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由法国学者蓝克利倡导和组织的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究竟遵循的是何种研究路径，其学术渊源到底在哪里？在此，我们依旧采取逆向追踪的办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先从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发起“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这一项目的缘由说起。事实上，蓝克利在进行该研究之前已对中国水利史有过极精到的研究。如台湾著名环境史专家刘翠溶教授在谈及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时，最津津乐道的便是1993年由她和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生态环境史学术讨论会，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早举办的以中国生态环境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影响甚巨。在参会的十余位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外国学者中，法国学者蓝克利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均在其列，二位学者后来均参与了“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研究项目。著名环境史学者伊懋可盛赞“魏丕信教授是研究中国帝制后期官僚及其在经济与福利方面之角色的权威。蓝克利博士是一位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专精于研究宋代的淮河水利”。在这次会议上，蓝克利发表了《黄淮水系新论与1128年的水患》（From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Huai： New Representations of A River Network and the Hydraulic Crisis of 1128），魏丕信发表了《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Clear Waters versus Muddy Waters： The Zheng-Bai Irrigation System of Shanxi Province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尽管蓝文研究的是宋代的黄河水患，魏文探讨的是清代的关中水利，但二人的研究视角、行文风格和最后落脚点却如出一辙，气势非凡。研究中，二人均未单纯就水言水，而是将水利及环境问题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如蓝克利在结论中明确提出“我自己的意图在于指出政治史和财政史是怎样完全得以确定可以影响环境的选择”；魏丕信则针对帝制后期陕西历届官员试图恢复郑白渠灌溉系统的努力屡屡失败的现象，敏锐地指出“那是因为几世纪以来（官员们）尝试驾驭不再能够‘自然地’为农业服务的资源，已使环境、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全面结合在郑白渠的等式中失去了平衡”。这种整体史的视角，紧密结合时间与空间尺度，将人的思想与行为置放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问题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的学术风格，明显具有年鉴学派的影子。可谓蓝克利和魏丕信等法国学者水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路径。1

顺着这一路径再往上追溯，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对区域专题包括水利问题的研究其实是法国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传统。众所周知，法国人文地理学在近代地理学肇兴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国地理学主要是按照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一个人的思想发展下来的。作为法国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先驱者，维达尔著有《人文地理学原理》（1922）一书。在该书中，他针对18世纪以来地理学界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适应，则由于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这发展成为他的“或然论”观点，在研究人地关系上形成了维达尔学派。不仅如此，在研究地理学的三十多年中，他还坚持地理学研究应该集中在个别区域上的观点：“这些区域要小和容易进得去到这样的程度：人们能够在野外、群众中间和档案馆的书架旁进行彻底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地球上的土地和居民归纳出准确有据的概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鼓励并督促学生撰写了一批区域专题论文，从而使小区域研究成为法国地理学的一大特色。其中，让·布吕纳以其在西班牙旅行考察的经历，完成《水利灌溉：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地理条件、方式和组织》一文，并于1902年发表。该文与1902年德·马东男关于瓦拉奇亚的研究，1905年阿·德芒戎关于皮卡迪的研究及1906年拉乌尔·布朗夏尔关于佛兰德的研究成为维达尔区域地理学思想的第一批研究成果。

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涌现出许多学术性区域专论，其中很多涉及水利问题：如D.福歇的《罗纳河中游的平原和盆地》（1927），德方丹的《加龙河中游各地的居民及其劳动状况》（1932），罗歇·迪翁的《卢瓦尔河流域》（1933），皮埃尔·乔治的《罗纳河下游区域》（1938），等等。在此，我们仅以罗歇·迪翁的《卢瓦尔河流域》为例来说明法国人文地理学的这一传统。该书共三册，第一册研究卢瓦尔河谷的自然特征——面积、气候、地形和河流，特别是河流平原和水文变化的特殊性质；第二册研究人类改造河流平原及其与变化无常的洪水作斗争的历史，因而对从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中建设的控制河水的堤坝作了重点介绍；第三册通过古代农村传统、19世纪的农业革命和今天的农业类型，特别是葡萄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证明，来研究河谷地区的农村生活和组织。这一风格显然与蓝克利和魏丕信二人的研究具有很多相似特征，反映了一种学术传承和辐射关系。可见，作为区域专题的水利问题，自布吕纳开始就有极高的学术起点，并有着丰富的学术积淀，形成了成熟的研究风格。这一风格对后来从事汉学和中国史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法国的年鉴学派与该国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原本就有极深的渊源。法国史学界非常善于从本国地理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受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的影响。熟悉年鉴派史学的人都知道，年鉴学派的三代人物及其著作中，自始至终均贯穿着区域研究的特点。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则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提道：“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2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3。由此可见，法国历史学者蓝克利和魏丕信所从事的中国区域水利史研究，乃是法国人文地理学传统和年鉴派史学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流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其研究路径则滥觞于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让·布吕纳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水利灌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