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刘沛

近年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在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诞生和成长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种学等领域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文化心理学理解为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门融合性的独立学科。其目的在于，“立足于某种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实际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以社会化与人际互动过程为研究重点，探讨文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生成，以及心理与文化、社会的交互作用。”音乐教育也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我们看待音乐的眼光不能局限于专业的和业余音乐家的经验和知识之上，而更应该重视文化实践。音乐教育研究应该重视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对不同的音乐思想、音乐教学、音乐行为和音乐表达进行分析与对比，同时也要强调对教学环境中不同个体的心理活动的剖析和理解，进而更好地促进教学。显而易见，文化心理学对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然而，近年来海内外关于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研究却一直举步维艰——尽管有关著作相继问世，但还需要挂靠在其他的标题下，依附于音乐的其他领域中。究其原因，在于彼此之间的文化、语言、风俗、心理和社会的陌生与隔阂，以及缺乏对彼此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数据收集、资料分析和结论解释的具体而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译著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本书是国内首部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译著，收集了国际知名的十位音乐教育专家的文章。本书主编是昆士兰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玛格丽特·巴雷特（Margaret S. Barrett）教授，她在国际知名的刊物《音乐教育研究》（Research Studies in Music Education）、《音乐心理学》（Psychology of Music）、《音乐教育研究期刊》（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上发表了一百余篇文章、书籍章节和会议论文。最近的出版物包括《音乐思想与实践中的协同创造力》（Collaborative creativity in mus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2014），《叙事发声：音乐教育中的叙事探究选集》（Narrative soundings: An anthology of narrative inquiry in music education）（2012）以及《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 of Music Education）（2011）。她获得了“澳大利亚音乐教育协会奖金”（2011）、“卓越教学奖”（2003）、“研究高等学位监督”（2016）和“研究参与认可”（2016）。最近，她还获得了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奖金（2017—2018）。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SME）现任主席苏珊·奥尼尔（Susan O’Neill）教授也在本书中撰写了部分章节，她在音乐发展和学习的领域工作超过二十五年，致力于培养年轻人的音乐参与，关注文化之间的交流、数字媒体以及音乐身份等跨学科议题。奥尼尔教授在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教育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十五本专业书籍的某些章节。苏珊·哈勒姆（Susan Hallam）教授在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伦敦大学音乐教育学院院长格拉汉姆·韦尔奇（Graham F. Welch）教授的出版成果超过三百种，内容横跨音乐发展和音乐教育、教师教育、音乐心理学、歌唱和语音科学、音乐中的特殊教育和残疾人教育等多个领域。他的研究团队在2011年获得了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的“艺术与健康”奖。从2015年起，他被任命为英国保罗·哈姆林基金会音乐教育专家委员会主席。其余六位作者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以及相关成果也同样十分丰厚，具体可见撰稿人简介，在此不做展开。

在本书第一章中，玛格丽特·巴雷特着重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的观点——文化心理学是研究文化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作用的学科。科尔对苏联心理学中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推崇备至，并尝试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框架，建立文化心理学的理论体系。须知，以维果斯基（Lev Vygotsky）为首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其理论核心有两点：一是强调人的心理活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发展过程；二是强调这种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演变过程。本书中的许多作者也借鉴了维果斯基的相关理论，如最近发展区理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文化—历史发展理论（Culture-History Theory）等。巴雷特教授随后逐一介绍了书中每位作者所著章节的主要内容：

彼得·邓巴—霍尔（Peter Dunbar-Hall）和凯瑟琳·马什（Kathryn Marsh）研究了儿童参与的两种独特音乐文化——巴厘音乐传统和儿童操场的音乐文化，用于确定音乐学习实践是如何通过这些环境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实践而形成的。帕特里夏·席恩·坎贝尔（Patricia Shehan Campbell）概述了美国不同文化群体：爱尔兰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越南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美国原住民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方面的价值观和实践形式。这三位研究者都将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引入了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反映出一些民族志和文化心理学方法的互补性。这契合了文化心理学力图摆脱自然主义科学观的束缚、恢复心理学文化品性的特点。文化心理学强调心理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其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心理与行为，因此，它的研究反对研究对象的孤立化、客观化，重视心理的文化历史性。此外，文化心理学还主张将人类的心理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实践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杰基·维金斯（Jackie Wiggins）、塞西莉亚·赫尔特伯格（Cecilia Hultberg）、马格纳·埃斯佩兰（Magne Espeland）以及苏珊·奥尼尔借鉴了维果斯基传统的文化心理学——特别是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等学者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所采取的方法。他们的论述关注了儿童音乐学习中的支架式教学与学生的能动性，教学的传统与技巧（铃木教学法以及马林巴教学法），校园音乐聆听的百年历史及发展，以及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通过对话与求索促进音乐教育的多样性发展。其涉及的研究方法涵盖了参与式观察、访谈、个案研究、行动研究、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等。这同样符合了文化心理学主张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性。质性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有别于传统实证方法之处，在于其关注社会文化的历史线索，强调心理现象发生的语境。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的价值涉入与文化显现侧重于他们所持的立场以及对角色的反思，并且，在对被试反应的意义解释与文化挖掘方面，质性研究重视被试对文化的主观建构与个人理解。而在这四位作者的章节中，这些特性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苏珊·哈勒姆（Susan Hallam）研究了音乐学习和发展的跨文化案例，用以论证人类学习的“普遍”方面、文化的作用以及基因遗传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通过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的视角，哈勒姆教授对音乐和音乐专业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以考察文化在音乐学习和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文化心理学所秉承的注重研究生态性的观点。在心理学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是人，而人是具有思想、情感、性格、意识、气质的独立个体，即具有社会和生物的双重属性。而文化心理学正是强调在自然环境中，真实背景下对个体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从而揭示人们心理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格拉汉姆·韦尔奇和玛格丽特·巴雷特研究了英国大教堂唱诗班的文化背景和实践，以确定这些环境下学习的特征，以及支持和塑造这些特征的社会文化结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格拉汉姆·韦尔奇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用于研究英国大教堂唱诗班百年传统中的重大文化变革——引进了女性唱诗班歌手。英国的教堂唱诗班也为玛格丽特·巴雷特调查早期的专业知识提供了背景和环境。她考虑了文化系统塑造人类参与和互动的方式，用以说明英国教堂唱诗班的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男孩唱诗班的音乐学习，身份和发展的。

本书涉及的学术和实践范围较宽，各章作者的表达风格也不尽相同。所以，各章文字看似存在差异，实则一直遵循着文化心理学的理念进行撰写。有的作者秉性奔放，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及南北半球，承担的内容也恰好易于思想和激情的发挥，读者读起来自然饶有兴趣；有的文章内容本身就很实际，从理性、客观、实证的角度切入，不容作者书写美文，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体谅。

十位作者的音乐教育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文化心理学，呈现了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即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 Approach）、主位研究法（Emic Approach）、解释学方法（Ermeneutics Approach）和现象学方法（Phenomenology Approach）。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文章中或隐或现、或多或少地涉及“文化中心主义”（Cultural Centrism）的概念，并对半个世纪以来风靡全球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Multi-Cultural Music Education）的实践和教学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音乐课堂上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依旧秉持着“西方古典音乐为先”的理念。他们指出，在北美的学校课程中，音乐教育仍然关注以欧洲为中心的音乐传统和基于西方古典管弦乐队的教学，其他的音乐（包括西方流行音乐和非西方音乐）依然处在课程的边缘。对此，本书作者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学家坎贝尔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热衷于标榜音乐的多样性和音乐的“世界旅行”，但面对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如了解音乐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族种族问题），却总是说不透彻。诚然，我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将流行音乐与世界音乐带进课题，其价值是否等同于西方艺术音乐在课堂中的作用？但无论如何，音乐教育作为一种维系社会公正、民族平等的手段，其心理和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也应该敏锐地看到国际上对于文化、种族、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政治风向转变。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四十五届总统所带来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开反扑，以及他所鼓吹并倡导的极端种族主义、厌恶女性主义、异性恋主义和经典主义，这已经使美国政局具有了恐伊斯兰、反犹太主义、反移民、反土著的倾向。2016年美国音乐教育协会（NAf ME）执行主席迈克尔·布特拉（Michael Butera）引咎辞职所带来的关于艺术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公平的议题也同样引人关注——布特拉在会议期间声称“他的董事会全是由白人组成，而他无法使董事会多元化，因为董事会不是被任命的，而是由成员选举产生的”。NAf ME的会员身份也并不多元化，因为“黑人和拉美裔缺乏这个领域所需的键盘技能”，布特拉还暗示“作为研究领域，音乐理论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如此种种，才更显得在文化心理学的语境下开展音乐教育实践迫在眉睫，尽管文化在表现方式上是多样的，但在价值上却是平等的，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超越其他文化成为全人类普世的标准。西方文化并不是规定全人类的样板，更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如果在心理学研究中忽视这个前提，文化歧视和文化中心主义将不可避免。音乐教育作为民族、文化间沟通的纽带（Bond）和桥梁（Bridge），既具有在同族之间建立沟通和理解的同源性（Homology）特点，也具有在异族间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异源性（Heterology）特性。因此，以文化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充分发扬音乐这一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桥梁和纽带，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和文化之间的理解、尊重、信任与融合是可行的。

实际上，音乐的纽带作用也已经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得以践行。丹尼尔·巴伦博依姆（Daniel Barenboim）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魏玛创建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使以色列与阿拉伯青年音乐家有机会跨越种族藩篱，相互切磋，共同演奏；南斯拉夫举行的“库马诺沃青年开放节”也同样为种族间的沟通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批判种族音乐教育（Anti-Racist Music Education）也在北美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发展，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批判种族音乐教育的概念是由密歇根州立大学音乐教育教授朱丽叶·赫斯（Juliet Hess）以及多伦多大学音乐教育教授黛博拉·布拉德利（Deborah Bradley）等人提出，时兴于北美，以反种族主义、多中心性、民族认同、社会公平为理论框架，提倡在音乐课堂之上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与之民族身份相符的音乐以及各式各样的世界音乐，如加纳音乐、巴西音乐、西方古典音乐、东欧和西欧的民间音乐、中国民间音乐、嘻哈音乐和爪哇佳美兰音乐等，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了解音乐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各民族的文化、历史、社会风俗，从而更加尊重彼此，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真正的平等；不同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以白人意识形态为主，西方古典音乐为尊的音乐课程等级设置，批判种族音乐教育提出将所有类型的音乐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对待。由此可见，音乐的力量可以架起社会、文化、民族间的沟通桥梁，并充分践行文化心理学的理念。

放眼全球，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的领域之一。在北美，许多普通心理学教科书的编写都已经将文化心理学定义为心理学重要的探究方向。在中国，随着文化议题的愈发受到重视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文化心理学学科也随之快速发展。2013年12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会），更是将文化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高峰。然而，文化心理学在音乐教育领域的运用却依然十分稀少，无论中西方皆是如此。通过知网进行搜索可以看到，半个世纪以来，仅有一篇关于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的论文《文化心理关照下的音乐教育新观念》，其重点在于对文化心理学历史的回溯，以及对于将文化心理学引入基础音乐教育研究的质性思辨的探索。通过谷歌学术搜索可以看到，国际上对于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的讨论也不频繁。具备清晰的研究问题、详实的田野调查数据、明确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研究结论的实证研究书籍，也仅有本译著的原版《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因此，想要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还需要更多海内外音乐教育人士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推动文化心理学视角下音乐教育学科的向前发展，并将音乐教育运用到更大、更宽、更广的社会、政治、历史、民族的语境。

其实，在中西文化碰撞而交融的大背景下，传统国人也曾努力地辨析过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出路。国学大家钱穆在《略论中国心理学》一文中讨论了中西双方心理学上的异同。钱穆先生在文中直言“中国人言学多主其和合会通处，西方人言学则多言其分别隔离处”。而在心理学研究方面，钱穆提出：

西方人言心，指其分别隔离处言，故在西方心理学中，情非其要。中国人言心，则与西方大异。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惟一重自然，一重人文，斯不同耳。实则人文亦是一种自然，西方则从自然推言及人文，中国则从人文推言及自然，先后轻重缓急又不同。

既然本源不同，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在讨论文化心理学概念时也应该秉承审慎和兼收并蓄的态度。一方面从传统经典脉络中，挖掘对心理的独特需求和关注点，要善于在阅读中联系自己的教育实际，并善于追溯、寻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尤其应该重视在特定语境下，文化隔阂、文化陌生、文化冲突中的心理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中华文化之思想主脉，那里有广阔的思想天地，不可不在其中翱翔一番。

最后，我想借用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盖瑞·麦克弗森（Gary E. McPherson）对于本书的评价收尾：“在任何学科领域，突破性的变革都很少发生。但是改变如果真的发生，就会重塑人们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一门学科向前发展，并大大丰富对这门学科的相关研究。《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就是这样的一本读物，它会改变我们的所思所做，并在某种程度上对音乐教育实践和学术讨论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书译者关涛目前在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做博士后。本书内容涉及面广，内容繁杂，谬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同行指正其中的不当和错误，以便重印时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