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僧与大唐茶事

因为近邻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体，日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与中国王朝往来，并积极输入摄取其先进的文化制度与技术文明。从7世纪到9世纪，日本积极与中国开展邦交，频繁向中国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波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从607年到894年近三百年间，日本曾派遣遣隋使5次，遣唐使19次。这一时期，日本通过从唐朝引进了在当时十分先进的政治模式——“律令制”，国家社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此同时，饮茶习俗也被遣唐使带回国，成为日本茶文化的滥觞。

遣唐僧成为文化交流的主体

遣隋使、遣唐使主要由官方使节、贵族子弟与寺庙僧人构成，他们既是外交使节，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其人员构成和规模在各个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处于盛期的8世纪上半期的遣使规模最大，遣唐船队通常由四艘豪华大船组成，人员在五六百人左右。他们中有正使、副使、水手长、翻译、文书、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留学生、僧侣、水手、水兵等。这些经严格挑选出来的人员代表日本各行各业的精英。特别是留学生和僧人，他们肩负着学习中国文化的使命，在唐朝留学，时间短则一两年，长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在华学习生活期间，他们也不同程度融入中国的生活，领略各地风土人情，广泛接触各方人士，甚至娶妻生子，最后满载而归。而留下的留学生、留学僧则被送进国子监和长安地区的各大寺院，分别拜师求学。据载，隋唐时期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留学僧合计二百多人，其中名垂史册、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就有上百人。

日本通过遣唐使制度，借助遣唐使、留学僧所发挥的作用，为自己找到一种学习先进文化的模式。古代因为仿效学习唐朝的文物制度，从而使得天皇制国家的文明进程大大提速。从大化改新到班田收授法的实施，从兴建王朝都城奈良和京都，到编修国史《古事记》和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从制定官位十二阶到成立大学寮培养贵族子弟等，无一不是仿照大唐。飞鸟白凤文化可以说就是唐朝文化的投影。在文化上，编撰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和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假名文字体系，以及模仿唐朝样式的建筑、雕刻绘画盛极一时，甚至在皇家权贵等上流社会的阶层之间，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都渗透着大唐文化的气息。

延绵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出身寺庙的僧侣继续成了文化交流的主体，他们在学习中国佛教的同时，也将唐朝长安的生活方式与时尚传到日本。像永忠、空海、最澄等日本僧人在大唐留学期间，正是中国茶文化史上开始进入兴盛的时期。

大唐茶事

如前所述，中国茶叶起源于巴蜀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扩展至荆楚之地，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越地区有所发展。但就北方来说，直到唐朝初期，无论是饮茶习俗，还是茶树种植和贸易都远远没有普及开来，因此尽管在隋唐之际，日本频繁向中国遣使，但这一时期两国交往记录文献中罕见有关茶叶的记载，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饮茶没有上升为中原王朝的主要饮料。但这一情况，到了中唐时期有了很大改变。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从大唐开国至中唐时期，李氏王朝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空前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为茶事的进一步普及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唐也是禅宗在中土迎来隆昌的大发展时期，茶先是成为禅门僧侣修行辅助饮品，然后流传普及民间。对此，唐代学者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有详细记载：

开元中（713—741），从山东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速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

在中唐时期，茶不但在中原流行，甚至辐射到塞外，连游牧民族也趋之若鹜，因此封演不胜今昔之叹：

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封氏闻见记》分别记述儒道、经籍、人物、地理和趣闻，是研究唐代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要资料，尤其难得的是书中对当时蔚为潮流的饮茶风俗有生动的记录，展示了唐朝饮茶大兴的基本情况：

楚人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劳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文中出现的“茶道”，当然有别于后来经日本茶人之手革新而臻于大成的集饮茶法与审美于一体的茶汤之道，却道出了中唐之后饮茶大行其道的关键因素，即陆羽《茶经》一书的推动作用。这对于研究日本茶道文化的精神起源，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因此值得一书。

陆羽（733—804），字鸿渐，湖北竟陵人，是生活于中唐时期的学者文人型茶学家，《新唐书》卷196《列传》中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详细的介绍。“安史之乱”中，陆羽随难民潮流徙到江南，他以生产名茶的湖州为中心，对吴越一带的茶事进行踏查研究并参之于古文书的记载，经过反复增删修订，《茶经》一书大约在775年定稿。

《茶经》分十篇，计7000多字，书中内容大略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制茶内容。由记述茶树的栽培生长的“一之源”与“八之出”；记述茶的生长条件、产地和生产制作工艺，以及茶叶的采摘、调制和贮藏的“三之造”；此外，还有介绍制茶道具的“二之具”，这四篇都属于制茶内容。

第二部分是茶的品饮方法。其中包括介绍茶道所需的24种器具及相关用途、使用方法的“四之器”；介绍炙茶要领，包括选用燃料、鉴别水质、掌握火候和如何产生茗渤（茶沫）的“五之煮”；此外，还有论述品茶时应该注意的九个事项的“九之略”，也都属于这个专题。

第三部分是讨论茶的功效。这部分内容主要援引史料中饮茶掌故与名人逸事的“七之事”。

第四部分是描绘制茶的要领和吃茶法式的图谱“十之图”。为了便于读者或初学者更直观地把握制茶、饮茶的法式，陆羽将《茶经》中的相关内容绘制成图卷，张挂在茶室里，以便学茶者一目了然。

《茶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茶学著作，陆羽堪称世界茶学之祖。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不是一般植物学或园艺学意义上的“种树之书”，而是一部兼具技术含金量和文化理想追求的艺道之书。陆羽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能诗善文的文艺修养，还有不同凡响的朋友圈都为他的茶增添了浓郁的精神文化底色。陆羽定居湖州时，与湖州太守、书法家颜真卿过从甚密，是颜府诗宴雅集的座上宾；他与妙喜寺的诗僧皎然和尚更是知音茶友，经常一起品茗赋诗，交流品饮技法和心得。而皎然就是在茶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作者，“茶道”一语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就是在皎然的茶诗中……与这些当世文化巨擘的交游，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陆羽对茶的理解高度。《茶经》的横空出世，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它将茶从介于药用、食用和日常饮料的物质层面，升华到文化艺术的精神范畴，确立了茶的表现形式和精神理念。正是中唐时期站立在时代文化制高点上的精英们，赋予了中国茶以精神的维度，方才有了茶道理念的传世。

就在这些爱茶、饮茶、研究茶的诗家、宗教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文化人周围，大唐活跃着许多来自日本的使臣和留学僧。如果将《茶经》的成书时间与日本国史《日本后纪》相对照便可知，这段时间在日本文化史上大放光芒的很多学问僧就生活在长安或江南。比如，于宝龟年间（770—781）永忠和尚来唐求学，一住30年，把中国住成第二故乡；而公元815年，最澄和空海都先后来到唐朝的江南或首都长安；也就在这一年，从长安归国十年的永忠和尚向嵯峨天皇献茶——也就是说，遣唐僧们在唐朝学习生活期间，正是陆羽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茶道得以确立的时期。因此，唐人的饮茶之道被以永忠和尚为代表的遣唐僧传到日本之初，起点就很高，并一开始就具有文化性。

遣唐僧与茶事东传扶桑

迄今为止，日本最早的饮茶记录是平安初期永忠和尚给嵯峨天皇献茶的史实。这则记事见于《日本后纪》，时间在嵯峨天皇时代的弘仁六年（815）4月23日。其中写道：

癸亥，幸巡近江国滋贺韩崎，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众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寺奏风欲歌舞。

《日本后纪》是继《古事记》《日本书纪》之后又一部官修史书，于公元840年成书，记录从792年到833年四十年间的朝廷大事记，类似编年史，由大学者藤原绪嗣主持编撰，是一部正史，因此这则嵯峨天皇在梵释寺接受大僧都永忠献煎的记载成为日本茶文化史上最早记录茶事的信史，弥足珍贵。永忠和尚也因此成为名垂日本茶史的文化人物。

永忠（743—816）留学中国的情况，也有唐朝方面的文献可以佐证，据释思托所著《延历僧录》载，日僧永忠于宝龟初年（约775年前后）随遣唐使赴唐，在长安西明寺进修，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归国。西明寺在唐都长安城里，在当时凡是到长安留学的日僧都被安置在这里学习中文和中国风俗文化，类似大学预科。学成后再安排到各地寺院学佛。但不知为何，永忠逗留唐时间竟超过30年，而且一直没有离开西明寺，这有点不寻常。有学者考证，永忠擅长汉语，个性随和又老成持重，所以被唐朝安排在寺里，协助唐朝方面对日本留学僧在唐期间的学习生活进行管理，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永忠归国后即受到崇高礼遇，被天皇授予“大僧都”称号，这是代表朝廷对宗教人士最高赐封级别，此前享受过这一殊誉的，唯有奈良时代（710—794）东渡日本的鉴真一人而已。

永忠在长安学习生活的年代，大致是中唐初期。在唐期间虽然也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唐朝的社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盛唐气象还没有完全消失，饮茶作为一种高雅习俗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特别是建中、贞元年间，饮茶之风迎来了兴盛阶段，成书于唐大中年间的《膳夫经手录》虽系烹饪专著，但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谈论茶，可见当时茗饮风气的流行。书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至开元、天宝之间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后已盛矣。”这一时期，茶圣陆羽已经横空出世，饮茶之风随着《茶经》的传播而更趋盛行，这从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等人的诗中频繁出现的茶诗可见一斑。在这一时代风潮吹拂之下，身在帝国中心长安的永忠，还有和他一样当时在唐朝留学的日本僧人，如最澄、空海等，深受感染熏陶是不难想象的。

更何况，茶在唐朝流行之初，便与佛门结缘。对寺院僧众来说，饮茶不只是开门七件事，更是僧家修行之必备饮料。唐代佛教极盛，戒规极严，僧侣限于戒律不能饮酒，而以茶代。兼之坐禅学律，要求精神高度集中，饮茶可以解困提神，清心寡欲，所以饮茶之风先盛于佛门。陆羽本人就是寺院出身，在《茶经》中就说饮茶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唐代被佛教界奉为禅门规范的《百丈清规》（唐百丈怀海撰）里就把以茶礼佛、以茶待客、以茶修行当作佛门必修的三项课业。中唐以后茶已经成为佛门一日不可或缺之饮品，大凡名山古刹，都有专属茶园以供寺庙日用。

留学唐朝的日僧中，与茶因缘甚深者也不在少数。永忠在长安西明寺学习生活时间如此之长，对于长安的饮食生活浸染很深，可以说完全被唐化了。20世纪末曾在西明寺原址上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个唐代茶碾，底座镌刻“西明寺”三个字。茶碾是研磨道具，用来研磨草药或茶饼，这是当时饮茶的最主要工具。陆羽时代的饮茶，是将茶饼炙烤后掰成碎块，放在茶碾里磨成细粉，再放入茶釜里煮开、饮用。寺庙有专门定制的茶碾，可以看出当时饮茶之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饮食生活的丰富性。永忠生活其中，久之成习，以致后来回到日本的最初一段时间很不适应。史料中有一则永忠写给佛教管理部门的“叹愿书”，抱怨日本寺庙饮食粗陋不堪，要求有司改善斋日的饮食标准。因此作为一个深受长安精致文化生活熏陶的日本人，回国之际自然会将某些习惯带回日本，比如饮茶。同时为了能在日本永久享有这种唐朝独有的饮料，便将茶种也带回日本种植，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完全可能。

永忠在唐朝度过大半生，回国后，辗转在畿内的寺院弘扬真言宗。晚年任近江国（今日本滋贺县）韩崎崇福寺的住持，直到圆寂。归国十年，他播撒在近江国的茶籽已经郁然成林，那年初夏某日，因嵯峨天皇的偶然造访，史官无意中记下的一笔，竟成就了日本茶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第一页。

与永忠生活同时代，而且有着类似经历的遣唐僧还有最澄和空海，他们两个也是震古烁今的文化巨匠，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人知。

最澄是与永忠同年归国的遣唐僧。公元803年4月，最澄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赴华，因遭遇飓风半途而废折回日本。翌年夏天再次从肥前国的松浦（今佐贺县）出港，最终抵达宁波，在天台山学习。后来因缘际会得到天台山佛胧寺住持行满的知遇，授予牛头禅法及天台经典82卷。最澄于公元805年春回国，在唐只有一年时间，不过在茶文化的熏陶上，却有着颇为独特的体验。因为天台山不但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也是江南一大产茶区，在天台山，饮茶习俗深深渗入寺院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中，很多寺庙都有一套与茶事有关的规制，比如天台宗寺庙中的“行茶”，既是寺庙礼仪，也是修行法门之一。所谓“行茶”，就是每天为佛像献茶，为寺庙住持和僧众上茶，向檀越、施主敬茶等礼仪。这项日常茶事有专门负责人叫“茶头”，也是一种修行法门，最澄师事的行满法师在成为主持之前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一称呼后来传到日本，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一度成为茶道的最高职称。

唐贞元二十年（804），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天台山修习天台宗的最澄学满归国，临行前当地官员和天台山的高僧大德举办盛大茶宴为他饯行，在获赠的礼物中，除经书章疏230部460卷、图像法器外，还有天台山的茶籽。最澄回到日本后将茶籽播种在京都与滋贺县交界的比叡山的日吉神社，在神社的茶园至今立着“日吉茶园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