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发现自己严重依赖这种痛苦。起初，我试着将它静默，认为它必定会消失，留给我一丝快慰。它一连三个月不退，这俨然意味着有一种不安，潜伏并盘踞在我们只求自我满足的生活观念之下。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变得清晰，位点也更加地明确，犹如占据我心头的一块硬物，隐秘、幽暗而亲切，发出浓烈臭味的同时，又透出几分孤独与惊悚。早上一醒，我便伸手去摸，等切实感到它在我内心鲜活地激荡着，这种怦然相识又让我舒了一口气。爱玛说这是积食或类似病症，但我从她焦虑的眼神当中看出，她绝不信病根在这儿。一连好几周，她劝我服用各种冲剂和药片，她还去阅读关于特殊食谱、胃酸水平、粗粮和维生素的文章。爱玛遇到问题总是这样。她会密切加以留意，并至少过上一阵子。我们倒也没去尝试这些食谱，虽说有些听上去不错，不过每天早上我都发觉，那头野兽正在那里变得愈发强壮起来。

最后，我还是去看了医生。我担心性命不保，所以去看我的医生。在英国，你尽可以说“我的医生”。这里，人人都有自己的医生。在一张宽大的桌子后面，他端坐在转椅当中，一边放着医学书籍，一边摆着一盘器具。他的手术台以及角落带遮帘的诊床，所装照灯的角度可谓煞费苦心，这样病人的眼睛就不会过度紧张。我对此作一番解释，为的是那些更为不幸的兄弟以及他们的妻子、姐妹、母亲和其他女眷，他们说话时得压低声音并扯上一堆套话，以便像正常人似的心系家族荣誉。我说的正是那些生活在世界黑暗角落的穷人，他们不得不日晒雨淋野营数日，饱受狂风和沙尘暴的袭击；他们等着截掉长出坏疽的四肢，或只为打上一针蛇毒解药，或为溃烂的伤口涂点抗生素软膏，又或只是治疗轻微的晒伤。有自己的医生在他们听起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在这儿，就不一样。从出生的第一天到去世的最后一天，医治都在宽敞的诊所里进行，服务是何等的殷勤体贴，不但考虑病人的舒适便利，而且一切还全部免费。若非真正的免费，感觉倒是如此。但就这么一丁点儿安慰，也莫不是经过斗争得来，如今英格兰能享受这种待遇，全是历经数代人的辛劳和数百年的困苦来构建这些美丽废墟的结果。在黑衣修士桥和威斯敏斯特桥之间，你站在泰晤士河岸任何地方向北望去，心中是否会对这些建筑耗费的劳力充满敬畏：高耸的塔尖、宏伟的大楼、带柱的穹顶、悠长的回廊、华丽的亭台、肃穆的豪宅和亮灯的金桥。然后，你极目远眺，远处有工厂、仓库、机械化农场、模范城镇和教堂；还有博物馆，里面堆满了从异邦破碎的历史中掠来的战利品；以及图书馆，千百年来里面收藏的书籍更是铺天盖地。如果你把这一幕对比任何一个在世界黑暗角落冒充城市的粪坑，并把达成这种以假乱真的效果耗费的心力考虑在内的话，那拥有自己的医生这一点安慰似乎也并不算过分。

这些废墟只是让英格兰成为一个国家的众多因素之一，其中也不乏几分过度自信、追求享乐的玩世不恭，而这又居然被人当成了精明老练。但在那些废墟之上的英格兰，它早已不复存在。不是那个英格兰，不论问谁都会这么说。问谁都会这么说。不是那个在黑夜中璀璨夺目的英格兰，曾几何时它为世界送上蒸汽铁路、本初子午线和青霉素，尽管这些都由流亡的苏格兰人发明。更不是那个英格兰，它的故事曾经造就了我们。如今，它是不列颠及联合王国和日渐成形的神圣欧洲帝国，这遭到英格兰昔日殖民省份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种转变完全是权宜之计，为的就是给他们套上过去几代人的历史枷锁。当人们谈到英格兰时，更会因为内疚而发虚，生怕别人把自己当作意气昂扬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法西斯分子。当它那黑暗的抢掠历史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苏格兰与爱尔兰人会悄悄原谅自己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海外远征中扮演的角色，并提醒饶有兴趣的听众去关注他们自己在英格兰殖民统治下受到的盘剥。可以心安理得自由谈论英格兰的唯一地方是乡村，或是国内众多角逐赛场的体育团队，它们算是尽兴表露厌恶与鄙视的稳固源头——但如果出现意外获胜的情况，那很容易就会变成疯狂的自大和动听的浮夸。

不管怎样，经过这么多年艰苦的奋斗和抗争，正当疲惫不堪的人们准备坐下来去欣赏灌木丛和水面上洒下的一片阳光，可以解开佩剑的皮带去倾听西风柔和的吟唱，并品尝之前努力的硕果时，突然之间冒出一帮外来民众在墙外大声喧哗。任何时代，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疯子、麻风病人、被驱逐者、走街串巷的修补匠和避世遁隐的圣贤，但这么一群人如何来到这儿？他们为何最终全到了这里？是的，我们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们为促成欧洲之行经历了惨无人道的事件，为何不满足于从旅行之中得来的知识？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为何他们不能对理想发出惊奇和喜悦？在逆境面前表现出一点超然和些许尊严有什么不对？像波卡洪塔斯(1)那样有什么不对？

这就是人们对她的评价。她是亚尔冈京印第安部落的公主，波瓦坦酋长的女儿。在她的故事中，涉及贝丝女王(2)及其继任吉博·斯图亚特(3)执政期间，英格兰在弗吉尼亚建立（多么动听的字眼）殖民地的事件。当时，英格兰督办约翰·史密斯正在考察一次小型种族清洗的胜算把握，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他被捕后就被移交给了波瓦坦。经过几天的宴请款待（你猜为什么），他被人请去把自己的脑袋放到一块石头上，他周围立着各个亚尔冈京部落手持战棍的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扑到英国人身上，把她的头贴在他的头上，从而阻挠了他的死刑。在帝国探险故事当中，这是一个不断重演的时刻：当地的美丽公主迷恋上欧洲骑士，为了爱情可以全然不顾一切。显然，波卡洪塔斯是第一位。令人吃惊的是，波卡洪塔斯这么行事时只有十一岁，俨然早熟的恶魔。后来，她来到英国的殖民地（她在十八岁被俘），被迫透露了亚尔冈京人偷袭英国人的冒险计划。不久之后，她接受洗礼成为丽贝卡，嫁给一位英国人。丽贝卡，愿你成为千万人的母亲，并让你的子嗣占据那些憎恨者的大门。不过在她面前，还有一段比第一次步入文明更加危险的旅程。丈夫把她带到英国，在那儿她被誉为高贵的土著奇人，不久她便死在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这个地方犹如英国下梢一个潮湿的泄殖腔，与弗吉尼亚可谓海天相隔。或许，如果她待在家乡，而非卷入帝国故事当中，她的结局可能会更好些。不过，从没有人记载她对此有何抱怨。

这群奇怪的民众却并非如此，他们似乎无法保持安静或自尊，更无法按照毫不复杂、节制有度的异国情调行事。他们挥动着不太可信的合同，向人吐露悲伤的故事，并愤怒地狂叫乱喊。他们想在报纸上有更多的版面，他们抱怨无人阅读他们永无休止的作品，他们要求在电视上露脸。他们讲的故事，那么多的控诉！他们提的要求，看在上帝的分上！没有什么可以制服他们，更无从知道他们的意图。历史最终成了一堆谎言，掩盖了地球上数百年来的残暴行径——猜一下这些野蛮人到底是何人。世上最柔情的故事被当作狡猾的隐喻，由此将他们变成野兽、非人类、可悲的生灵和奴隶。即使他们之间爆发赤裸裸的残暴也总是可以归咎于其他原因：奴隶制、殖民主义、基督教、欧洲教育，反正就是轮不到他们毫无扼制的贪婪，或者他们难以克制的暴虐，或者他们逃避责任时那种巧妙的推脱本事。法律于他们不利，雇主唾弃他们，银行歧视他们。如此的慷慨激昂！

他们涌入医生的诊所，露出奇怪的肿块和裂开的伤口。当医生触摸这些古老的伤口时他们没有任何惧色，有些皮肤的伤口已经肿胀，有些滴着乳清样的体液。我如此设想医生：他们处理吐着怨气的肉体，但无法借助经验和规程，然后他们写点闲话来消除痛苦。

我的医生面带微笑，这是一位身穿洁白衬衣的年轻男士，浅棕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都会看到这种让世界运转的人。我想象他下班后疲惫地坐入他的路虎，开车回到他的娇妻身边，他们舒适的宅邸位于风光优美的郊外。他的车刚一熄火停在门口碎石道上，他就沉浸于自己活泼的子女（我猜是十一岁的女孩和九岁的男孩）以及一只温顺金毛牧羊犬的崇拜当中。或许，他的妻子正怀着另一个孩子，而姗姗来迟的老三定会重燃前两个孩子象征的那份青春爱情。

不管怎样，他微微一笑，满意地舒了一口气，接着在舒适的转椅上伸展一下六英尺长的身躯。“请问，您什么地方不舒服？”他敲击并触摸我的胸腔，听的时候眼神遥远而好奇，接着又挤压刚缠在我胸腔上的气囊。他期待那里放出什么，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一声尖叫，一句禁止的诅咒，一滴均匀的脓液，一阵萎缩肌肉的非自主抽搐，到底是什么？我静静站着，他揉捏着我愤怒的肉体，期间还不时连掐带挤，并用指节叩击我的肩胛。接着，他皱起眉头，说我的心脏有问题。其实，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我那时本想告诉他原因，不过我恭敬地坐着没有吱声，于是他继续往下说。

我的举止或外表一定让他觉得我上过公学。这不单是因为那个心脏有问题的男性和蔼可亲。他问我偏爱什么样的吃食，问我是否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念头。我唯一想到把食物称为“吃食”并把越轨称为“念头”的人，便是那些漫画书的读者和上过公学的男人——尽管这只是一种猜测，而且我的生活经验十分狭隘。我告诉他，我早餐喜欢青香蕉和熏猴子。他似乎顿时被这话吓了一跳，毫无疑问对我居然没有食品供应不足问题而感到惊讶，不过随后他就点头表示认可。他开始让我不安起来。我突发奇想，本想说以下这番话：我用煤气烤猴子之前，还经常给它们手淫，这主要是为了改善肉质。不过，我害怕他可能会拍错我的肩膀，并把我交给左手持秒表、右手握宝剑的妖精，而这个身形高大长着胡子的妖精会说，你还有一年的生命，之后你的生命就属于我。我需要他的善意。我不希望他被激怒后给出恶毒的预言。医生对我无声苦笑了一下，也许是为了让我知道，他明白我在胡扯，然后眉头一皱瞪我一眼，他又开口讲话。他话说得越多，越让我难受，好像我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或者一位失聪失语的残废老人，好像我是一个没有理解能力的非洲土著。

“非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他说着面带微笑，以便在这样痛苦的时刻给我打气，“他们容易患高血压、镰状细胞贫血、痴呆、登革热、昏睡病、糖尿病、健忘症、黄疸、多痰、忧郁和癔症。你不必对自己的情况感到吃惊。虽说这些疾病都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法，不过倒也没必要过于惊慌。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你没必要丢下球门不管。我们看一看。你第一次心脏出问题是什么时候？有心脏病家族史吗？你真不必担心。我认为你只有轻微的心脏问题，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在你的种族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但我会把你推荐给一位专科医生，他会对你进行检查以便确诊。如果你对此感到烦心，要知道在社区卫生中心有很好的咨询服务，可以帮助你适应当前情况。你是自己付账，还是用私人保险？如果你用私人保险支付，我们可以尽快安排检查。不过没必要惊慌，知道吗？”

当然，在经历这场闹剧之后，我没法冷酷地告诉他，我不是非裔加勒比人或任何类型的加勒比人，我甚至和大西洋都没有任何关系。严格说来，我是来自印度洋的少年，作为穆斯林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是正统的逊尼派，并与瓦哈比派有些瓜葛，但我仍然无法逃脱这些早期构建的结果。我忍气吞下所有无法治愈的疾病，内心耻笑着他自鸣得意的无知。比如，他竟没有提艾滋病，而它的总部就在我们那里，可能是因为我们无法克制自己与猴子发生关系。我猜我本来可以纠正他，但那个时候我想着要和自己的兄弟们团结一致。他们无奈遭罪，又何苦嘲笑呢？不论如何，如果我告诉他实情的话，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诊断丧失信心，可能会重新揉捏和捶打一遍，并要求进行血液化验和水银疗法，或者那些他们如今为验证退化种族理论而开展的项目。我认为自己忍受不了这些。我的身体顿感挫伤并且已经严重发热。

不管怎样，他不是指非裔加勒比人。他指的是黑人、黑鬼、黑奴、黑佬(4)，那些大声说“我是黑人我骄傲”以及“我是饥荒、暴政、疾病、无尽欲望和历史受害者”的家伙。你知道，我的种族。我看得出他认同我恭顺的沉默，因为他微笑着发出禁令和指示，并且不时摆动手指警告我远离下流的诱惑。

我不知道是否等爱玛一回到家就告诉她，还是等到专家做完所有的检查并对我衰弱的心脏给出定论之后再说。不过，专家可能几个月都没空给我看病，或在医院安排预约时轮岗有问题，或在诊断时仪器出现故障并需要下次就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确实知道我必须马上告诉她——我总是告诉她一切事情。不管怎样，我如何解释下班回家要遵从医嘱戒掉的三杯朗姆酒和三根香烟？这通常可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除开家长会或度假个别几次倒霉情况之外，基本上每天都是雷打不动。三杯朗姆酒和三根香烟，一杯（根）接一杯（根），直到所有生命似乎只在此刻前后持续几分钟那样，而其他一切事情都化为远处渠水无力的汩汩声。爱玛只能学会这时不来理我，因为她一跟我说话我就会走开……到外面的消防楼梯上，到狭小危险的装饰阳台上，以及任何可以逃离她的地方。有时她无法克制自己，于是跟着我一股脑地讲述她在工作中或地铁上遭遇不公的故事。她一顿发泄之后，又对我的规避以及她所言的我那种软弱的自我主义一肚子怨气，于是她开始攻击自己所有不幸的肇事者，这便是我们几次谈话的结局。公平就是公平，也许并非没有理由。我接受过足够的殖民教育，完全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开玩笑。

我胸口疼痛的早期描述中，还有什么不太显而易见的情况可以向她诉说吗？但我知道她会拉长脸，显出悒郁的神色，甚至会流泪哭泣，然后会制订改变我们生活的计划，以便让自己高兴起来，好像我们要去某个地方度假一样，所有的行程都经她一手安排，不过通常来说也的确如此，而这也正是我乐于放手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希望她会有所回应。我想象着她陷入片刻的沉默和崩溃，然后就会用热情将我包围，缓缓脱掉我们的衣服，和我温柔做爱几个小时。我知道，她有这个能力。

对此无可奈何。她一进门，我就告诉她。我无法隐瞒要放弃三杯朗姆酒和三支香烟这等事情。当然，我考虑过不戒掉它们——这样她就不会知道，而我也不必做任何解释——但这似乎简直就是毫无骨气的自私和欺骗。我讨厌欺骗。而且，我告诉她越早对我越好，因为她可以告诉我们的女儿阿美莉亚，我们也可以结束这一切。我得和你说一下我的女儿。并非她让我失望，而是她长到十四岁时，我让她失望。我可以想象，当听到我的心脏有问题时，她看上去会有多么伤心，并且因为又一次没能躲避麻烦，她盯着我会是多么困惑。然后，针对我从未想过要做的事情，她会问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由此表明我对世界的掌控是何等脆弱。“你想过看专科医生吗？”没有，亲爱的，我从没想过。多好的主意！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宝贝！你在这里真的是不可或缺。我马上去看。然后，她会带着痛苦的表情走开，咕哝着对我一顿抱怨。这正是为何我会用嘲讽的口气和她说话。这是我唯一的防卫——无力而徒劳，但这是我的全部。我还能做什么？去打她？亲切地与她讲话？漠视她？两个月前，她就如此离开我，并撂下这么一句话：你愿意的话尽可以欺负我，但这没法阻止你成为一个失败者。我第一反应是去追她——如果我更为冷静，我也不会费心——但无论如何，对我而言她跑得太快。

“我不是失败者，”我对着关上的门吼道，“我是个悲剧。这该死的世界充满了混乱，而我是一个迷失的人。”透过那扇门我听到哽咽的声音，我希望她吊死在窗帘横杆上。总有青少年这么行事，他们要么因猖獗的物质主义而心生厌恶，要么因丑陋的外表或受挫的性爱而沮丧。这没什么了不起。

无奈她就是那样的人——她本来也如此。我原本心怀别的期望——除我们对后代抱有非分之想外，倒也并无什么特别原因——但事实证明她比别人好不到哪里，只是她那病态的自我主义更带有一种尖酸刻薄的傲慢无礼。当然，她的性格当中可能还有其他层面，但她那种伤人不浅的恣意妄为在我看来简直无以言表。爱玛在我情绪爆发时会瞪我几眼，好像阿美莉亚还是婴儿时我喂了她胆汁，又在漫长的童年训练她、指导她，然后把她从家庭作业中拽出来，再教授她最时新的粗言恶语。

爱玛瞪着我！她说我该为此承担责任，我没有给予女儿足够的父爱，所以她才心甘情愿湮没于所处文化的那种幸灾乐祸的自信之中。这就好比把困扰这个乱世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臭氧层的空洞、消失的热带雨林或泄漏的核反应堆一样。没错！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更不是法国的北非移民，不是驰骋在中亚平原上的塔吉克骑兵，也不是温妮·曼德拉(5)或划过天际的彗星。阿美莉亚及其那代人的腐化如何传给我？我有过度供给他们强化维生素、娇惯宠爱、世界童话故事以及过分的自以为是吗？莫非是我让他们的脑袋里充满了可怕的平民式骄狂，这使得思想、艺术或原则等同于在公共场所生吃内脏或沉溺于琐碎的感官享受？在说服他们相信堕落和腐化当中尚有几分机智时我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过去这么说时，爱玛会嘲笑一番；现在我时不时这么说时，阿美莉亚那凶狠的目光和激动的神色让我败下阵来。爱玛过去并非惯于嘲讽，有时她也主动调侃一番，但那是早些年前，我们都还非常年轻，所以才会乐于相信我们的小世界正在变化，相信我们说的和想的都莫名影响着它的变化方向。

“我们又回到这上面，颓废的英格兰站在被告席上，”她会在我一顿宣泄之后说道，“这次是因为我们抚养孩子的失败，以及宇宙中的其他一切。说实话，我甚至不确定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不可能是你的错，好吧，我们的错。碰巧她是你的女儿，这是你永远无法逃避的责任，你不用跟我大谈我们多么腐败以及其他事情。你完全没必要重复这些东西！我们如今对此都非常熟悉，我甚至同意其中一两点。既然你没有感染这种瘟疫，那你来拯救她。教她什么是高贵、原则、牺牲、欢笑以及我们堕落的文化再也无力企及的其他东西。拯救她。”你说还有谁能把生活的记忆还给那些希望破灭的人呢？我们最初相识时，我经常向她引用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6)的这句话，有时她会记起这句话，并把它融入自己“英格兰站在被告席上”的笑话当中。有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一幕。它让我可以大声反抗自己所处的历史和文化压迫。在她看来，这听着像是一种咆哮，但这正是野蛮人批判欧洲不可避免的结束方式（我从一本书中读到这种说法）。这些对话的大意在于，最终我基本会被人称为毫无宽容、忘恩负义、原教旨主义者、狂怒的圣战者、黑猪和杂种。你不妨想一想。那些交谈之后，面对所有困难，我们有时会在深夜激情狂欢，尽情地宽恕和关爱。我发誓那些时刻让咆哮看似值得一试。

我喜欢纠结于差异——现在仍然如此——以反思骄狂和贪婪如何不加区分地侵蚀了社会基石，我们生存的陆地现在如何坠入污浊、肮脏、沦丧的池沼，讥讽与疲倦如何逼迫我们所有人无聊地活着，以及餍足者又如何不假思索地嘲笑被他们威吓和击垮的人群。爱玛说我是个自恋狂——或者她将我所做的事情修饰性地描述为专注于细微差异的自恋。她向来善于遣词造句，但这个是她从别处借来的。当她得来一个小词，她会反复打磨抛光直至它坚实发亮。然后，她会把它储藏起来，以备需要时让我叹服于她的睿智。我不认为她这么做是出于残忍。她只是喜欢在争论中获胜，而且有时还颇具魅力。

不论如何，她认为我过于重视这些差异，尤其对于周围肆意涌现的那些故事，虽然我尽了微薄之力加以拒斥，最终也只能竭力说“否”而已。我的愤慨和牢骚不会改变故事的走向：故事当中，我的毛病和不足将永远居于显著位置，我粗野的残忍不会因为它们的琐碎而消减，当一切都说尽做完的时候，极有可能我会依然生活在混乱当中，我会纯粹由于缺乏先见之明而挨饿，而且我永远需要主人坚定的指引，以免我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危险。她等着我发言，眼中闪着睿智的光芒。“你看，由于身处其中你无法改变故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毫无疑问你对其中发生的事情说‘否’将会一无所获。故事之所以存在，因为它必须得存在，它需要你成为这些东西，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你的气喘吁吁不过是一顿乱发脾气而已，你的愤怒小说只是腐蚀人心的幻想罢了。我们非常需要你，我们需要真实的你。”我猜自己的自恋就在于此，它在于意欲把自己纳入自我奉承的话语当中，进而要求英格兰必须背负罪责并且颓废不堪，而非默默扮演我那部分的角色，就像波卡洪塔斯一样。

“但纠结于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她说，“这只会让你感到无能和压抑，好像你是历史的唯一受害者。我们不停地讨论那些已经发生的恐怖事件，但这并不能阻止它们再次发生。只是我们碰巧采用蒸汽机、轧棉机或其他发明先行一步。于是，这些肮脏的行径正好落在我们身上而已。”

在这桩交易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被殖民、被同化、被教育、被疏远、被融合，遭受文化冲突、赢得一面国旗和一首国歌，腐败、挨饿并抱怨一切。这是一桩不错的交易，我们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扮演我们的角色，但这不足以让过于敏感的爱国者心满意足，他们觉得自己已被蹲在门里面歇斯底里的陌生人所利用。他们得到了战利品，我们得到了焦虑，但这帮人对此依然觉得美中不足。因此，他们用煽动人心的民间故事，讲述昔日的荣耀和如今的肮脏，以此来蛊惑粗野的民众，挑唆起一两起事件或者一起不可避免的死亡，并且回到图书馆的书架上搜寻更多解决问题的故事，以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和无从完结的宣言：西方的胜利(7)。与此同时，黑人发现更难抵制那种诱人而可耻的说法，即他们处于一种抱怨的文化之中，他们愈发依赖自己伤口散发出的腐臭气息，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局限的真相，他们摆脱了历史惯性的束缚之后只会无所适从。

她对此苦笑一下，认同我意味十足的反讽，然后继续说道：“但想想我们给你们的一切，否则你们也无法得到这些东西。你们至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是把这件奇珍异宝抢到大英博物馆展出，但我们并不是空手而去。我们带给了你们个人主义、电冰箱、神圣的婚姻……”

“天哪！”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地方。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疾恶如仇。神圣的婚姻就属其一，还有贫民窟、番茄酱、香肠、爱尔兰炖肉和农家饼。我们觉得自己快活至极、无法无天、恣意伤人。但神圣的婚姻触及的问题总萦绕在我的心头，尽管她并不知道这事。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得想办法告诉她；一切都变得有点滑稽可笑。

“如果不是我们，你现在就该娶第三个老婆，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她本该考虑自己的家庭作业，而不是毁掉她人生的疲软的阴茎。”她说，“这就是你本来可能要做的事，你得承认这一点。”

迟早我得回到开头，正儿八经地讲述这个故事。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还无法正式开头。等我觉得自己找到个开始的好头，我禁不住会去想，如果我从这里开始的话，可能所有事情都会显得更为清晰。在我心里，我会以各种方式开头——有的在我出生前，有的在我出生后，有的是昨天，而有的是现在——但反思几分钟之后，每一种都让我厌恶至极。所有的开头似乎都经过了算计，而且一眼看透。我跌撞着闯入这片悒郁的丛林，希望可以获得片刻的释然。

不妨再回到神圣的婚姻上。此处的笑话在于，爱玛和我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已经在愈发乖张的罪恶当中生活了很多年。我言下之意是，也并非那么的乖张，只是其中的不快成分有时过于昭彰而已，而且我非常清楚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至于神圣的婚姻，我们并非飘落到这种超脱的境地，而是刻意选择高调地如此行事，无耻地藐视中产阶级的尊严，并将我们的目光转向自由的海洋。更多是出于爱玛的主意。她对中产阶级的尊严有很多看法，我恐怕这里她指的正是自己的父母。她对阶级的批判十分强烈，比如她对全家圣诞庆祝由衷地愤懑，或者对歌剧的丝毫兴趣都会让她厌恶，而她的父母对此却钟爱有加，或者她对婚姻嗤之以鼻的蔑视。她热爱音乐，大学期间始终认真练琴；即便是现在，当听到一首中意乐曲的变奏表演，她仍会兴奋得激动不已。然而，一段很短的歌剧也会让她伸出手去按掉开关，表现出厌恶神色的同时，她还会对法西斯政权一顿怒斥。婚姻也差不多如此。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跟着爱玛走在前列。她想成为反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她的一切对我都再好不过了。

正如她所言，她厌恶整洁和秩序，尤其是她母亲在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要独自完成所有清扫工作。当她为我所恼后，她会指出我对秩序的偏执反映出我的专制本性，这无可否认地表明我天生是个资产阶级。倘若在时间地点上出现几次巧合的话，我可能正站在利物浦码头上眺望自己的奴隶船驶向几内亚海岸，或者为军队在彼得卢屠杀(8)事件中镇压罢工者而欢欣鼓舞，或者当集中营的烟囱往下风口飘烟时，我可能被人看到正心满意足地吃着烤羊肩。她只有在非常生气时，或因为我固执地维护在她看来显然无可辩驳的话题而让她恼怒时，或她喝醉时或更有可能我们仨都喝醉时，她才会说这些话，不过这透露出她对中产阶级尊严的某些看法。

当有什么恐怖事件在我眼皮底下发生时，我总是心满意足地吃着烤羊肩。在爱玛看来，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菜肴；在浓汤、熏鲭鱼、炖牛肉、火腿和李子馅饼中间，总摆放着一块油腻的烤羊肩，正如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羞耻和谴责，这完全是那种沾沾自喜、强迫趋同的自我主义的象征。当某个怪物出现在电视新闻上，我有时会想这又是一个吃烤羊肩的家伙。如果我看出爱玛的神情有点厌烦，我会大喊这句话逗她一笑。我觉得她从未见过羊肩——我必须得问下她——但如果这是她指责我为了彰显权威去骚扰阿美莉亚时在她头脑中闪现的形象，那我对此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结婚。在这个问题上，爱玛母亲的表现令人欣慰地处于意料之中，至多是每个月带着克制的痛苦重提此事而已。在过去，这定然更为频繁，一场舌战一触即发，混乱和厮杀也接踵而至。难听的言语和无言的沉默，仅此而已。不过，年龄、疲惫或熟悉最后让冲突的火花逐渐黯淡下来，没过多久也只有爱玛的母亲会礼貌地带上一丝恶意挑起事端，而她的女儿则表现出一种非常随意的无礼。后来，它们成了纯粹的仪式，犹如燕鸥自发的求偶舞蹈一样，然而在此之前，这种痛苦的交锋里面却充满了怨恨和恶意。

我不认为爱玛对父母总是这样。当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这是临时起意要开头了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有种皮革抽在柳树上的音色。第一次见到威洛比夫妇时，我和爱玛都还是学生。威洛比先生刚退休，他曾在伦敦安静地以律师为业，专门与那些在世界黑暗角落经商的公司打交道。至于威洛比夫人，我猜她这么多年都一直积极地掌管着他的生活。在被介绍给他们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因为爱玛之前告诉过我所有的故事。也许，是我过于窘迫的缘故，内心担心他们会固执己见地说点或做点什么尴尬的事情，那种贬低人格并让人无法客气地漠视的事情。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带有这种看法。他们第一次看到我则有所不同，我猜他们更多是惊讶。似乎他们并不知道……于是他们让我进屋时，我站在他们面前咯咯地笑。和往常一样，威洛比夫人第一个回过神来。她是个高个子女人，当时年近五十，严肃端庄，却令人愉快——尽管我那时并不这么认为。后来，我在爱玛身上也看到了那种神情，方才觉得这种仪态很有魅力。

“最近天气不错吧？”威洛比太太说，“希望可以一直这样，虽然我不抱太多期望。你在英国很久了吗？”

久得足以知道如何回应这种亲密的闲谈。低声地咕哝，灿烂地微笑，什么也不说。总之，当时在我看来这并非一种可鄙的处世哲学，很多时候我甚至责备自己没有将它贯彻下去。我觉得爱玛在看着我，等着我迁怒于啥事。对此我早有准备，等着她的父母说点什么、暗示什么或者用伪装成看似无辜的陈词滥调来冒犯我。威洛比先生立刻开始发难，态度漫不经心、近乎可亲，他使劲盯着我，想好奇地听一下我的看法。“我估计现在大学里黑人该成千上万了吧！在我那个年代，可不是这样。顶多来个印度王公的儿子，或一位青年酋长。我猜其他人都过于迟钝。如今，你到处都能看到他们。”

我听见爱玛得意地叹息了一声。好老爸，想必他的污言秽语马上就会如期而至。威洛比先生身材匀称，中等身高，不瘦不胖，有点秃顶，但不明显。他穿着羊毛裤和开襟毛衣，系着领带，这身着装让他看起来像是搁下公事暂时休息一样。他戴一副厚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盯着对方，几乎没有幽默色彩或自我意识。低声咕哝，灿烂微笑，啥也不说！我的嘟哝让威洛比先生的眼睛更为明亮，仿佛我说了什么机智的话。或许，他只是在回应我的微笑而已。我从爱玛下巴都要掉了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不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在这番刻意挑衅之后，我能做的只有瞎扯和傻笑吗？但这是我们相处的前几天，对于我的这种软弱和平庸行为，她难以置信地瞪着眼睛来表达她的恐惧，我竟然没有撂出几句精挑细选、认真打磨的话语。你要知道那个时候，黑人革命似乎迫在眉睫，每个人都有机会最终成为受害者。爱玛早已加入其中，在这方面她有点像青年土耳其党(9)成员，一个狂热分子。她已经准备好为了这项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父母。

从她的眼中，我看出一种如今才能辨认的惩罚意味，她眉毛轻轻一挑，显出一副难以理解的表情。她在摆出这种表情前露出一丝微笑，然后便丢下我和威洛比先生聊天，把关注全部转到她母亲身上。你这么喜欢他，你和他一起算了。片刻之后，她似乎忘记了我，或者至少忘记了对我的失望，我看着她和母亲闲聊，内心羡慕不已。她俩笑语盈盈，不时抚摸碰触对方，并相互指责言语不当，计划买个银制佐料罐，并且许诺星期天一同去逛波托贝罗市场(10)。在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怀旧和渴望。

威洛比先生揣摩了我几分钟，默默估量的间隙，他不时抛出一个问题或插上一句评论，我咕哝着应答并豪爽地微笑。“你在学什么？以后能用来做些什么吗？是英国政府付你学费吗？我猜我们已经允许你的国家独立。你认为现在过早吗？那边政治形势怎么样？”最后，我告诉他那边的政府已经将食人合法化。他肯定以为我说的是大麻(11)，因为他问我是否认为这里也应该如此。每个人似乎都这么认为，好像人们的行为堕落得还嫌不够。我告诉他，那边的总统患有梅毒，据可靠消息他已经精神分裂；他基本上是个瞎子，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就已经酩酊大醉。每个人都知道此事并避免三点以后找他，因为他的行为在疾病影响下十分危险。我说在我父亲的房子里，所有的床都是金子做的，而且在我十六岁之前，仆人每天早上用牛奶给我沐浴，然后用椰汁给我冲洗。

他忽然笑了，向我讲起他年轻时在法国度过的一年。这对他的法语有很大的好处。他当时生活在乡下，住在农户家里，为一位房产经纪人工作，此人是他父亲的朋友。大多时间天气都很暖和，但冬天就是漫漫长日。我们就此闲扯了好一阵子，后来他又回到攻势上来。在开口说这个之前，他目光炯炯地瞪着我看了许久。“当时学校里有个家伙，和你一样是黑人。他是个跑步高手，虽说是穆斯林。我不记得他来自哪里，大概是黑非洲什么地方。他肤色像扑克牌的黑桃，但是个跑步高手。天生的运动健将，而且很有绅士范儿。”于是我告诉他，我过去早上四点就起，给牛挤奶，田间除草，帮助收割，然后空着肚子每天跑六英里路去上学。后来一天下午，教育部有位欧洲官员来参观我们学校，他是学校督查人员。他在我们班前面讲了几分钟话，然后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我当时饿得几乎没有力气回答。

“什么问题？”威洛比先生想知道，他颇有兴趣地身体略微前倾，脸上容光焕发，眼睛炯炯有神。

“他想知道第一个吃香蕉的欧洲人是谁。”我对他说。

威洛比先生略微点头表示赞许，“好问题。那是谁呢？”

我自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这时我饶有兴趣地瞥了威洛比先生一眼：他知道这个历史上重要问题的答案吗？他的点头是否有点太过随意？——但当时那个下午，我没有力气大声说出来。不知何故，这位欧洲官员似乎知道这一点，并理解我所处的窘境，他把耳朵凑到跟前听我低声回答。“亚历山大大帝。”我沙哑地说。后来，他收养了我，每天让我吃饱饭，并给我一辆二手自行车，这样我就不用每天早上跑六英里了，他还为我交学费，当时是一学期三十二先令。威洛比先生琢磨了一阵，等再开口说话时，他的神情十分激动。“这让过去的一切都值得付出。放弃大英帝国公平吗？这对他们公平吗？”他问道。我知道他说的“他们”是谁。在这期间，我从眼角就可以看到爱玛和母亲在欢声笑语地讲着故事，而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以防威洛比先生发动一次侧翼攻击或一场机动的游击队突袭。

我并非在想象第一次看到她们之间那种真情流露，因为我在其他场合同样也看到过。但是威洛比太太对我并不满意。倒不是我有什么问题，而是她想让女儿过得更好，有一次更为正常的交往和一个没有烦恼的未来。后来爱玛告诉她，我们决定要同居时，她默默看了自己的双手一会儿，然后说：“我去泡点茶。”几分钟后，她端来茶水和饼干，接着小心谨慎地坐下，并以讲求分寸的凝视和通情达理的语气问爱玛：“难道你还年轻吗？”我看到她在尽力克制自己不去咆哮或吼叫，不跳起来将热气腾腾的茶壶朝我扔来，然后用咒骂、侮辱和指责把我从她家赶出去。“你最近有家人的消息吗？”她询问的同时递给我一杯茶。不过，正如她跟我讲话时那样，没等我回答就继续说道：“我希望大家都好。你会把她带走吗？我希望不会。你必须确保所有这些不会干扰你的学习，毕竟这才是你来这儿的目的。”

她那种强作掩饰的微笑从未动摇。要说有什么变化，那便是随着她逐渐适应这种局面，她的微笑变得更为安然。对于这个（非正式）家庭成员的加入，她只字未提到底是什么让她不快。正是因为她在掩饰，爱玛接受了她的挑战并正面回击她所有的反对意见，甚至是那些她没有提出的意见。不，我不太年轻。你在我这个年纪已身为人母。当然，这不会干扰我们的学业。你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因为他是黑人吗？对于最后这个问题，威洛比夫人神色痛苦；她拒绝屈尊展开这样的讨论。看看是谁要来吃晚饭。此时破坏已经铸就，我不确定自己在肇事当中是否已经扮演了主角。无论如何，母亲和女儿此时已经习惯了常规的摩擦和埋伏，只是有时会演变为公开战争而已。当爱玛怀孕（并无计划）时，威洛比夫人全力以赴发动了一次进攻，把威洛比先生、中产阶级的尊严、未来、待产婴儿的福利等议题全都纳入其中。总之，要么神圣的婚姻，要么送人领养或人工流产。爱玛饶有兴致、满怀热情地进行反驳，以藐视的自信击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但替孩子想一想，”威洛比太太申斥说，“你让她以后怎么想？这可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想一想生于一对未婚夫妇会是什么情况。”

“我是在考虑孩子！我现在就在考虑，”爱玛宣称道，“我不希望她被你们关于阶级、邻居和异族的偏执所压迫。”

这实在可怕。威洛比先生眼睛扑愣愣地望着，当出现一起言语暴行时，还不时惊讶地瞅我一眼，他的表情好像是在问：你真的要为这一切负责吗？当被要求介入其中干预时，他要很长时间才能想出几句明智而且宽慰人心的话，所以没过多久她俩便不理他，而是又回到斗嘴上。我想他更喜欢这种方式。在此类公开的战场上，我很少被拉进去帮腔，不过有时爱玛会用责备的神情看我，这让我觉得如果我有点骨气的话，定会给她提供更多的支持。她俩要求威洛比先生和我在场可谓一种战略储备，以便在事态紧急时可以援用。最后，威洛比先生无奈被迫采取行动，因为显然爱玛拒不妥协。他邀请我去酒吧。

“真糟糕。”他喝了一口啤酒后说。我试了自己的那杯，也无奈表示同意。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威洛比先生。自一年前认识以来，我们也经常见面。“你想来点肉丸吗？”他盯着黑板上的手写菜单问道。其他吃食有烤肉、香肠、烘豆以及通心粉奶酪。那个年代酒吧里的食物大致如此，即使是在布莱克希思(12)。“我们过去学校里有肉丸，那是在肯特。除了劳森外，每个人都会要两份。基蒂·劳森。”我点了点头，威洛比先生也点了点头，闭上眼睛片刻。是的，我们认识劳森。笨拙的顾客，他要穿的靴子太大。对基蒂·劳森的回忆让威洛比先生的脸色变得阴郁，或者也许这就是多年前人们对肉丸的想法。于是，我向他讲起过去学校给我们供应的免费牛奶，能有幸听到这样的帝国故事，他的眼睛又像往常一样亮了起来。我们一到学校，就排队站在集合广场中央那棵巨大的芒果树下，一起吟唱虔诚的歌曲，而罐里的牛奶正在加热。老师们走到我们中间，轻声细语地问候我们，不时说上一句值得表扬的话。牛奶带有豆蔻和肉桂的味道，而且放了很多白糖，第一口喝起来宛如蜜露。随后，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份当季水果，有橙子、甜瓜、芒果、菠萝蜜、荔枝，当然还有香蕉。接着，我们大步走到灯光明亮的教室，打破无知和疾病的枷锁，正是它们让我们长期处于黑暗当中，而大英帝国则让我们从中摆脱出来。那时，学校对我们来说就是如此。威洛比先生对这美好的一切摇头惋惜，然后喝一口啤酒掩饰自己的感情。他垂着眼睛坐着，手紧紧握着酒杯，不时根据心中的悲伤左右摇头。“那样抛弃他们是不对的，”他说，“这太残酷。想想我们离开以后，他们相互做出的那些可怕事情。”

“我们回去吗？”我问道，并看到威洛比先生的眼里露出兴致盎然的模样。

“不可能。”片刻之后他说，嘴角露出一丝恶意，眼神又转向了远处。“一切都跟屎似的。我们来点肉丸。”

肉丸端上来时，看似像屎一样，几团黑色的屎块居于一摊棕色的肉汁当中。等我们盯着肉丸看了好几秒后，威洛比先生说：“我的脸更该是圆的，而不是椭圆的。”我等待他继续，但他没往下说，我于是点头表示同意。基蒂·劳森肯定说过这话。不管威洛比先生是否被派来加入这场神圣的婚姻战争，他从来没有任何举动；或者即使他有所举动，这对我来说也无从察觉。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们已经触及这个话题。正当我们起身离开酒吧时，他突然蹦出“桑博”两字。看来他戏剧性似的改变了战术，要用种族主义的辱骂来逼我就范，但我不确定威洛比先生是否具有这种粗鄙的天赋。他的眼神又亮了起来。“那是学校里的黑人。我们过去都叫他桑博。我就知道能想起这个家伙。优秀的跑手。肤色像扑克的黑桃。我希望他现在是他们国家的终身总统。你们黑人兄弟会怎么说？一团糟糕。”但他似乎对我的回答不感兴趣，我低声地咕哝，灿烂地微笑，什么也不说。

老好的威洛比先生。他可能自己心有所想。你们黑人兄弟会怎么说？威洛比夫人似乎过分专注于这场论战，根本无心去想这事。爱玛当然问了我，我对她说他们首先定会大吃一惊。她选择对此表示满意。我之所以说“选择”，是因为她的眼神当中有种不情愿，或许她认为我们以后会深入讨论这个话题。

随着阿美莉亚的到来，一切都只能暂缓停止。我们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围绕婴儿转了起来，她是又拉屎又啼哭。这个婴儿甚是哭闹，让我有时不得不去想她是否厌恶自己出生的可悲境地。大家说这十分正常，多半是肠绞痛或其他毛病，但是我仍然觉得她是因为自悲在啼哭。当然，这对她没啥好处。在这儿，她有人照顾、有人疼爱，根本没有理由自悲。每次喂奶，她依偎着妈妈的乳房，仿佛那就是自由本身。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徒劳地抓着那些囚住自己的东西死不放手。

在她出生的那一刻，数周的准备和焦虑达到高潮，早已从最初的散漫无边逐渐演变为全神贯注的投入。得买几件新的家具、床单被套和一个尿布桶，还得学些儿歌，准备字母游戏，更新孕妇体况表，考虑单身状态等等。爱玛的肚子大得很快，其他倒也一切正常，这让她对一切决定都有否决权。不论怎样，听她说起育儿的各个方面，你绝不会认为这是她第一次生产。多年的教育和训练让她为这一刻有所准备。几年以前，她就知道自己要生一个名为阿美莉亚或比阿特丽斯（有时叫比阿特丽克斯）的女婴。她的论文被搁置一旁，我们关心的已不是卢卡奇、本雅明和海德格尔——此前福柯和德里达曾占据她的话语，而是斯波克博士(13)的育儿指南。所以临盆在即时，我们的生活自然也就忙于关注婴儿的出生了。小家伙十分健康，出奇的好动——我倒希望她安静睡着——这给叙事片段送上了奇妙的结尾。威洛比夫妇、我还有爱玛的大学好友朱迪，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围在床边分享这场戏剧。去医院看望时，我沉浸在护士投来的赞许当中；当他们让我坐在爱玛的床上握住她的手时，我微笑着允诺；我甚至高兴地模仿婴儿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对于婴儿的健康着实有益。我必须得承认，阿美莉亚似乎确实喜欢我表演的那些滑稽动作，它会照我们期待的那样，暂停与存在的顽强斗争，在空中踢着双脚，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

爱玛对任何事都出奇地随意，她更喜欢谈论她不在家时我给自己做的饭和她在病房结交的朋友，而不是她的身体最近遭受的疼痛。她做的这一切又让她显得更加英勇。我当时也在那里，胃饿得难受，尿憋得要死，爱玛因努力努责涨红了脸，在分娩中呻吟着，几个助产师忙进忙出，在我看来全然一副幸灾乐祸的麻木。我想象着他们会说，这是你自找的，所以别再呻吟。

于是，我加入照顾母子二人的日常琐事当中，并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既感到欣慰又觉得自豪，但我必须得说等搬回我们的公寓时，我开始觉察出这种成就的另一面。首先，只有我在的时候，爱玛似乎不太自在。我说的事情似乎还会惹恼她。等我从斯波克手册中查到母亲产后出现的危机，并把里面的内容读给她听时，她眉毛一瞪显出一脸怀疑，然后继续忙手里的事情，好像我什么也没说。当我像只小狗一样在地上打滚并发出可笑的声音，或者当我躺在她身边等婴儿熟睡后去抚摸着她许可的身体部位时，她才会对我露出一丝微笑。

阿美莉亚似乎喜欢住在公寓。她的叫声提高了，她偶尔也安静一会儿，期间依然不时发出痛苦的啼哭。

爱玛和母亲一心照顾婴儿，手法熟练得似乎全然不费什么力气。她们看着她、抚摸她，猜测着她皱眉、啼哭和欢笑的原因，并互相争论一番。在这些时候，爱玛似乎忘记了自己，但我在的时候，她很少会这样——比如当我乱滚装傻的时候。或许，她担心我鄙夷她的快乐，嘲笑她轻易屈从于母性。她持有一种看法，认为女性是被自己美好的感情击垮的，而她们的社会化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本性使然。她会说，女性接受的教育便是要自我牺牲，她们只有成为孩子的奴仆人生才会完满。或许，她母亲的欣喜让她搁置了这些顾虑。等威洛比先生受邀前来时，他高兴地盘旋在婴儿边上，弄出一些声响的同时还朝着婴儿龇牙咧嘴打趣。

先生和夫人（每天）来的时候都会捎上礼物，从洗涤液到一公斤牛肉，基本上什么都有。她会去卫生间清洗尿布，而他则带上婴儿去四处都是狗屎的人行道上散步，这样爱玛就可以打个盹儿。随后，夫人不是沏茶，就是喂婴儿，要么去烹饪带来的牛肉。出于有些原因，她偶尔还会留下过夜，并睡在我们卧室的地板上——此前我已经因为梦里呓语吵醒婴儿而被驱逐出去。我问她：“我刚说了什么？”不过，她说自己听不懂我的语言。这是一段让人痛苦的插曲。有时，我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是个隐形人。我在他们谈话时如果开口，我的声音听起来会非常奇怪，仿佛我在使用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在讲话。我感觉若有所失，不仅言语不清，而且羞于开口。当他们谈论我（或跟我讲话）时，我感觉他们是在可怜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受害者，经历了一场飓风、霍乱流行或先天畸形等不可阻挡的自然力量的侵袭。

爱玛不时向我投来猜疑的目光，并琢磨着我莫非是在取笑她们。“你和爸爸为什么不去弄湿婴儿的脑袋？”她提议道。

我们坐在几近空场的酒吧（当时才六点半），手里握着各自的酒杯，谁也不发一言。当我瞟一眼威洛比先生时，他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打量，这让我想大喊一声，尖叫着跑入夜幕当中。他渴望听到一个帝国故事，但我的舌头早已僵化变色，我的脑袋也因愤懑而嗡嗡作响。最后，我向他讲起那家英国医院救我一命的护士大姐。我当时去医院是为了和一位姑妈道别，她因患上利什曼病、麻风、血吸虫病和传染性疖子出现混合并发症马上就要咽气了，而所有这些都由家族遗传的放荡和淫邪导致。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一种热带疟疾突然在我身上发作。我倒在了楼梯台阶上，大姐在那儿看到我，并把我抱到床上。直到两周后我完全康复，她才离开我的身边；在此期间，她用酒水涂抹我的额头，还用浸湿的手帕放我嘴里让我喝水。这是一个帝国英雄主义的简单日常故事，但我在讲述中重点有误。尽管威洛比先生似乎没有显得过于不满，我可以说他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同样感人，于是我内心的艺术家对这种败兴感到一阵失望。

我们默默地握着各自的酒杯，又坐了许久。之后他问道：“工作进展顺利吗？”那时，我刚步入职场在一所学校教书，里面全是愚昧而疯狂的学生，他们似乎有点怕我，这种奇怪的反应倒是让人欣慰。学校到处是满身臭汗和炖肉烧焦的味道。我发现这份新的工作每天都是一种迫害，我则终日担心学生会造反，并最终逼我体会受辱的滋味。我时刻保持警惕，思忖着要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存活下来，并绝不沦为野蛮行径的牺牲品，重要的就是要先发制人，而且从学生的脸上和他们的叫喊声中，我能看出那种野蛮毫无节制。有些岁数大的男生个头比我都高，有些女生也已经到了生育的年纪，但他们竟忘我地将精力和热情全部投入荒唐的戏虐当中，行为表现宛如狒狒家园中的幼龄动物。

“你现在该为别人考虑了，”我们往回走时威洛比先生说，“正儿八经。”

等我们回来时，公寓里弥漫着炒蛋的香气，里面还掺杂着母乳、罐头、尿布的味道。这种不出意外、压垮一切的日常生活以不可阻挡之势削弱了阿美莉亚的出生带来的那份新奇，并最终把威洛比夫妇送回了布莱克希思。这也让爱玛变得消沉和沮丧，从地区护士到斯波克医生，每个人都警告过她这种产后抑郁，她发现自己无法抵抗。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为数不多可以减轻她痛苦的方法之一，便是毫无节制地滥用我那善良的自我。我从学校匆匆赶回家，知道自己很快就可以坐享其成，而爱玛则会指摘我的自私，要么又会分析我的偏狭。我尽自己所能去帮她，说些不着调的笑话，玩味碟子里的沙拉（而不是按预想的那样狼吞虎咽），一边建议如果她不乐意我可以做饭，一边在婴儿所在的地方点上一根烟。等到受够了这些恼怒时，她会帮自己解围，并就我的个别毛病奚落一番。

有一天，我依偎着爱玛坐下，阿美莉亚吮着爱玛的乳房，婴儿嘬奶的贪婪不时让爱玛疼痛得面露难色。我告诉爱玛，刚开始先生和女士欣喜若狂地占着公寓让我很不自在（但没有提及我身处他们中间让我感觉像个陌生人）。爱玛说：“你爸妈离这么远，他们有什么办法。”她是等了半天才开口说话，用拉长的沉默让我伏罪。我为自己的沉默感到内疚，但我还是不依不饶。“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法否认自己是孩子的亲人。”

爱玛拉长脸控诉的表情意味深长，虽说以后她定会把该说的话和盘托出。你的问题是你只想着自己。她是他们的孙女。他们完全有资格……你的爸妈甚至没有给我们寄一张贺卡，也没给孩子寄个礼物。我并不是非要把我们的习俗强加给他们，但我想着得有一点儿表示……我知道他们生活很艰难，他们要应对很多可怕的事情，我强加指责并不单是心有怨气。但老实说！连张卡片都没有！阿美莉亚出生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连我父母和我家乡的话题也不例外。

我们第一次认识时，爱玛就对我和我的家乡充满了好奇。她是那么地漂亮，那么地有活力（就连她的头发也意气风发），我无法想象她真心想知道那些尘封在我往日记忆中的苦涩和痛楚。不过，她发誓说她真心想知道。我父亲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在英国似乎通常排在首位。）我家里有几口人？哦，你是家里的老大。我家里有多少房间？没什么是她不想知道的：我的学校有多大？我们在校际足球赛上赢过几次？我童年伙伴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我娓娓道来，她听得入迷。起先，我觉得能滔滔不绝地谈论如此遥远的事情纯粹是一种解脱，然而这些事情似乎始终让我痛苦和内疚，它们在留给我几分苦楚的同时，里面也透着一丝温馨。后来，我羞愧难当地意识到，我曾多加粉饰自己的故事，让它不太难看，而且还在有些地方编造了诸多细节。这种羞愧虽说强烈，却片刻就会消失，于是我习惯了自己的谎言。这让我欢喜，尤其让她欢喜。不！这尤其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听我讲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她似乎从来也不会厌倦，我承认自己编造这些故事主要是报答她的兴趣，但有些故事明显是为了让我们不致过于卑微，并且让我们的生活看似高贵、有序而已。

一段时间过后，她就不再给予如此热情的关注。我不确定这究竟始于什么时候，但是我琢磨当时我应该并未发觉。这必定发生得非常缓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我寻思是不是因为她已经看穿我编造的故事，再也听不下去；但说实说，我倒希望她从一开始就看穿这些谎话。她尤其热衷于叙事的形式（并以此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因此她定然知道我已经篡改了这些故事，以便让我在讲述当中得到补偿和满足。或许，这些故事的大同小异让她感到无聊。如果它们没发生过，我可以编造它们，而她同样可以。不，我想她必定是看惯了、听够了，她现在拥有了完结自己的故事所需的一切，于是她好心地关上了电灯。毕竟，还有其他事情需要顾及。当提到这些她从未见过的地方或从未遇见的人时，她的熟悉程度让我非常欣慰。她在言语中谈起他们，仿佛他们既可预见又很普通，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并非如此。对我而言，他们陌生、奇怪、另类，与我的处境相隔之遥远，犹如白昼与黑夜。因此，当她提到某个人的名字，然后向与她交谈的人解释说那是我的舅舅时，似乎我的舅舅就在眼前，俨然已经适应英国的干练风格，语气流畅宛若任何人闲谈一般。这让我的舅舅显得普通又平常，而绝非那个板着脸孔、容易动怒的男人，那个总是忙着赚钱却从来不会错过每日祷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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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 1596—1617)，北美亚尔冈京印第安部落酋长波瓦坦之女，传闻说她舍生救了史密斯船长，后来远嫁英国，客死异乡。

(2)贝丝女王（Good Queen Bess），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的俗称。

(3)吉博·斯图亚特（Jimbo Stuart），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的昵称。

(4)原文为英语（darkie）、梵语（hubshi）、阿拉伯语（abid）等，都是对黑人的蔑称。

(5)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 1936—2018），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曾以坚韧、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南非国母”的尊称。

(6)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 1906—2001），生于塞内加尔，1928年到法国求学，索邦大学毕业后在法国担任中学教师并发表诗集《阴影之歌》(Chants d'ombre，1945)，二战结束后投身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并深入阐释了“黑人特征”这一术语，曾于1960—1980年期间连任五届塞内加尔总统。

(7)英国学者罗伯茨（J. M. Roberts）1985年出版过名为《西方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est）的著作，作者认为欧洲人的信仰是西方文明中的重要遗产，并推动了西方在全球建立霸权。

(8)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1819年8月16日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的一场流血惨案。由于镇压这次集会的军队有的曾参加过4年前的滑铁卢战役，故而这次事件被群众讥称为彼得卢屠杀。

(9)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1894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又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主张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统一，反对专制制度，活动一直持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0)波托贝罗市场（Portobello Market），位于伦敦西区诺丁山的露天市场，在那可以购买古董、家具、水果、蔬菜以及各种二手货，可谓英国最大的户外市场。

(11)在英语中，cannibalism（食人）和cannabis（大麻）发音颇为相似，故而这里造成了误解。

(12)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位于英国伦敦东南的一个住宅区。

(13)斯波克（Benjamin Spock, 1903—1998），美国儿科医师，他出版的《斯波克育儿经》（Dr. Spock's Baby and Child Care，1946）曾是全球育儿畅销书，并影响了几代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