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投奔石友三

13岁时，我爹便在开封街头卖报，贴补家用。直到1928年夏，经同院一个朋友顾培奎的介绍，到南关西北军孙良诚开的“老永昌”修械所当学徒，学钳工（后来，我进工厂学徒，也是钳工，和我爹一聊，锉刀怎么拿，锯弓怎么使，錾子怎么打，门儿清）。是年冬天，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修械所迁往山东济宁。我爹才15岁，外出谋生，孤苦伶仃，可想而知。

1929年春，我爹生了重病，奄奄一息，“老永昌”老板怕担责任，遣人将他送回开封。

1966年，我戴上红卫兵袖章大串联去了老家开封，大伯的儿子长海大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民国十八年，俺叔当上国军，是我去车站送他走的。后来，我问父亲有无此事，父亲说：他知道啥？不是国军，是石友三的部队。石友三的老底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链接：西北军是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从北洋直系军队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称为国民军。1925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因此该部被称为西北军。1926年，该军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蒋介石平定了北洋军阀，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矛盾加剧，导致新军阀混战。1929年，在蒋冯战争中，韩复榘、石友三背叛冯玉祥，投降蒋介石；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冯玉祥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余部改编为二十九军，由宋哲元任军长。

我爹投的是石友三的第十三路军。石友三原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吉林人，是个小个子，但心狠手辣，是能打仗的狠角色。

1929年5月，蒋冯战争爆发。战役刚拉开架势，西北军这边就内讧了，韩复榘、石友三先后被蒋介石收买，背叛老长官冯玉祥，反出山门，声称“效命中央”。

6月上旬，石友三就任“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奉命移防皖北亳州。石友三扩充人马，途经开封时，在市中心鼓楼上竖起丈二白旗，上书“招学兵”三个墨笔大字，鼓楼下面摆了张方桌，有穿“二尺半”的招兵人员。

当时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甭管好人坏人，能吃上饭就中。我爹正满大街吆喝着卖报纸，看到招兵的，寻思到军队混混，将来说不定能搏出个功名啥的，便挤过去说：“我要报名。”一个军官问：“会写字吗？”

“会，念过小学。”

“给，这是报名表，写上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我爹写完后，军官问：“有手戳吗？”

“没有。”

“按上手印，明天上午去开封火车站集中。”军官说完，给了我爹十块“袁大头”。回家跟爹娘一说，都光剩下哭了。行前，只有大哥镇华的儿子长海去开封车站送我爹，见他穿上新军装，小屁孩儿羡慕得不得了。这样，我爹坐上铁罐车，随学兵团开往山东德县受训，当了“丘八”。

啥是丘八？丘下加八，就是兵字。丘八隐语就是兵的意思。学兵的生活单调枯燥，“每日三操，两次讲堂”，学的是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以及服从长官。那时部队对士兵就是打骂训练、愚兵教育，当兵的只知道服从长官的命令，长官说天黑了，当兵的就得闭上眼睛，没有啥理由或大道理好讲。

我爹在学兵团见天被骂、挨揍，接受的是打骂教育，但他训练刻苦，表现突出，加上相貌英俊，个子又高，三个月训练完就直接当了班长。

这年10月，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下旬的一天上午，蒋介石乘“永绥”舰从汉口抵达安庆，主持了石友三就任安徽省主席的宣誓典礼。

满面红光的石友三，当上省主席不到一个月，就被撸了。蒋介石命令石友三从安庆赶赴南京，接受新任务，就是让他挪挪窝，率部去广东打陈济棠。上命难违，石友三带着部队赶往南京对面的浦口，准备坐大木船先到上海，再乘海船南下广东。这时，我爹从学兵团调到石友三身边，在卫士连做班长。

第十三军在浦口等船的时候，汪精卫在广州组织“护党救国军”，来人策反石友三说：老蒋就是等你的部队上船后，将你部一一缴械。

石友三没啥脑子，属炮仗的，一点就爆。那几天，他的指挥部人来人往，各方反蒋人士川流不息。石友三显得异常紧张，昼夜开会。石友三吩咐卫队长：“明日老蒋过江来慰问，到时候看我眼色，活捉他娘的！”

12月1日上午，石友三带着手下高官和卫队，亲自去浦口码头迎接从南京过江的蒋介石。下船的是一个魁梧的大个子，挂着上将军衔。我爹以为是蒋介石，原来是陈调元，就是他顶了石友三的省主席的宝座。

陈调元有个外号叫“陈大傻子”，属于看傻不傻、看精不精的那种。他先来替蒋介石打前站。两人心怀鬼胎，手拉手，皮笑肉不笑地去了戒备森严的司令部。进了门，陈调元一看见我爹带着卫士们个个握枪在手，大机头张开，神色非常紧张。陈是老江湖，暗暗叫苦，这边张网以待，老蒋岂不要自投罗网？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石友三抓过电话，一听是蒋介石的声音，立即毕恭毕敬地回话：“报告蒋总司令！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您来了。”蒋介石问：“雪暄到了吗？”雪暄是陈调元的字。

石友三没反应过来：“雪暄？”

陈调元一把抓过电话：“报告蒋主席，我是雪暄……什么？您不来了？哦，有紧急事……”

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一听陈调元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就知道有猫腻，只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你替我和汉章说一下。”

“好好……”陈调元说着，两个脚后跟一并，“啪嗒”一声放下电话。

“啥情况？”石友三愣愣地瞅着陈大傻子。

陈调元往椅子上一坐，打着哈哈：“老蒋不来了，让咱们兄弟喝几杯！”

石友三怀里揣着二十五只小耗子，百爪挠心。命令卫士上菜，陈调元又能喝又能白话，一顿饭吃了俩小时，酒足饭饱，醉醺醺拉着石友三到了码头，一步跨上船，双手抱拳：“汉章兄，后会有期。”

石友三从他的眼神中看出这老小子没醉，全是装的，心说“坏菜”。

此时，汽笛一声，小火轮突突突，推波逐浪，渐行渐远。船到下关码头，陈调元就命令司机直奔三元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石部有异动。

蒋介石强作镇静，说：“少安毋躁，静观待变。”其实，南京城内并没有部队。

当晚，石友三一不做二不休，哗变，宣布起兵反蒋。

第二天一早，石友三的炮兵在江干一字排开，咚咚咚，对着对岸便一通乱轰。眼见下关一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石友三命令便衣队过江，在挹江门一带开枪、放火，制造混乱，一时间枪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真慌了神，一想到石友三过江，来个瓮中捉鳖，不由后脊背发凉，急命备车，准备逃跑。幸亏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唱了一出“空城计”，令军校新生操枪列队，从军校后门出地堡城，顺城墙进朝阳门，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闹市区转一圈，每半小时发出一队，造成有很多队伍在城内布防的假象，整整一天没消停，把军校生累得如同傻狗一般。

这就叫狗掐狼——两怕，石友三得知南京城内源源不断地来了勤王兵马，头上的汗就流下来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再被老蒋包了饺子，那才叫偷鸡不成蚀把米。于是立即传令撤退，顺带掳走了浦口车站的客货车皮四五百节、机车二十余台，一口气撤到蚌埠。部队在滁县、临淮关一带遭遇中央军五十六师的阻击，在战斗中，对方一颗子弹打来，从我爹头皮上擦过，鲜血直流，如果往下一点，这个故事就没了。还好离阎王爷还远，伤愈后头上留下一道沟。石友三一直退到河南新乡、彰德，派人与东北军张学良联系，表示输诚，归入帐下。张学良也是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便代石友三向蒋介石请罪、要粮饷、请名义。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这样石友三才坐稳了马鞍桥。

我问过我爹，石友三是像大将军一样，骑在马上指挥作战吗？我爹笑了，都是我们卫士班用担架抬着他，八个人轮流抬。

乖乖隆滴咚，韭菜炒大葱，还带这样的啊。

我爹在石友三的帐下，鞍前马后，又是石部的军校出身，很快升为排长，去基层带兵。他太想出人头地了，总是把自己的一排人弄齐整，披星戴月，摸爬滚打，无论出操、刺枪、打野外、挖战壕，总想争第一超过别的排。带兵训练，又用自己受过的方法对待士兵，只苦了他的弟兄们，凑合事儿的，绝捞不着好。我爹在操场上只要发现士兵不卖力，张口就骂：“你个鳖孙，皮又痒了不是！”抬手就是一巴掌，接着踢几脚，遇上刺儿头，按翻了直接扁担招呼，被罚者当着全排的面，被人摁住，扁担上下翻飞，哭爹喊娘，一个劲儿求饶。但这套绝对不是我爹发明的。

说起军中打屁股，延续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传统。

冯玉祥要提拔哪个人，就先揍一顿军棍，被打者哭爹喊娘莫名其妙，袍泽们则来道喜，原来是提拔之前的杀威棒，几天后，屁股上的伤还没好利落，果然官升一级。说明那时旧军阀的队伍中这种惩罚极为普遍。

我爹除了会使扁担责罚外，兜里也经常装着一把落花生仁，表现好的发几粒犒赏一下。这样一来，将手下几十号人管得服服帖帖，被称为教兵有方。在全营比赛时，小王排长训练有素，无论射击、劈刺、投弹、会操、打野外都是第一名。王排就是王牌，不是吹的。当时，我爹才17岁。

1930年春，新军阀混战演化成中原大战。石友三又倒戈了，再次与冯玉祥、阎锡山联手，被讨蒋军总司令阎锡山任命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我爹不管敌人是谁，当官的叫打谁就打谁。

第四方面军从兰封东坝头渡口过黄河参加作战，当面驻防的正是蒋军陈调元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下子把陈大傻子的总预备队打了个七零八落。8月上旬，阎、冯部队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得知蒋介石在柳河督战，石友三乐坏了，命我爹等组成突击队，斜刺里打开一缺口，乘势深入到曹庄寨。曹庄寨距离柳河车站只30里，一口气就能活捉蒋介石。

不料，老蒋命不该绝，一声霹雷闪电，天降暴雨，水深尺许，当兵的都淋成落汤鸡，加上友军又未协同进攻，陈大傻子再次拍马赶到，挡住去路，石友三的几万人就垮了，残部窜往河北邯郸。这时，蒋介石派张群去关外沈阳收买了张学良，东北军进关，战胜阎冯反蒋军。石友三再次跪倒在张学良门下。

1931年7月，听说张学良得了伤寒病，在北平住了协和医院。时机又来了，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倒戈，发出“讨张”通电，进占石家庄。所部在保定、望都之线与东北军于学忠部激战，互有胜败。没想到蒋介石中央军一、二、三师从河南奔袭石友三后路，两下夹攻，石部土崩瓦解。我爹在河北辛集举着枪成为俘虏，被迫参加中央军顾祝同第二师，当传令兵。该部开往郑州、许昌、鄢陵待命，又开往湖南醴陵一带，准备去围剿江西的“朱毛”红军。因徐向前在鄂豫皖很厉害，第二师调到潢川、信阳等地，准备去大别山打红四方面军。

在中央军里我爹完全吃瘪，他那套练兵法施展不开，加上又是俘虏身份，被吴语系的军官骂成“小兵辣子”。中央军不揍屁股，惩罚以骑马蹲裆式为主，双手举枪，一蹲就是半天，搞得闪腰岔气，这还罢了，更要命的是中央军与石友三部队不一样，在石部只要能拼命打仗就能够当官，中央军讲究穿“黄马褂”戴“绿帽子”，排长以上，都是黄埔军校分来的，这叫穿“黄马褂”，如果再能戴上一顶“绿帽子”，即陆军大学出来的，才能升官发财、飞黄腾达。我爹知道升职是寡妇生儿子没指望了，再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跟红军打仗更是不要命了，把自己的小命搭上，冤不冤啊？开小差吧。但开小差被抓住搞不好要吃枪子的，要等时机。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轮到我爹站岗时他便扔枪撒丫子了，顺着铁轨爬进李家寨车站，扒上往北的火车。车轮滚滚，在凄风冷雨中，差点没冻死，和难民挤在一起，终于挨到了郑州，折回开封。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爹在河南电视台第一部单本电视剧《红军洞》里演一个老中医，剧组就在李家寨部队营房里住了个把月。也算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