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的变革潜

通过人类现象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取径(Approach)取径(Approach)一词可参见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的文章《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可以在不同层面被定位,并讨论其不同功能。如果被认为是“方法论”(Methodology),此时属于范式的层面,涵盖了“解释主义”的理论内涵以及“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要素。如果被认为是“取径”,则指向概括层面较低的研究方式,如:历史研究、民族志研究、个案研究、现象学研究、传记研究、扎根理论研究等。如果被认为是“方法”(Method),则指向更加具体的操作层面,如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等。如果被认为是“技巧”(Technique),则表示实际使用的工具和技能,如访谈提纲、访谈时的提问、观察时的记录方式等。我们在翻译《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的过程中,发现这一新兴学科在知识论(Epistemology)层面上是与解释主义的范式相吻合的,全书所使用质的研究取径也包括了历史与文献研究、民族志研究、个案研究、扎根理论研究等。,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类在塑造自身居住的世界的同时,世上有形与无形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塑造着人类。以往的心理学将文化视为可控“变量”,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径则超越了这种陈旧的观念,开始考虑到文化与人类是在共生共存的互动中生发出“绚烂火花”。不仅如此,文化心理学研究还考虑到文化和社会的无形方面,如信念、价值观、态度、身份认同,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并把眼光投向有形的制度,如公民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和世俗制度的塑造作用,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和有形的产物。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径,在许多领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在幼儿教育方面,罗戈夫(Rogoff,2003)、爱德华兹、弗里尔和伯特赫尔(Edwards,Fleer & Bottcher,2019)以及弗里尔与赫泽高(Fleer & Hedegaard,2010)借鉴了维果斯基的理论,用来表述文化在幼儿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此外,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创造力是所谓“孤独的天才(lonely genius)”的专利这一狭隘的观念,认识到实践领域的塑造力、工作的过程和结果中所包含的诸多传统以及合作性实践在创造力研究中的重要性(Barrett,2014;Glaveanu,2014)。

在《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首次出版之时,盖瑞·麦克弗森(McPherson,G.)这样写道:“在任何学科领域,突破性的变革都很少发生。但是,改变如果真的发生,就会重塑人们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一门学科向前发展,并大大丰富这门学科的相关研究”(McPherson,2011,xi)。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已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十年前,社交媒体的出现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推特始于2006年,微博始于2009年),而数字化革命的全面影响也尚未实现。如今,数字化创新正凭借着慕课、翻转课堂以及对远程教育用途和目的的再认识,改变着高等教育的方方面而。音乐教育也处在变革的风口浪尖。本书出版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数字化技术在音乐创作、音乐消费、音乐传播和音乐保存方面的文化塑造力量(Ruthmann and Mantie,2017)。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径为我们了解儿童在家庭和社区环境中的早期音乐学习和发展提供思路的同时(Barrett,2019a),也有助于我们认清音乐在儿童身份认同中的作用(Barrett,2011,2019b)。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径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立足于个人与社群的一系列音乐现象,理解社会与文化差异间的细微差别,解释这些因素塑造我们音乐世界的方式。可见,将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应用于音乐教育学科的广泛领域具有极大的潜力。

对于《音乐教育文化心理学》中文译著的出版,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也期待着与全球学者继续对话,探讨文化心理学取径在音乐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变革潜力与无限可能。最后,我要感谢使这本书得以出版的中国音乐学院刘沛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余丹红教授,也特别感谢在刘沛教授指导下,关涛对这项工作的奉献和坚持。

玛格丽特·S.巴雷特(Margaret S.Barr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