雪芹是真正经历过富贵生活的人，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大家气象。换那些没有见识的人去写，往往会信口开河，都是市井想象。

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写宁荣两府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唯有宝玉挂念秦钟，心中怅然如有所失，虽闻得元春晋封，亦未解得愁闷——

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第十六回）

此处有甲戌本夹批：“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宝玉一人连用五‘如何’，隐过多少繁华势利等文。试思若不如此，必至种种写到，其死板拮据、琐碎杂乱，何可胜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写，省却多少闲文，却有无限烟波。”

批者深谙文学技法之妙，认为如果作者一一写众人如何，行文未免呆板琐碎。把视线转向宝玉，写这个人偏偏置身事外，文字便有详有略，很有章法。

第二十七回芒种节，作者写“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此处有庚辰本旁批：“无论事之有无，看去有理。”芒种节到底有无送花神的习俗？只有在《红楼梦》里有，焉知这不是作者刻意杜撰的？批者认为，不管有没有这事，作者写得十分合乎情理。

反正对作品而言，作者就是上帝，想要有光就有了光，想要有人，就造出了人。

有意味深长之处，批者也会跳出来，为读者指点迷津，让我们体会曹雪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深意。

比如第六回写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一个小人家，因与荣府略有瓜葛，引出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此处甲戌本脂评曰：“略有些瓜葛，是数十回后之正脉也。真千里伏线。”刘姥姥不仅一进、二进荣国府，还有三进之情节，可惜八十回后的文字已经湮灭不闻。但从评语里，可知刘姥姥一定是见证贾家荣枯的重要人物。

比如第七回薛姨妈给了周瑞家的十二朵宫花，她一路送来，给了迎春、探春之后，来到惜春处，却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玩耍。此处有甲戌本眉批曰：“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这是在提醒读者惜春跟佛门的关系。

有时候，批语还透露遗失的后文情节。比如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有庚辰本回前批曰：“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盖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之文也。”可知，结局是宝玉宝钗成婚，贾府败亡后，蒋玉菡袭人夫妇曾接济他们。

贾家事败，一干人等入狱，丫鬟茜雪、小红仗义探监等事，都是据脂批而来。对关心《红楼梦》真正结局的读者而言，脂批可谓宝库。比如还有甲戌本第八回眉批：“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

第二十回，宝玉的丫鬟晴雯、麝月和宝玉有一段家常情景，此处有庚辰本夹批，前半段是：“闲上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在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个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

第二十一回，贾宝玉读《南华经》时，有一大段庚辰本夹批，其中有一句：“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

这两条夹批对应起来，便知八十回后贾宝玉终于悬崖撒手，出家做了和尚，彼时，薛宝钗是他的妻子，麝月也在。

第十三回回末甲戌本有评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

这两条批语没署名，口吻像是长辈，可能是畸笏叟。反正脂砚斋的口气像是作者的平辈，畸笏叟像长辈，他们跟作者拥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和记忆。

第十三回秦可卿临死托梦给王熙凤——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第十三回）

此处有甲戌本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看来批者跟曹雪芹是同族，而且关系不浅，多年前他们曾一起回忆家族往事，说过这样一句话。

第十八回元春省亲，作者写元春是长姊，宝玉是弱弟，元春怜爱宝玉，教他读书，进宫后也屡屡挂念他。此处有庚辰本旁批：“批书人领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批者触景生情，说明跟作者关系很近，看到书中类似细节，才屡屡引发或伤感或激动的回忆。

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宝钗、凤姐、宝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等人点戏。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此处有庚辰本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这句脂评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也是书中人，凤姐点戏的时候，他就在一旁？还是脂砚斋代替作者执笔，写了凤姐点戏这一情节？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二人关系紧密。

第三十八回螃蟹宴，黛玉只吃了一点蟹肉，便觉心口微微的疼，要喝烧酒，宝玉赶紧让人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过来。此处有庚辰本脂批：“伤哉，作者犹记矮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合欢花浸的酒，就像《追忆似水年华》里的玛德莱娜小蛋糕，触发了批者的记忆。一杯酒，一句“伤哉”，一句“二十年”，一下子跳到了文字之外，让人浮想联翩。

当然，批评者也有轻松调皮的时候。比如第一回空空道人跟顽石对话，认真评阅《石头记》，关注到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伤时骂世，亦不超越伦常。此时，甲戌本中批者来了一条“弹幕”：“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又如第八回宝玉去梨香院看望宝钗的路上，遇见几个有头脸的仆人，对方称赞宝玉的“斗方儿”写得好，想讨几张贴。批者“弹幕”曰：“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这当然算是善意的“骗”，不只批者，很多人少年时期都被这样鼓励过吧。

有时候，两个不同的批书者还会有交流。比如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总带着一个彩明点卯。庚辰本有一则眉批说：“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份，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此作者忽略之处。”紧接着便有一则评语回答：“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

这一问一答，解释了彩明是一个识字的未成年小厮，而王熙凤不太识字，带着他便于处理家务，妥。

有一条脂批应该写于曹雪芹去世之后：“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第一回）

这条批语很特别，“一芹一脂”正是曹雪芹和脂砚斋也。那么，脂砚斋到底为何人？目前主要有以下说法：一、作者说，是作者自导自演；二、史湘云说；三、作者的堂兄弟说；四、作者的叔辈说。

持“史湘云说”的是周汝昌先生。他从脂批中挑出若干条，认为其为女性语气，他又最爱史湘云，便找到各种理由把批语归于湘云名下。

如第二十六回贾芸来怡红院看望宝玉，宝玉放下书，跟贾芸打招呼，此处有一条旁批：“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同一回里，宝玉来潇湘馆看望黛玉，对紫鹃说了一句：“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听了登时撂下脸来。此处有旁批：“我也要恼。”

周汝昌先生认为“断乎非女性不合”“又是个女子声口”。其实倒也未必，要知道曹雪芹笔下这么多角色，有女儿，有婆子，有宝玉，作者经常幻化为不同的人，声口各不同。也可以理解为批者代入自己，仿书中人声口矣。

总之，批语存在太多未知，一是多数未署名批语，无法分辨是脂砚斋还是畸笏叟；二是没有可靠史料证明脂砚斋其人。那就不如让答案继续在风中飘吧。

值得一提的是，评点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即便是作者亲朋，脂评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正确答案。很多人拿脂评当金科玉律，借用黛玉说宝钗的话，也忒“胶柱鼓瑟”了（第五十一回）。

比如第二十七回，丫鬟小红得到凤姐的赏识，从怡红院出来当了凤姐的贴身随从，此处有庚辰本眉批：“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儿，后篆儿，便是确证。作者又不得可也，己卯冬夜。”随后另有署名畸笏的批语：“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

批者因为小红有自己的心思和欲望，就把小红说成“奸邪婢”，不配待在怡红院，为她离开而拍手叫好。然而，曹雪芹并没有把小红当反面角色来写，而是写她处处伶俐，对她颇为赞赏。这说明，即使批者跟作者关系很近，也未必能体会出作者的真意和深意。

索隐派

索隐，顾名思义，就是从书中找线索，挖掘被文字隐藏的真事。索隐派相信《红楼梦》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非常神秘而精巧的文字游戏，写的是真实的历史。

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典型的索隐观点有“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据说乾隆皇帝看了《红楼梦》，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意思是，写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就有人说贾政其实就是明珠本人，宝玉是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至于宝钗，那是影射高澹人，妙玉是影射姜西溟，等等。

索隐派的代表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

我们来看看索隐派的基本思路。蔡元培先生相信《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主旨就是“反清复明”。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就是说，“红”影射明代皇帝的“朱”姓；贾宝玉戴的玉是传国玉玺，贾宝玉本人则影射康熙时废太子胤礽。“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林黛玉影射朱彝尊，理由是：“朱”就是“绛”，“绛”就是“绛珠”；潇湘馆都是竹子，而朱彝尊号竹垞；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影射朱彝尊生于秀水。至于探春、湘云、王熙凤等，都有影射的男性对象。更神奇的是，蔡元培说刘姥姥是汤潜庵，说青儿影射的是汤潜庵最爱吃的芹菜。

这样一来，《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似乎跟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权贵人物、政治事件都能对上号。索隐的思路，是先找到历史人物和事件，再到《红楼梦》里寻找对应的文字，就像举着锤子，看见的都是钉子。况且，密码本不同，索隐出的人事也不同。所以，各种猜想自说自话，“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要知道，《红楼梦》一共写了几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而有的索隐派只看到其中几个人物跟历史上的人事有相似之处，就断言《红楼梦》是本密码书，这就越走越远了。

《韩非子》里有一则故事：“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

脱离了上下文语境的“举烛”，显然是被过度解读了。虽然“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读或误读也是读者的权利，但并非每个人眼里的哈姆雷特，都有文学的价值。

考证派

胡适先生开启了“新红学”时代，也是红学考证派的先驱。他于一九二一年出版《红楼梦考证》，曾这样评论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胤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胤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

是啊，要写这些人的故事，何必编出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来？再看“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第三十二回）

这么深情的一个场景，如果强行置换为胤礽和朱竹垞……岂止古怪，简直魔幻。

胡适又举了一个例子，说蔡先生认为刘姥姥前后收了凤姐二十两和八两银子是影射汤斌的生平，可是王夫人还赠给刘姥姥一百两银子呢，这样的事在汤斌的人生中却没发生过。“所以这一百两虽然比那二十八两更重要，到底没有‘索隐’的价值！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故我说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可见，索隐派红学之“挂一漏万”，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并没有真正进入《红楼梦》的文本内部。

在胡适先生看来，《红楼梦》并没有政治隐喻，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后四十回都提出了新观点。他还认为，考证《红楼梦》很有意义，最好抓住这两件事：作者和版本。

在作者和版本方面，考证派确实有深入研究，比如确定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问题也接踵而至，曹雪芹的史料极少，如何研究曹学呢？考证派的解决办法，是到《红楼梦》里面查找曹家的信息，认为贾家有的，曹家也应该有；曹家有的，贾府里必定有。

这就完全把《红楼梦》当成自传，当成实写，而不是虚构小说了。囿于历史资料匮乏，考证派只好在文本内部循环往复，自己证明自己，难免走进死胡同。所以，“新红学”的考证之路走得也不顺。

曹雪芹的身世、脂砚斋是谁、版本的真伪，以及八十回后的结局，至今依然是未解之谜。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将“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称为红学的“三大死结”，并认为：“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下去，谁都休想解开。”

那么，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阅读《红楼梦》了吗？周汝昌先生说：“严格意义的红学，不包括一般小说学家对《红楼梦》的赏析评议之类。”在《红楼梦新证》一书的自序里，他说：“我坚信不考察研索作者曹雪芹其人，就谈不上针对其书的理解和赏析。”这样一来，不免把“红学”限定为“曹学”了。

了解作者的家世，自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但周先生这些说法还是过于绝对了。

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有一个观点：文本写出来，作者就死了，作者对作品没有主宰权，也没有解释权。作品面向读者，面向时间，作品的意义是流动的、叠加的、开放的，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赋予作品不同的意义。就是说，经典是活在时间之流中的。

周汝昌先生的考据功夫很深，他厘清了一些问题，但也制造了一些问题。

比如他独爱史湘云，认为湘云才是《红楼梦》真正的女主角，黛玉和宝钗都是衬托湘云的。湘云豪爽健朗，天真又明快，很多人都喜欢她，不过，像周先生这样爱到罔顾文本事实，非说湘云是第一女主，也太离谱了。在一本叫《和贾宝玉对话》的书里，他穿越时空，跟怡红公子面对面交流，引导宝玉说出最爱湘云，对林妹妹只是同情和怜悯。这也走得太远了。

红学界有这样一个故事——曹雪芹有一首残诗，名为《题敦诚〈琵琶行传奇〉》，可惜只留下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忽然出现了全诗——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平仄没错，对仗工整，全诗风格一致，有的研究者确定这就是曹雪芹所写。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里，周汝昌先生录存了这首诗，并加了一句按语：“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意思是，这诗应该是后人补写的，不过我放在这里，大家看看也蛮好的。

后来大家纷纷寻找这首诗的来处。吴恩裕先生写文章详述，是周汝昌先生给他的。周当时说，原是有人转交给自己的，并不知这个人是谁。到了一九七九年，周汝昌终于承认：这诗是自己九年前写着玩的！

嚯！

考证派批评索隐派不注重文本一味“猜笨谜”，把研究路向拉回《红楼梦》本身，功莫大焉。可是，自己却转向了曹学，大多偏离了《红楼梦》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越走越远。比如胡适先生尽管做了很多考证，却并不认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说《红楼梦》的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巧也比不上《海上花》和《老残游记》。

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回忆自己的留学经历时，谈到一个讲莎士比亚的教授也只做考据，至于如何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并不关心。朱先生感到讶异：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

说到底，考证无非也是一种工具，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研究，是为了更深刻更全面理解《红楼梦》，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考证是手段，文学才是目的。

当然，众人纷纷投身于索隐和考证，也有客观原因——《红楼梦》的作者和创作过程，既有明清易代的“国仇”背景，又有真实的曹家“家恨”（曹家是百年大族，被雍正帝抄家后，一败涂地），再加上围绕雍正继位的种种阴谋论，确实会让人对文学之外的事件生出无限联想。

对很多人来说，谈论索隐引申出来的政治八卦，显然会更刺激。因此，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走在索隐的路上。但是，如果想进入《红楼梦》的文学世界，个人建议还是远离索隐比较好。至于考证派对曹家历史的研究，虽然多少也厘清了作者的家世，但普通读者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也大可不必。

最后，我推荐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〇四年的《教育世界》上，通篇不过一万三千字。王国维先生借鉴了德国古典美学以及叔本华哲学去解读《红楼梦》，一出手便成为红学高峰。

尽管他的结论未必对，但毫无疑问，他走的是文学批评之路，他知道，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价值不需要跟历史拉拉扯扯，达到人性和艺术的“真”，服从美学的原则，就是好的文学。

是的，还是让文学的归文学，历史的归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