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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项由中法学者共同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在中外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该项目主持单位为法方的法国远东学院和中方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项目组成人员15名，包括中法双方的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和金石文字等多学科的学者。项目组历经4年（1998—2002），完成《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4部，涉及陕西关中东部及山西西南部的灌溉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共计六个县份。这套资料集已由中华书局于2003年先后出版。

在我看来，这套资料集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称道，一是较好的切入点和问题意识。该书总序称这一研究的目标“是由县以下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切入，并将之放在一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考察，了解广大村民的用水观念、分配和共用水资源的群体行为、村社水利组织和民间公益事业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华北基层社会史”（总序第1页）。这一定位与时下国内社会史学界正在进行的水利社会史研究意图颇契合，具有借鉴价值。二是比较娴熟地运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观察细微，调查全面。尤其在《不灌而治》一书中，还增加了田野调查报告，保存了珍贵的口述文本，便于解读看似孤立的民间历史文献，具有示范性和方法论意义。三是抢救和整理了大量未公开的民间水利碑刻和文献资料，扭转了学界一般所认为的华北地区缺乏水利资料，水利系统不够发达的“偏见”。

这一特点也同样得到了以研究中国水利史见长的日本学界的高度重视。据笔者了解，研究中国水利史已有多年，成就斐然的日本学者森田明教授、好并隆司教授，最近已利用该资料集撰写论文数篇，并积极地向日本学术界译介这一最新成果。众所周知，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展开，以研究中国农业史著称的天野元之助的系列著作中就大量涉及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有关内容。而天野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其本人亲身参与的华北满铁调查基础上。与天野类似，其他一些满铁调查员也以此为基础，通过探讨水利组织及其特性、水利组织与国家权力、村社组织的关系等，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水利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学说的影响，当时的讨论基本上围绕亚洲社会“停滞论”展开，其研究也有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色彩。战后日本学界对此进行了反思，抛弃了停滞论，转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性及其变革的因素。到20世纪60年代，围绕华北水利共同体是否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著名的论战，参与论战者多为具有满铁调查经历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一讨论前后长达十余年，研究者摆出各自所掌握的证据证实或证伪水利共同体的存在。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日本学者在努力摆脱魏氏学说影响后进行的学术努力，尽管论战结果未分胜负，却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一个高峰并且深刻体现出日本学者的研究特色。时至今日，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从总体上并未超越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观点，首先，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是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魏氏学说影响较深。魏特夫治水理论则是在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论述中引申并发展起来的。其二，日本学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水利共同体的讨论，也是受到欧洲史学思潮的影响，因为共同体的提法最早始自德国的社会历史学家滕尼斯。明治前后日本的农村社会因与中世纪欧洲的农村具有相似的特点，因而在本国社会研究中，日本学者也使用并推广了共同体理论，形成了村落共同体的学说。后来，日本学者在对中国村落社会的研究中，也习惯性地使用了村落共同体理论来进行分析和求证，并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中也试图运用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再结合时下森田明、好并隆司等人对前揭成果的重视和译介，不难发现：日本学者与法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水利史时具有不同的学术路径。水利社会史并非源自日本的中国水利史学界，也并非魏特夫的治水学说，应当另有渊源。