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西明庵
——继往开来的禅茶双祖
茶与禅，两生花。在日本茶道中往往茶禅并论，不仅仅是因为茶是伴随着禅宗一起被打包从南宋的江南传入日本，更因为茶文化在日本的发生、发展，在源头和法脉上都与禅宗水乳交融，两者缺一不可。如今在日本大行其道的茶汤艺术，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镰仓时代（1185—1333）初期的临济宗禅师明庵荣西和尚。
建仁二年（1202），为了支持荣西和尚在京都弘扬禅宗，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赖家将自己的一块属地捐赠出来，以南宋江南浙江的禅寺为模本，兴建了建仁寺，并延请荣西开创临济禅宗。寺名来自建造时的建仁年号，山号为东山。迄今这座已有八百年历史的寺庙是日本国内五百座临济宗禅院的总本山。
日本茶禅文化的一大源头，即是从建仁寺的开山祖师荣西开始。起于日本茶事三百年之衰，重新复兴日本饮茶文化的是镰仓时代的荣西禅师。荣西禅师是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在日本禅学史上是里程碑式的文化巨匠，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日本茶文化的贡献。日本《角川茶道大事典》的“荣西”条目中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从宋传播茶，向源实朝献《吃茶养生记》，论述其医药效果。”也就是说，荣西对于日本茶文化的贡献，不仅仅是从中国南宋带回茶种，还撰写茶学著作，仅此两点就足以让荣西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中兴之祖。
两次渡宋求法
荣西禅师，号明庵，保延元年（1135）4月12日生于本州中部的备中国（现在的冈山县）贺阳郡宫内村。荣西俗姓贺阳氏，幼名千寿丸，父亲贺阳贞远是吉备津神社的神官，精通佛学。千寿丸虽出生神道之家，因缘却在佛教，8岁时随父亲读《俱舍》《婆娑》等经论，萌生了出家修行之志。11岁时师事吉备国安养寺的静心和尚。13岁时登比叡山入延历寺受戒，翌年落发出家，法名荣西。
比叡山寺院是当时日本传播佛教天台宗的大本营，其体系乃是平安时代初期从大唐留学归国的最澄法师所创办。其后圆仁慈宽、圆珍智证等高僧大德都曾在比叡山担任住持弘扬台密。在比叡山，荣西跟随名师系统学习了天台宗密教，精研《大藏经》数年，迅速积累了作为一个学问僧的修行，在显教和密教上已经颇有造诣。
荣西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求道者，不满足于现状。在当时，僧侣的社会地位很高，比叡山在佛教界拥有很大势力，长久的坐享其成滋生了故步自封的学风，在生活上也趋于腐化堕落。荣西失望之余把目光投向天台宗发祥地的中国。特别提及的是，在延历寺学佛的过程中，荣西接触到最澄、空海等大师的著作，了解到有关唐朝禅宗的记载，虽然只是极其简要的只言片语，但却足以引起荣西的兴趣。原来，自从9世纪末期开始，中日之间佛教交流活动也随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而告停滞，日本的佛学就此停顿不前，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在原地打转，彼时日本的镰仓时代与中国的两宋，虽然处于同一时期，但所处的历史今非昔比，从佛教本身来说，其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唐代奠下基础的禅宗，到宋代已经开花结果，佛教思想已经从天台宗、密教时代，进入到禅的时代。有一次，荣西在九州博多港（今福冈），偶然从往来宁波的日本海商那里得知禅宗在江南丛林大行其道的盛况，不禁心为所动，决定步先哲的后尘到中国去精研佛法。
仁安二年（1167），27岁的荣西来到九州的博多港，等待季风准备从那里去中国。过去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早期，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和僧侣大都从博多启航。但是自从中止了遣唐使制度后，入唐的僧侣不过数人，而在荣西入宋前的百年间，几乎不见前往中国的日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荣西入宋求法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翌年四月，荣西搭乘日本商船启程渡宋，在明州（今宁波港）登岸。平安时代后期，掌握朝廷实权的平清盛鼓励贸易，积极和中国发展海上商贸，明州是日宋往来贸易的最大对外港口。荣西在明州期间，游历天台寺和阿育王山等佛门圣地时接触到禅宗。本想在天台山进一步了解学习禅宗，但因为要和同伴一起乘船归国，所以第一次渡宋只待了半年时间。但这半年的所历所闻在他思想上打上深深烙印，并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憧憬。
他在巡礼天台寺时获得三十余部佛学著作，回国后在研读这些典籍时，发现了空海和最澄都曾提及的禅宗，于是重新燃起学习禅宗的热情，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留学计划，按照他的设想，除了在中国学习还要追根溯源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因为筹措资金，这个留学计划在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实现。
文治三年（1187）春，荣西再次渡海前往明州。这一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江南研修禅宗，再追根溯源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印度）求学。怀着求得禅宗真谛的愿望，走访了江南名刹。后来他到南宋陪都临安府向有关衙门申请赴西域的度牒。当时南宋偏安淮河以南，北方领土被金国占领，而西北与西域之间的要道也被西夏和蒙古所控制，无法通行。西行受阻，荣西随遇而安，就此留在明州潜心修习禅宗。好事多磨，这次西行受挫，不但成就了荣西在日本禅宗文化开山祖的地位，也改写了日本茶文化史。历史无法假设，但其本身充满偶然性与神秘性，这在荣西身上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怀着对天台山的向往，他再次来到万年寺，就学于第八代临济宗黄龙派传人虚庵怀敞禅师门下，后来还一度随虚庵迁居天童山景德寺。据说荣西跟随虚庵修禅四年，学业精进，获得导师认可。1191年，虚庵将法衣、临济宗传法世系图谱以及锡杖等象征合法传人的可信物授予荣西，“明庵”也是怀敞授予的法号。为了报答虚庵的传道之恩，荣西回国后的第二年，设法从日本广集良木通过海商运到明州重建年久失修的天童山景德寺，据说其中的七幢大殿是他回国前参与设计的。
天台山茶事
荣西在南宋学习期间，恰值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登峰造极时代。两宋的茶叶生产，是在唐代兴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发达又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因此在茶文化发展史上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与日本平安王朝之后茶事衰微相反，茶文化在两宋时期可谓鲜花着锦如火如荼。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州郡产茶，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大批制作精良的名优茶种接连涌现，如“龙凤团茶”“小龙团”“瑞雪翔龙”“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新龙团胜雪”等名品成了皇家至爱；饮茶的方式，在日趋精进讲究的同时也出现多元化，除了延续唐代的煎茶、末茶之外，民间还出现了较为随意便捷的散茶法；两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准的茶文化专著，如北宋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甚至连贵为天子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深度茶迷，撰有《大观茶论》，将宋代的茶文化研究推到一个与书画艺术等量齐观的审美高度。
而在江南的寺庙丛林，茶风尤盛。茶叶具有提神醒脑、收心敛性的功效，作为一项坐禅修习和精进修为的辅助工具，自唐代中期起就在佛门普及，并形成了一整套寺庙喝茶的规矩和礼仪，晚唐的《百丈清规》和宋代的《神苑清规》都是对茶在寺庙修行中的作用、做法非常具体的论说和规范，孕育出“禅茶一味”的禅门茶风。当时江南五山，如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明州的天童山景德寺、阿育王寺，都是禅茶兴盛之地，由于特殊的因缘，都与日本茶道有着很深的渊源，除了荣西，半个世纪之后前来求法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禅僧都将江南丛林方丈的茶禅文化传回日本并发扬光大，而这几个僧人无一例外都是荣西的再传弟子。
禅茶并举
建久二年（1191）阴历七月，荣西结束了在虚庵禅师门下的修业回到日本长崎，在平户苇浦登岸。回国后的荣西开始了一生最为光彩夺目的时期。这一次荣西不仅带回了禅宗，而且带回宋朝的生活文化方式，特别是饮茶、种茶的理念和技法，这在日本茶道文化史上意义非同小可。这一事实本身就预示了在日本，茶一开始就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密切关联。
荣西归国的翌年，日本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192年在源平争霸战争中胜出的源赖朝被京都朝廷授予“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开设幕府，开始了武家政权统治日本的时代。
荣西法师回国后，致力于在日本弘扬与建立禅宗。他首先以九州为基地建立禅门寺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宗教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天台宗，禅宗作为一种新的佛学受到打压和限制，所以荣西一开始只能选择偏离京都的九州布道。回国的第二个月，他在肥前国高来郡建立报恩寺，第二年在筑后国建造千光寺，此后又到九州最南部的鹿儿岛建立感应寺。建久五年（1194），荣西在筑前（今福冈）创办规模宏大的圣福寺，这是日本最早的一座正宗临济宗禅寺，山号是“安国山”，当时在位的后鸟羽上皇亲笔题匾“扶桑最初禅窟”的石碑至今还在禅院里。此后三年，荣西以九州的肥前、筑前、筑后、萨摩及本州西南端的长门为中心开展宣教活动，大力倡导临济宗法门，同时著书立说，渐渐受到瞩目。不过他在京都由于旧的宗教势力盘根错节，荣西的布道活动受到朝廷和寺庙宗教势力的非难排挤，难以立足，只好到幕府政权所在地的关东镰仓寻求庇护。
建久九年（1198），荣西撰写《兴禅护国论》三卷，并非要否定既有佛教，而是倡导复兴佛法的重要性，并极力鼓吹禅宗安邦定国的意义，终于得到了希望摆脱京都朝廷和佛教势力的镰仓幕府将军的支持。正治二年（1200），镰仓初代将军源赖朝去世一周年祭祀法会上，荣西被任命为法会导师，源赖朝遗孀北条政子兴建寿福禅寺延请荣西担任住持，荣西弘扬临济宗终于打开局面。在幕府将军的护持下，荣西回到京都，创立临济宗大本营，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京都东山区小松町的东山建仁寺。建仁寺是禅宗、天台宗和真言宗三宗并学的寺庙，在幕府将军的庇护下，禅宗在日本开始繁荣起来。
在弘扬临济禅宗的同时，荣西也在日本传播茶文化，被誉为日本茶道的“千年茶祖”。
据传，荣西第二次归国时在长崎平户岛上岸不久，就在位于今天长崎县与佐贺县交界的背振山南麓播撒从明州带回的茶种，使这里成了日本最早的茶园。不久又在肥前国灵仙寺西谷和石上坊的前袁播种，在石间萌芽生长，不久繁衍出枝繁叶茂的整座茶山。此后，随着他到北九州传道，也将茶种传到那里，比如在兴建圣福寺时，他也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后来他到京都时，将茶种分送宇治高山寺住持明惠上人，后来那里发展成为著名的宇治茶园，那里产的茶叶叫“本茶”，即日本茶叶正宗；此外其他地区的茶，则只能屈尊“非茶”，可见宇治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茶与禅宗一同传入日本可谓意味深长。茶之于日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在中国，茶是日常饮料，是从日常生活提升的文化；而日本是直接从中国拿来茶文化，这种文化是与禅宗文化一起捆绑带入的，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文化起点，也就容易成为“道”。另外，荣西禅师作为扶桑禅宗的开祖，弘扬临济禅宗与传播茶文化，所谓禅茶并举，这对于后世的日本茶道的“禅茶一味”以及重视精神文化内涵的特征来说，具有莫大的因果关系。
日本首部茶书的诞生
说到荣西禅师，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与传播临济禅宗同样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还有荣西从南宋江南丛林方丈带回的种茶技术和饮茶方式。
荣西带回日本的饮茶方式，严格来说，是他在长期的修禅生活中体验到的“禅茶”，无论形式和内涵都与唐朝有很大不同，更讲究更精致，法式也更趋于完备，这与饮茶道具的发达有很大关联。在饮茶上，宋人基本沿用中唐开始流行的“煎茶法”，即先将蒸青捣碎的茶叶放在石臼里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状，或者调成浓稠的茶膏，喝的时候，用茶匙舀起少许放入茶盏，徐徐注入沸水，用茶筅搅拌均匀后再反复击拂，打出茶泡沫，再啜而饮之，是为宋人点茶法，日语写作“抹茶法”（末茶法）。“运筅击拂”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茶艺，是形成茶汤形色味之美的关键。唐人用的道具是竹筷，到宋初蔡襄创制金属制成的茶匙，北宋后期茶艺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贵为天子的赵佶也投入新茶具的研发，他对茶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明了一种类似微型炊帚的搅拌道具——茶筅。有了先进的工具，点茶时就能打出丰富的泡沫，茶汤才趋于尽善尽美。“抹茶法”在日本影响深远，至今被奉为茶道主流。
不过，荣西在日本弘扬的宋茶，最初发挥的功效是药用而非饮料，遑论文化艺术审美。荣西回国后再兴饮茶之风，最开始是从倡导“茶德”也就是茶的药用健康价值入手的。建保二年（1214），荣西撰写的《吃茶养生记》一书脱稿，此时距他圆寂只有一年。这是荣西根据他自己在宋朝的生活经验和研究心得，介绍有关喝茶养生的健康指南书，也是荣西留给日本的另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吃茶”一词，源于唐朝赵州禅师“吃茶去”的禅门公案，据说也是唐宋时期在江南通行的俗语。概因古时喝茶，不但起源于早期的“食叶法”，无论用煎、煮，都将茶连茶芽、茶叶、茶茎一起喝进肚里，故而得名。
《吃茶养生记》也是日本中世纪茶书中唯一记载制茶技术的专著，对此书中“六明茶调样”记载：
见宋朝焙茶样，是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可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中可以看出荣西传入日本的是宋代典型的饼茶，也就是抹茶的制法：首先是将早上采摘的茶叶迅速分拣出优质部分，在清泉水里再三濯洗洁净后放入铁釜中蒸。蒸的火候分寸极为关键，火候不足或过劲，都会影响点茶的汤色和味道。接下来将蒸过的茶叶放入石磨里反复研碾，加工成极为细腻的膏状，故称“研膏”。再加水研磨至水干，称为“一水”，再次研磨成细如齑粉。将茶粉放入模子里（质料有木、金属）压紧制成饼茶。接下来再将饼茶进行烘焙、收藏，如上面引文所示。《吃茶养生记》中有关制茶的内容，不仅对研究日本制茶工艺史有重大价值，甚至可以作为研究南宋时期中国制茶技术的特征，里面包含着许多可以弥补中国方面文献不足的缺漏，历来也被中国茶人所重。此书是荣西一笔不苟用和式汉文撰写，原稿至今珍藏在日本博物馆。
虽是祖述中国唐宋茶文化，但荣西并没有拘泥于禅门的玄妙哲理，而是从日常养生谈起，非常接地气，所谓“道不远人”，比如开篇《序言》劈头就开宗明义将茶放在养生护生延年益寿的重要意义加以论述：
茶者，末代养生之仙药也，人伦延寿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均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也，不可不摘乎？
《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五脏和合门》，专论茶；下卷《遣除鬼魅门》，除了“吃茶法”一节，其余均为讨论与茶关系不大的“桑疗法”，与书名“吃茶”的主题不符，何以如此至今成谜。在上卷中谈及五脏调和这个问题时，他引用了密教经典中关于“五脏调和乃生之本”的观点，同时结合中国医学中的五行说，阐释与五脏相对应的五味。其中“心脏是五脏之君也”，也就是说，心脏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其余四个器官。五味之中与心脏对应的是“苦味”，而“茶是五味之上首，苦味是诸味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所以“今吃茶则心脏强，无病也”。饮茶有益心脏健康，能延年益寿。“调心脏，除愈这万病矣。心脏快之时，诸脏虽有病，不强痛也。”他在对比了中日两国人民日常饮食习惯的差异而导致健康状况强弱有别时说：
余常思缘何日本人不好苦味之食。在中国，人皆好茶，是故心脏病痛少有，而人皆得长寿。但观中国人多菜色，瘦骨嶙峋。究其缘由，盖不喝茶也。是故凡人有精神不济者，当思饮茶。茶饮令心律齐而百病除矣。
在书中，荣西为吃茶大唱礼赞：“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种病之药，茶能为万病之药也。”荣西倡导的饮茶健康理念，使人很容易想起中国茶圣陆羽的《茶经》：“茶之为用，味至苦至寒，为饮最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食同源”的观念。众所周知，人之所以患病，原因很多，如营养缺乏、免疫力下降、忧劳过度或细菌病毒感染等，是种种疾病的根源。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有很多营养成分和药效成分，这些成分既可以对人体多种器官有补充营养的作用，同时又有大量药效，能发挥解毒、杀菌、抗病毒和免疫等功效，因此所谓“茶能为万病之药”的观点与现代营养学不谋而合。另外，荣西倡导的“健康吃茶”也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饮茶方式。食叶法的吃茶利于健康，于是抹茶遂长期成为喝茶主流方式，而以冲泡为特征的散茶、叶茶“瀹茶法”迟迟没有发展起来，据说就与《吃茶养生记》的影响有关。
难能可贵的是，荣西还吸收了中国茶文化中不仅把茶作为一种医治肉身病体的饮料，还是一种修身养志饮品的观念。把饮茶这种日常生活同生命哲学紧密相连。中国茶道发端于僧院之中，茶圣陆羽称之为“精行俭德之人”的饮料，是开启智慧，拔除心灵迷障的良药：“其饮茶醒酒，令人不眠。饮真茶，令少睡眠。眠令人昧劣也，亦眠病也。”茶既能养生，又有利于清修，是祛愚除昧的良方。在这里，茶经由日常饮料到治病良药再到修行利剂，这样一条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提升之路，“开门七件事”之一由此和修身养性建立关联。这种茶禅并举的做法，虽然与后来在千利休手中才告完成的日本茶道还有很大距离，但荣西法师的肇始之功不可磨灭，他被后世尊为“日本茶祖”，盖源于此。
与禅宗一样，荣西在日本倡导的饮茶文化，最终也是借助当权者的权威，自上而下推动而成。据镰仓幕府史料《吾妻镜》记载，当时镰仓幕府将军源实朝因饮酒无度，经常宿酲不醒，又兼患有热病，百医无效，颇为烦恼。建保二年（1214）2月4日，源实朝宿醉不醒，请荣西前来诵经加持。荣西命寺中送来一盏茶献给将军喝下，顿感神清气爽，荣西又将《吃茶养生记》进呈源实朝，讲授吃茶养生概要，并指导将军以茶养病以尽天年。由于得到以将军为首的幕府最高层的认同，从镰仓时代初期开始，饮茶习俗在经过长久沉寂之后又在日本流行开来了。
荣西的《吃茶养生记》最初只是以手抄卷本的方式在京都的禅寺之间流传。江户时代活字印刷技术被应用在出版业上，很多古代经典得以普及。元禄七年（1694）《吃茶养生记》首次以木刻版的形式在京都出版，从写本进入印刷时代后，《吃茶养生记》引起了茶道界和医药界的重视，群起而研究，这部被奉为“日本茶经”的经典才广为人知。
荣西禅师于建保三年（1215）7月5日在建仁寺入寂，享年75岁。每年4月20日，荣西诞生日那天，全国临济宗寺院的四大寺庙建仁寺、建长寺、圆觉寺、东福寺的高僧大德和茶道界人士都会云聚建仁寺，举办纪念荣西传茶功德的“四头茶会”，是典型的禅院茶礼。此外，每年还有一次面向全国公众开放的“坐禅茶会”，体验荣西时代的茶与禅。据说每次网上一开放报名，名额立马秒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