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千大泉

她叫大泉，是日本短期班学生。个子在班里最小，小手小脚，小鼻子小眼。钱包好像最鼓，气儿也最大。她那神情气势简直就是个目空一切的小老鼠捷吉。进出教室总是背着手，高抬腿，像个微服私访的高官。她父亲是木材富商。听说跟中国人做生意，后来出了点儿疙疙瘩瘩的什么事。大泉是学经济的，还听说这是她老爸的御旨，但我觉得她对政治也颇为关注，好像还带点儿刺儿。

1

一次在阅览室，我正为学生做个别辅导。不知哪个学生说了一句：“中国政府对我们日本历史教科书提出质疑。”我就听大泉说：“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是那个国家自己的事。别人无权管。”

我想如果大泉的汉语再好一点儿，她会使用更厉害的词。因为说完，她便瞥了我一眼，那目光显然带火药味儿，也在试探，因为我是这个屋里唯一的中国人。

我起身走到屋前说：“历史教科书是说给子孙万代的，当然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历史。”接着我说，我母亲告诉我，我外婆家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日本侵略者烧光的。我还说了我家乡村里受难的事。

阅览室里，没有谁说话。日本学生很少当面提意见，大泉却像个律师。小姑娘起身，我觉得她好像一下高了一块儿。不用说，准踮着脚呢。小姑娘懂礼貌，不好意思问我的年龄。只是“请问”我什么时候出生的。我告诉她1943年。她长长地“哦”了一下，说：“我明白了。谢谢。”

坐下了。非常像个资深的政治家，也特别像一个大律师在做她颇有心计的陈述。表情和声音里都有潜台词。我知道那弦外之音是：“听说的，不足为证。”我心里有些难过，但我仍真诚地告诉他们，事实总比话语来得坚实。我请他们在中国大地上多走走，多看看，也多问问。

2

结业，我们走出了校门。到中国广袤的大地，读历史，看今朝，思未来。

出门，大泉好像早就忘了自己政治家的形象了，倒像只小老鼠。每到一处，她就一下钻进工艺品小卖部里。她个儿小，人家趴在柜子上看，她在人家身子底下钻来钻去。每次集合，我必须亲自提溜她出商店门。同屋敦子说，她买了一大提箱东西啦！还要买。

在西安看大雁塔。小老鼠在高耸的大雁塔前“啊啊！美妙！”了一通便钻进工艺品展卖部了。我等在外面，没等我叫学生集合，大泉忽然出现在我眼前，样子怪怪的：双手叉着腰，伸着脖子，向我仰着脸，不说话，光是一声一声地“啊！啊！”。我睁大眼等着她，好一会儿她才说：

“老师，为什么？为什么？”

我知道，一定有麻烦了。可我的日语不好，大泉好像一时忘记了说汉语，一边叽里呱啦说日语，一边用手在空中划个圈，然后伸开手掌像个刀，再一切。我不明白。她又用英语说：

“Cut ! Cut !（切）”

我的天！什么地方砍了一刀？我忙看，原来大泉内裤的裤带断了。难怪她一直叉着腰不动呢。我当时真是啼笑皆非。怎么回宾馆呢？心想，小日本的产品，原来也不怎么样！（我根本就没想到，我的学生连内衣都在中国买。后来知道这里东西比日本便宜多了。）我想去找条带子吧，可大泉满脸惊疑，满脸困惑，仍不肯挪步：

“为什么？我刚买它，在中国。”

她把“中国”两字说得重重的。我看到大泉圆睁的小眼睛里跳出一抹鄙视的火花，好像我就是那商人。我没吭声，没办法，谁叫我们的同胞不争气呢？

那天我们至少有三个人的鞋带都支援给了大泉的内裤，因为她穿的是短裙。我们的队伍叫人哭笑不得。一个兵不断地叉腰（提裤子），三个兵拖拉着鞋，后头还有几个不断“哧哧”拾笑的。

回到宾馆，我在精品屋给大泉买了一条内裤。不知是因为我送给她东西，还是因为那东西确实精致，大泉礼貌地向我道谢。

我问她：“你在中国哪儿买的？”

大泉回答：“在大街上。”说完大泉翻了一下眼睛，立即又说：

“您胜诉了。”

我当时只是顺口问问，没想到，大泉又想起阅览室的弦外之音，像个律师。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大泉又说：

“您胜诉了，其实不是。”

原来大泉刚才说了半句。这个小鬼头！她说：

“您真的没胜诉。大街、商店仍是中国。在日本不是精品，一定要全部销毁。”

于日本，也许我心里总有堤坝。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学生的诚意。现在我修改这篇文章，想来那确实值得我的国家深思。

我想起在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商店，我都看过这样的招牌：“这里没有中国货。”开始我还挺得意，以为中国货走俏。后来才知人家是表示没有假货。

还有在拉脱维亚，我爱人买了一双旅游鞋，谁知刚一个星期，后帮子就破了。我俩理直气壮地找到商店。老板一看鞋底，眉毛得意地一扬，大声地“哈”了一声：“柯塔亚！柯塔亚！（拉语：中国）”我现在还能想起我俩当时的狼狈相，真是慌不择路地跑出商店。在国外，中国商品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

可惜，面对大泉时我还没有这么深的体会。但我还是同意我没胜诉。那就是假冒伪劣商品。我说中国经济刚转型，以后会好的。但我强调任何国家都有社会不良现象。大泉勉强点头。

3

第二天下午了，当骄阳收起烈焰向西天退去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又踏上驶向南京的列车。雄浑的西安古城楼镶嵌在一片玫瑰色的晚霞之中。古城的轮廓苍劲，遒健，恰似一条昂首欲飞的蛟龙。远望古城楼，我忽然心生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不但渴望着祖国的强大，也渴望祖国形象的完美。

到南京，我们又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37年12月那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里发生。三十万同胞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向世人控诉着当年日军的野蛮与残暴。那真实照片所示的日本侵略者杀人手段之残酷，使我不忍直视；那依然还在的累累尸骨，那依然历历在目的血迹，好像都层层叠压在我的胸口，使我难以喘息。三十万同胞的冤魂啊……

我真不愿把那些提着人头的刽子手和我身边的日本学生相提并论。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因为我不由得又想到我那被日本兵烧死的哥哥，烧成一片废墟的家乡故土。因为这些屠杀我父辈同胞的刽子手，他们的后代就在我的身旁，他们是我的学生，是我和我的同胞用心血培育的学生……

我疲惫地坐在大厅里的木台上。头在疼，内心和感情都在分着瓣……

大厅里参观的人一队接一队，却显得寂静、空旷。除了讲解员的声音，偶尔可以听到人们挪步擦地的声响，静得甚至可以听到人们的喘息声。平日吵吵闹闹的学生，三三两两挤靠在一起，一脸肃穆、一脸惊骇。小个子大泉躲在伙伴的身后，摽着人家的胳膊，从伙伴的肩头上看。小姑娘红扑扑的小脸变得苍白，她往日高抬的步子今天却在一步步地挪蹭。

忽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的日本弟子们今天都讲起了蹩脚的英语。他们看展览说明的样子，也怪怪的：人站在英文说明之前，眼却不时地瞥向日文。我问学生，参观时为什么讲英语？他们不好意思地回答我：

“在那里，我们怕人知道我们是日本人。”

唉，他们毕竟还是些孩子。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我同时又感到，任何一个人的命运乃至情感都是那么紧密地和自己的民族相连。

4

出来集合又没了大泉，还加上班长。正要问，他们回来了，看不见大泉的脸。他们各自抱着一大捧鲜花。每人拿一束，整齐地排好队。

悼念广场上烛火长明，迎面石壁上刻着“遇难者300000”的黑色大字。全班默默地把花恭恭敬敬献在了石壁前，恭恭敬敬站好，默哀，深深地鞠躬敬礼，也向我深深地鞠躬敬礼，向周围的中国人深深地鞠躬敬礼。

回宾馆上车，大泉又是怪怪的，她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上车）。她把她的小胳臂小腿儿伸成一个“大”字，一脚踩在轿车上，一手拉着我，对我说：

“车上是日本，老师是中国，我要做大桥。”

哈，我们这个小老鼠捷吉（她可爱时，我这样叫她）真是180度转满舵。接着她使劲跷起脚，伸着胳膊扒着我的肩头，把她凉丝丝的小脸儿贴在我的面颊上。我感到一阵热浪扑来，心里的堤坝一下冲垮了。可爱的年轻人……可爱的年轻……

那天，我是那样强烈地感到，人类的教科书第一行字就要大写上：

“良知！和平！”

5

第二天破晓，我的学生要去上海机场飞回国了。大泉来告诉我，他们班有话要跟我说。我来到宾馆门前，看到我的学生们把手中一只只小白鸽高高举起，放向天空。小白鸽不多，几只，然而，那翻飞的白鸽在青蓝的天空上，顿时写满了“和平”“友谊”。

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从哪儿买来的。我扭头找大泉，大泉把一抹调皮的微笑和许久的激动留给了我，转身跑了。

回校上课了，又一律忙，和大泉的恩恩怨怨也就没时间提了。过了许久，收到大泉的一封信。那是一封真正的道歉信。大泉为日本的教科书道歉，为南京的惨难道歉，也为她向老师发的小脾气道歉，还为她父亲买中国的红木道歉。这最后一个道歉，是我后来去云南昆明开会才明白的。红木是中国濒临绝种的珍贵树种。

大泉说：“老师，我现在学经济法律。如果我将来真能做国际经济法律律师，老师放心，无论面对哪一国，我都将站在事实一边。”

这个小老鼠捷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